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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初春，来自瑞典、丹麦、芬兰和美国的10多位西方学员利用圣诞节休假的机会，到大连与中国的学员们交流修炼体会。这已经是近几年来他们中不少人的惯例了。他们自己把这叫做“回娘家”。
元旦这一天，学员们在曙光中以集体炼功的方式开始了这大法传出后的第七个年头。此刻，这些来自自由国度的人们还不太了解大法洪传七年这个概念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所包涵的份量。
从1949年中国共产党建立政权以来，任何形式和目的的群众组织或团体都被当作是对政权稳固的威胁而予以严格控制或禁止。建国初期，首先取缔了被称做“反动会、道、门”的所有民间组织。宗教团体被当作“精神鸦片”和“封建迷信”进行批判。在此后30年的生活中，人们能够参加的集体活动始终局限在由官方动员和组织的各种群众运动。
评判事物的好坏对错有各种观点，但在老百姓的心目中，却总是与政府的立场和态度联系在一起。
到1979年，改革开放的政策使国家放宽了对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享受等方面的管制，但对意识形态领域的严格控制却一直延续了下来。当气功热以民间锻炼的方式开始在全国兴起的时候，中央一方面确定了“不宣传、不争论、不批评”的三不政策，另一方面则很快成立了包括中宣部、民政部、公安部、国安部等9个部委在内的“中央9人小组”进行管理。
改革开放的政策与保守的意识形态观念之间所形成的矛盾，使涉及精神领域和人数众多的各种气功门派，在被允许生存和发展的同时，也随时面临着被取缔和封杀的威胁。
从1992年李洪志先生出山讲法，法轮功一直作为中国气功科研会的直属功派按规定在全国各地建立辅导站，并在北京成立“法轮大法研究会”，帮助李先生及时、有效的指导人们的修炼不出偏差。从一开始，李先生就严格规定了辅导站的运作方式。
[李洪志先生94年大连讲法录音：我们所有的辅导站都是不摸钱、不碰钱的、不存钱的、不搞实体不治病的。完全是负责实修、真正实修的。我们的学员也是一样。不准用法轮功去求钱。我刚才讲了，给你这么多东西干什么用的？可不是给你求名、求利的、发财的。是让你修炼的。]
李洪志老师1994年7月在中国法轮功大连第二期传授班上讲法传功
李洪志老师1994年7月在中国法轮功大连第二期传授班上讲法传功
在这严肃、纯正的大法修炼面前，许多固有的观念和不健康的心里是顽固的。也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抱着一颗想要真正了解、修炼的愿望走进法轮功里来的。几个曾经最早在长春跟随李先生学习法轮功的人，因为放不下对钱财的追求，以给人治病为名到处敛财。受到李洪志先生的严厉批评。他们却因此决心与法轮功为敌。1994年11月，这几个人写出几十万字的材料，罗列了12条罪状，向中央13个部门控告法轮功。
1995年春节的除夕之夜，人们正在热闹地过年，却传来了中央的一些部门准备在春节过后，取缔法轮功的消息。
[北京学员叶先生采访：说是什么时候宣布处理的呢？是正月初四。初一、初二、初三放假，初四开始上班，全国就宣布取缔。所以我们就找了国家体委。国家体委一听我们的情况非常好。就说：你们这么好，你们怎么不赶快组织起来？你们赶快搞组织。我们说，老师说不许搞组织，我们不搞组织，搞起组织来跟我们修炼没关系。我们修炼就是不要组织。而且组织起来以后人家会害怕。他们说：哎呀，你们早就该组织，你们该搞科学研究会，搞学会，我们支持你们。这个事好办，我们给你们处理。]
正月初十，中国法轮功研究会向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写了三份详细的汇报材料，介绍法轮大法自传出后对社会负责，对修炼人负责的真实情况，并针对长春几个人的揭发材料逐条解释了事实真相。使谎言得到彻底澄清。
也是95年的这个春天，《转法轮》正式出版，随后，李洪志先生应邀开始到海外传播法轮功。虽然李先生不在中国，但参加修炼的人数还在不断的增加。
这一时期，中国的经济市场化开始日益普及和深入，对利益的强烈追求导致社会道德急速下滑。也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这些修炼“真、善、忍”的人们，格外感到大法的珍贵。
[建筑师施先生：深深感到大法好，特别希望大家都来学。甚至想，国家应该大力提倡]
然而，修炼人数的快速增长，却很快引起了中共高层的注意。
1996年6月17日，“光明日报”发表题为“反对伪科学要警钟长鸣”的评论文章。把当时在北京被评为“十大畅销书”之一的《转法轮》称为宣扬迷信，并当作“伪科学”进行批判。
一个月后，中宣部管辖的新闻出版署向全国各省市新闻出版局下发内部文件，以“宣扬迷信”为由，禁止出版发行《转法轮》、《中国法轮功》等法轮大法书籍。
紧接着，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授意公安部，在全国对法轮功进行秘密调查，为“取缔”作准备。
这些饱经沧桑的人们，这个因为怯懦和麻木而让许多人感到绝望拿褡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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