本刊上期报导中共领袖胡锦涛在九月四中全会的内部讲话和有关指示后，引起传媒和读者的广泛重视，大约同时出版的香港亲中镜报月刊和稍后出版的亚洲周刊都有内容近似的报导。看来，胡锦涛将要在意识形态管制上推行极左路线，并非一种臆测，也有近年来不少事例可以佐证。
不少评论分析了胡锦涛的个人素质与仕途背景，有必要补充的是，中共最高权力的传承方式可能比掌权者个人的品质更为重要。换言之，中共的接班人制度必须再予审视。
胡锦涛何德何能大权独揽？
问题的直观，其实很简单：一个十叁亿人口的大国，一个六千万党员的大党，加上一支叁百万兵力的军队的最高领导权，交由一名元老指定的接班人执掌，斯人何德何能肩负如此大任？其合理性与合法性何在？
这种权力授受的性质，中共自身早有定论，叫做“权力高度集中”，而我们则称之为“独裁”。被中共尊崇为改革大师的邓小平，在一九八○年八月十八日作了一个他一生中可能是唯一的一篇存有“历史价值”的讲话《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这篇讲话的重心，就是批判“权力高度集中”。他开宗明义提出四条要求：一、权力不宜过份集中，否则容易造成个人专断，破坏集体领导，产生官僚主义。二、兼职副职不宜过多。叁、解决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问题；四、解决好交接班问题。邓小平还分析造成家长制、终身制和特权的根源，与中国历史上封建专制主义和共产国际的个人高度集权传统有关。这种弊病“导致了文革十年浩劫”，“使我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这些分析，我们都可以接受。邓为甚么可以表现得如此英明？那是文革的记忆犹新，毛泽东的无法无天，对他们说来比亡党亡国更为沉痛，代价更高，多少中共干部、知识份子及平民百姓无辜死于暴政之下。因此，痛定思痛，邓有了一番入骨的反省，并制定了一系列分权政策，例如领导人退休制（后来以年龄划线实行到今天）。权力分散、下放最像样的是八十年代，犹如叁套马车式的集体领导制，党政军大权分属叁人。八十年代中共体制是以胡耀邦、赵紫阳之名载入史册的。邓胡赵分担军委主席、党总书记和政府总理主要职务，国家主席另由第四人出任。
邓小平从分权退回到专制传统
八十年代这个以胡耀邦、赵紫阳为代表的中共第二代执政时期，建立在对文革和整个毛独裁时代的反省基础上，贯彻至今的改革开放战略均在胡赵时期奠定成形，但是在政治路线上，因为有第一代馀孽元老帮的强大掣肘，改革极为艰难而有限，最后党内外矛盾集中爆发在八九民运上，胡赵的主导权先后被推翻，六四惨案给有希望的八十年代划上句号。
具有大家长地位的邓小平从支持胡赵路线转为正统，“六四”的震撼和随之而来的苏联东欧巨变，给邓的教训不止是撤换领导班子，他深谋远虑，更重视制度的力量，决定废除分权制。虽然没有见诸于党的决议与文件，他们实际上采取了这样的步骤：把党政军大权集于一人，不管这个人如何平庸，只要他们认为忠诚可靠，便可以防患于赵紫阳戈尔巴乔夫式的人物上台掌权。
这就是江泽民胡锦涛大权独揽的由来。这无疑是邓小平的设计，虽然他对毛的独裁感触很深（如前引八十年代讲话所示），也曾有意尝试改革，但八九民运与苏东之变的震撼使他对毛时代的记忆早已“好了伤疤忘了痛”，他的实用主义脑子和在中共体制内打滚一生的经验，令他完全没有其他理性资源可供利用，从六○ 年代主持反修斗争到生命最后，他都迷信“我们的优越性，就是一下决心，立即执行，不受牵扯。”他多次声言，反对西方叁权分立，多党制。在他的逻辑中，必定认为，分权会导致党的权威削弱，乃至西方体制的侵入。八九动乱，苏联瓦解绝对是证据。
我们说共产党极权主义，在江泽民、胡锦涛集权模式上，找到了当代最保守也是最肆无忌惮的例证，中共做得如此极端，已经无出其右，即使是斯大林、毛泽东那样的大独裁者，他们在形式上也没有囊括党与国家的全部最高职位，至少他们可以不做国家元首。江胡高度集权只能解释为这种体制的虚弱性，因为他们实在没有一点够份量的独裁本钱，无论是资历、人望，还是才能。他们只有抓紧党政军大权不放，害怕一旦有人可以与之平起平坐，他的权威立刻受到挑战。他们敢于接受这样君临天下的巨大馈赠，勇气来自百倍于大贪污犯的厚颜无耻。
不废除接班制中国没希望
可见，这种体制本身的腐蚀性，即使怀有开明之意的人物，落入其中，也必将被塑造成一个独裁者。在“邓小平思想”被定为一尊的中国现实，没有人质疑体制的缺失，只有对统治者善意的期盼，那是呼唤“胡温新政”最大的局限。在权力的大结构上已经回归毛式的“权力高度集中”，胡温纵有小修小补，但他们跳不出如来佛的手掌，胡锦涛从上台去西柏坡朝圣，“向毛主义倾斜”，直至最近意识形态上的杀机毕露 ...... 其来龙去脉已清楚不过。
当江泽民公然把拥有上千万信众的合法团体法轮功打成邪教加以镇压，把九八年民间温和的组党人士煌(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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