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让我们更为悲哀的是，在这样的历史关头，我们的哪一个民运人士、哪一个知识分子，哪一个维权人物，能够召集几十万人去天安门悼念赵公呢？为什么瓦文萨、哈维尔、尤先科他们能够轻易地做到这一点，而我们却做不到呢？
这是不是意味着中国民间反对派的贫困呢？这是不是印证了刘晓波先生的“中国的民间反对派，存在组织上的贫困、思想资源的贫困、道义资源的贫困”呢？
导致这些贫困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中共的原因，但是另一方面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在我们自身身上。在89年这个中国实现社会转型的最佳挈机，如果当时的赵紫阳能够站出来公开与共产党决裂，而不是妥协退让仅仅到天安门看望学生，那么结果也就完全不一样。如果枪响了以后，我们的精英人物不是选择出逃，而是留下来继续对抗，哪怕是面对监狱，可能结果也是不一样的。如果是这样，在今天就不会出现民间反对派的贫困，也就不会出现没有人能够组织几十万人上天安门的景况。当然，历史没有假如，但是，却有结论。当时的是非功过，我们现在可以评价；我们现在的是非功过，后人也可以评价。
历史已经远去了，人已经离去了，他们存在的局限我们不能过多的强调与要求。
但是，对于我们尚且活着的人而言，我们能做的就是从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从跌倒之地爬起，继续前行。让我们背起自己的行囊，担负自己的责任，继续前行。历史没有书写的，我们继续书写；历史没能改变的，我们继续改变。
只有这样，我们的悲哀，才不会重演。也只有这样，当自由洒满中华大地的那一天，我们才能逃过历史老人的审判，也才能慰籍赵公紫阳的在天之灵。
赵公，你安息吧！
2005年1月18日
古川：公民教育网主编(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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