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部全球有奖征文的集萃－－《红朝谎言录》，为广布于海内外各界华裔人士的呕心沥血之作，它是人们所亲历、亲见、亲闻的最近半个多世纪来中国社会的日常生活、重大事件、喜怒哀乐、生生死死，是共产中国五十多年历史的纵横切面，也是该段历史的细部描绘，同时还是一个个生于斯长于斯的普通中国人的生命历程、曲折故事和悲惨际遇。
它是真实可信的，可当作历史来读。它是骇人听闻的，有的故事其戏剧性不下于小说。
笔者翻阅此书，开卷之后，即欲罢不能。那里是已睽违十五年之久的故国，如万马奔腾一般，不由分说，闯入了自己的脑海，历历呈现；江东父老兄弟姐妹的音容笑貌，鲜活生动，填满了我的记忆库。阅读此书，宛如身体被一刀一刀缓慢地切割，痛彻心腑；恍如游览但丁《神曲》的“地狱”与“炼狱”，时而惊心动魄，时而欲哭无泪。
我常在想，若干年以后，倘若有人从尘封的图书馆角落发现此书，翻将下去，一定会目瞪口呆，眼珠坠地。他将不可想像，人类历史上竟然曾有这样一个国度，竟然曾有如此黑暗的时代，更加不可思议的是，人们竟然能忍受如此长久！
无疑，它的存在是结结实实的，它每天二十四小时都环绕着你，不容你否认。但人们在这种匪夷所思的环境里住久了，已经见惯不惊，麻木不仁，从不可思议变得“可以思议”了。有人甚至会发明出一些理论来，论证该状态的“不可避免性”与“合理性”了。
对极权主义和后极权主义国家而言，缓解人们在地狱中痛苦的高强度鸦片，就是无所不在的谎言，就是如蚊虫一样无时无刻在耳边嗡嗡作响的谎言的灌输，它咬了你还要絮絮叨叨向你论证“咬人的合理性”。咬了你还要证明那不是“咬”，而是抚摸、是关怀、是娘打孩子、是阶级爱……，不一而足。
笔者曾经强调过：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作为二十世纪极权主义的两种形态，二者虽然颇为相似，但共产主义寿命远远长于法西斯主义，则是一个明显的事实。原因何在？当然，一个基本原因是法西斯国家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从而使该主义与战争的胜负共存亡。但另外一点也绝不可忽视：即，共产主义比法西斯主义在精神控制方面的强度更大。粗略地说，二者都是靠暴力和谎言来维系（即毛泽东所说的“枪杆子”和“笔杆子”）。但仔细深究，共产主义那一套更精致、更伪善，甚至常常还 “敢于”诉诸道德情感。可以说，共产主义是有史以来虚伪到了顶峰的意识形态。换言之，共产主义所依赖的，是一套精雕细刻的谎言体系，而法西斯主义的话语脉络，则粗糙得多，也不成体系。
所以，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共产政权对谎言的依赖，甚至超过了其对暴力的依赖。
如果这一说法成立，那么，一系列困惑难解的现象就可迎刃而解了：
譬如，中国国民党竟然被本党的一个代宣传部长（毛泽东）所打败，（黄埔）军校的校长居然被自己手下的政治部主任（周恩来）所打败，这其中所蕴含的共产党何以扩张的逻辑是可以令人深长思之的。
又譬如，人们常常奇怪，自邓小平实施改革开放以来，很多领域都发生了重要变化。经济自不必说，就是在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也与毛时代面目全非了。但有一个领域：新闻出版领域，却几乎是原地踏步，甚至偶尔出现倒退的现象。为什么？原因很简单，如果用西方的语言，这是共产党的“阿里斯之踵（或阿喀琉斯之踵）”。如果按中国传统，这是共产党的命脉所系。总之，是其最薄弱处，“点到即死”。因此他们基于其利益，在“言论自由”问题上绝不松口，半步也不能退。
事实的确如此。回顾历史，当共产主义已经式微，各个共产政权纷纷被迫改革之际，人们见到了实验市场经济的共产党国家，见到了试验部分选举的共产党国家，见到了实验某种国会制度的共产党国家，人们甚至也见到了在外交上结交民主国家以抗拒另一个同类共产国家的共产国家等等。但是，我们从来没有见过一个真正实施言论自由，即允许私人办刊办报办电视广播网站的共产党国家。没有，一个也没有。
的确，是有从共产国家转变为实行言论自由的国家的先例，不过，那已经不再是共产国家而是宪政民主国家了。譬如，捷克、波兰、……诸如此类。
于是，逻辑的结论是：谎言与言论封锁是共产国家最核心的制度要素。并且，言禁与谎言是一对孪生子，言禁是谎言的必要前提。解除了言禁，则谎言不攻自破。二者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命运与共。而“真理”，则是言论自由的孪生子。因为真象，必须通过言论自由下的竞争辩难，才会逐步呈现出来，渐渐澄明起来。
前东德女士在柏林墙纪念馆追思逝去的亲人。
极权主义的言禁与谎言，相当于在空间与时间上建造“柏林墙”。
在空间上，社会被“柏林墙”分割为一个一个隔绝的小方格，一旦在某地发生一事件，对单个个人而言，或者是亲身经历，或者是一无所知。
在时间上，历史被“柏林墙”切断而不具连续性。上代人舍命探索所获得的智慧经验，下代人茫然不知，从零开始。历史变成无法积累的幼稚的碎片。
因此，说出真象，自由放言，就是推倒极权主义的“柏林墙”。
明乎此，我们就能理解，何以捷克前总统哈威尔的一句“活在真实之中”，会对庞然大物的共产政权产生某种山崩海啸式的解构效应。在共产制度下，载入公共传媒的对“真实”的渴求，实际上是在连续不断地“起诉”，起诉人们早已习惯和麻木了的周围的谎言世界。而北京蒋彦永医生的诉求，引起全球广大反响，其核心，不约而同地也是“说真话”。
哈威尔曾说：“真理的细胞逐渐浸透到充斥着谎言的生活的躯体之中，最终将导致其土崩瓦解。”
实际上，本书的作品就是一个一个的“真理的细胞”，当它们集结起来，风行神州时，势将导致谎言世界的土崩瓦解。
一个怪异的现象值得人们思考：自从一九四九年中共建政以来，半个多世纪了，中国可曾有一部横贯这五十多年的通史、信史？答案是：没有。试想，北京当局有勇气去面对历史－－面对自己当政的历史吗？在过去的一系列谎言日益破产的情势下，它如何去面对－－“抗美援朝”、批胡适、土改、镇反、肃反、高校院系合并、三反五反、反胡风、反右派、人民公社、大跃进、三年饿死几千万人的大饥荒、反右倾、四清、反修防修、文化大革命（其中还包括清队、反五一六、一打三反、知青下乡等）、四五运动－－这一系列血迹斑斑的事件？在毛之后，它又如何去面对－－反精神污染、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六四屠城、逮捕民主党人、剿灭法轮功－－这一系列血泪迸涌的事件？
这就是毛泽东所警告党内所说的，“如果放开新闻管制，我们就得马上下台”的真实内涵。
今天，既然针对上述事件的北京谎言已逐渐破产，当局该如何书写这段历史呢？既然巧舌如簧已成昨日黄花，那么最后的庇护所就只能是沈默，只能是诉诸遗忘术了。这就是“向前看，不要纠缠历史旧帐”以及“不争论”的幕后台词。
于是，同极权主义的斗争，就变成人们常说的：同遗忘的斗争。这里应当补充的是，我们不仅要从反面－－从抗拒遗忘开始，更重要的是从正面－－从重建真实的历史开始。在真象与谎言的竞争中，真象占有压倒性的道义优势。其结果，真象将取代谎言，从而确立一代代昭昭信史。
既然中共不敢面对历史，那么，责无旁贷，民间就必须直书信史。对于重建真实的历史，本书的篇章都是极为宝贵的历史文献。也许，作者们并非是受过专业训练的史家，但本书的独特性在于：它是亲身经历或者拥有第一手观察所写成的信史，并非中共御用史学家充斥谎言的“以论带（代）史”，也不是关在书斋象牙塔里凭藉想像或根据其他资料所写成的二手作品。
如果说，本书有一个核心轴的话，这根轴就是“真”。
真常常太过沉重，往往令人们不能承受。特别对于长久习惯于在谎言里生活的人，赤裸裸的真象、真理会使人万分难堪，使人心理不堪重负，往往使人产生逃避的冲动。
记得看过一部电影，在军事法庭上，一位将军被律师追问到了逼近真象的境地，他突然反诘一句：“Can you handle the truth?”这句话令我震撼。事实上，作一个“真人”，确实极为困难，确实是极高的境界。
享有赤裸裸的真实，生活在真实中，是需要非凡的勇气和极强的精神力量的。
然而一旦成为真人，那么，正如哈威尔所说：“时机一旦成熟，一个赤手空拳的平民百姓就能解除一个师的武装。”因此，一个蒋彦永，就抵得过千军万马。
基本的问题在于：你配不配享有真实？
本书的另一特点，是极深的痛苦凝聚成的极大的重量。
尼采曾说：在一切文字中，我尤钟爱用血写成者。
我们知道，在本书的背后，有太多人的痛苦，有太多人的血泪，它无法带给读者一种轻松愉悦的阅读经验。但依笔者的阅读经验，集合在本书里的文章，由于来自切身体验和独立思索，所以格外真切，格外动人，它必会触动你心灵的至深处。须知，血管里喷出的才是血。我们，作为有血有肉七情六欲的人，在读到这些血写的文字时，是不可能无动于衷漠然置之的。
是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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