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在2004年即将结束之际，笔者应《社会科学报》和《东方早报》编辑的邀请，选出今年西方知识界具有公共性影响的事件进行回顾综述。所依据的资料主要来源于欧美知识界的报刊与互联网的报道与评论。由于笔者阅读与知识的局限，以下选择与述评远非全面与客观，仅供读者参考。网络版的文稿是综合了发表在《社会科学报》（12月30日）和《东方早报》（12月30日）的两篇文章以及其他资料综合改写的。
1. 《华氏911》掀起政治风暴
电影记录片《华氏911》可能是2004年度西方公共思想界最为引人注目的事件。导演托马斯·摩尔试图在电影中惊爆内幕：布什家族与沙特阿拉伯王室及本 ·拉登有密切的生意往来，而在911攻击发生前后布什当局先玩忽职守，使美国陷入恐慌，尔后出兵伊拉克转移民众的注意力。整个影片以辛辣的讽刺手法，激烈抨击了布什的反恐战略。今年五月《华氏911》在法国戛纳电影节获得金棕榈奖，关于美国政府曾试图禁止影片发行的消息广为流传反而成为最佳的促销广告。电影在美国上映的最初几周场场爆满，创下了纪录影片票房的历史记录。摩尔本人立即出版了两本新书，并在欧美各大传媒频频亮相，还成为《时代》杂志的封面人物。他毫不掩饰自己的政治动机：就是想要借此影响年底的总统大选，把布什赶出白宫！在方兴未艾的反布什浪潮中，《华氏911》成为知识界与大众传媒热烈讨论的话题。
这部电影无疑是非常“解气”和“解恨”的，但其立场的客观性与证据的可靠性却非常可疑。以这种愤怒的方式介入政治讨论是否正当便成为公共争论的一个焦点。有评论家坦言，“是的，电影是不公平的，是蛮横的，但那又怎么样呢？对不起，美国人已经没有耐心了！”。摩尔声称“华氏 911”就是“自由的沸点”。沸腾的自由不就是革命吗？影院中的群情欢呼以及传媒中风暴式的评论，简直掀起了一次“革命的狂欢”。但节日的兴奋总是难以持久。随后左右两派都有负面的批评。许多评论指出，整个电影完全抛开了纪录片惯常的审慎与客观的姿态，通过诱导性与煽动性的叙事剪接策略，大量使用阴谋理论与“情状证据”（circumstantial evidence），以达到谴责与嘲弄的效果。在知识论的传统派看来，摩尔的话语策略与布什战争宣传如出一辙。是“煽动性的政治宣传”，是好莱坞式的娱乐。革命的激情渐渐从沸点回落，而保守势力却趁机发起反攻，将“爱美（国）激情”推向“燃点”。一个温度更高的名为“摄氏911”的网站应运而生，专门收集对摩尔歪曲事实的批评、投诉以及各种负面报道。一部名为《摩尔憎恨美国》的新纪录片上市，导演威尔逊（Michael Wilson）检讨了摩尔的纪录片制作方式，批评他的不正当操纵手段。也有揭露“摩尔真相”的新书出版。整个论战透露出美国公共舆论在政治意识和文化态度上的严重分歧。
2. 德里达的“讣告风波”
法国著名哲学家雅克·德里达于10月8日去世，享年74岁。10月 10日《纽约时报》发表坎德尔（Jonathan Kandell）撰写的讣告，以轻佻的笔法描述了德里达的生平与学术生涯，对解构主义仅以“晦涩难懂”一言蔽之，引称说“许多并无恶意的人仅仅为了能减免理解解构主义的负担而期望它死去”。这篇讣告引起一场轩然大波，德里达的朋友与倾慕者们被深深地激怒了，在他们看来这篇讣告是“不公平的、无礼的、怀有偏见的”。十几位著名教授和学者分别致函抗议，认为《纽约时报》的这篇讣告是污辱性的，而将讣告的写作交给一名不学无术且心存恶意的作者，标志着时报专业伦理的堕落。加州大学Irvine校区的部分教授建立了“纪念德里达”的网站，在网上发起签名活动，目前已有来自世界各地的近4200名学人参加，形成了一场捍卫德里达的运动。
《纽约时报》在舆论压力下做出及时的应对反应。除了刊登一些言辞激烈的抗议信函之外，还在10月14日发表了泰勒（Mark C. Taylor）教授的正面评论文章《德里达究竟想说什么？》，称德里达将（与维特根斯坦和海德格尔一起）作为20世纪最重要的三位哲学家之一被人纪念。英国《卫报》在10月11日发表的长篇讣告中，对德里达做了较为全面和客观的介绍，也透露了学术界对他的非议与排斥。1992年5月，当剑桥大学决定授予德里达荣誉哲学博士学位的时候，以白瑞·史密斯（Barry Smith）教授为首的18位著名哲学家联名至书剑桥大学表示反对。认为德里达作为“哲学家”的作品没有达到专业学术所要求的基本的“清晰与严谨”。剑桥大学最后不得不启动特殊的投票表决程序来解决这场争端，结果以336票对204票通过了荣誉学位的授予。著名左翼文学理论家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曾发表《后现代主义的幻象》，对新锐左翼深怀不满，但这次对德里达却另眼相看。他在10月15的《卫报》发表《不要嘲弄德里达》，文章批评英国知识界的保守人士对德里达的嘲弄，认为多半是出于无知与误解。
德里达注定是个充满争议的人物，身前死后都是如此。除去意识形态的原因，德里达的讣告风波或许也反映出欧陆与英美的学术传统之间、以及所谓“后现代”与“正统”学派之间的争议冲突仍在继续。
3. 法国知识界讨论民族的认同危机
2004年的法国思想界弥漫着一种哀愁的气氛。还在德里达去世之前，知识界就在哀悼法国的没落。今年夏季法国主要媒体《费加罗报》（Le Figaro）发起题为“成为法国人意味着什么”的大讨论，从6月到8月间有40多位哲学家、政治家、学者和作家陆续发表文章。在此之前，已经有几本反思当前法国危机的著作（如巴夫瑞兹[Nicolas Baverez]的畅销书《没落中的法国》）在读书界引起关注，成为触发这场讨论的一个契机。许多文章弥漫着一种悲观的基调，透露出知识界对民族现状和前途的深重忧虑。讨论列举了法国衰落的症状：在全球势力中失去了原有的地位，在欧盟中角色的削弱，衰败的经济和高失业率、难以整合的移民族群等等。哲学家德尔索（Chantal Delsol）的一段话被许多传媒摘引：“一个如此辉煌的民族怎么会变得如此平庸、如此沉闷、如此禁锢于自己的偏见……，在今天做法国人就是去悼念我们不再拥有的品质”。她还表示，某些精英人士企图掩盖这种衰落，使人民得以生活在虚幻的自得之中，她对此感到羞耻。语言学家海格戈（Claude Hagege）认为法语正在走向衰落，而这与法国民族的衰落是不可分的。
这场讨论充满了对往昔伟大时代的怀旧情绪、对当前民族认同的危机感以及深切的自我怀疑与批判精神。讨论的发起者《费加罗报》编辑主任在总结中写到，过去20年的欧盟计划被看作是法国走向复兴与繁荣的独特道路，但这一承诺没有兑现。“2004年的法国是一个处在疑问中的民族”。一些欧美报刊对这场讨论做了报道。英国有评论家说，“法国是处于危机之中，但从来都是如此”。认为这种悲观论调不过是法国人过于内省和自恋的征兆。也有评论赞赏这种自我反思的精神，指出欧洲的许多国家实际上都出现了衰落，但惟有法国人能够这样坦白地讨论，而也只有在法国，这样的文章才会拥有广泛的读者。
4. 英国知识界反对“弱智化”的文化战争
但英国人其实并不缺乏自我反省。肯特大学社会学家弗兰克·富瑞迪（Frank Furedi）在9月推出一部新书，题为《知识分子都到哪里去了？对抗21世纪的庸俗主义》，声称以追求真理和介入公共事务为使命的知识分子正在英国消失，而一种“弱智化”（dumbing down）的文化正在蔓延，庸俗主义（philistinism）充斥着整个从学术、艺术到文化的各个社会生活领域。但富雷迪攻击的目标并不是平庸的大众，而是所谓“文化精英”及其主导的文化体制。他认为，在时尚而肤浅的文化多元主义以及后现代主义的影响下，文化精英越来越倡导“容纳”精神和政策，使大学教育向边缘和弱势群体开放，但这秩菽煽(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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