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隔一年多之后，统治着“国际大都市”上海当局，再次制造出绚烂的霓虹灯下的可耻罪恶，又一名著名的维权律师被处罚：2005年2月23日，上海市有关当局的周处长和朱处长带着扛摄像机的小青年来到郭的办公室，没收郭的律师证，查抄了郭的电脑，最后又向郭出具上海市司法局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沪司执监[2005]第41号），对郭律师处以停业一年的处罚。
处罚的理由与郭律师的法律行为基本无关，而主要罗列了郭律师接受境外媒体采访的言论和在一些境外媒体发表文章的只言片语，就宣称郭的这些言论“污蔑、攻击中国共产党和我国政府，诋毁社会主义制度”，“严重损害了我国律师的社会形象，且造成恶劣国际国内影响，显已成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三条第一款之规定”……云云。
中共的刑法上有专门制造文字狱的“煽动罪”，而从没有听说过《律师法》上也有“煽动罪”。上海司法局对郭律师的行政处罚，与其说是在依照“律师法”条款来处罚律师，不如说是在用刑法上的“煽动罪”来制造又一起“文字狱”。
事实上，郭律师的言行没有任何违法行为，更谈不上任何违反律师职业道德之举。上海司法局无法容忍郭律师的真正原因，在于近年来郭律师代理了多起敏感的政治性案件，如代理清水君、杨天水、张林、师涛等异见人士的文字狱；特别是不能容忍他代理了瞿延来、陈光辉、雷江涛等法轮功学员及其家属的案子。据署名南郭的文章《郭国汀律师遭遇黑色元宵节》介绍：为了阻止郭律师为法轮功辩护，有关人员曾经对郭律师做过近三十次劝导性警告：不要写政论文，不要上网，不要那么认真辩，不要那么书生气，不要做英雄，不要接受境外媒体采访，不要为政治犯辩护，不要为法轮功辩护，不要为人权辩护，老老实实做你的海事律师赚你的钱得了！
但郭国汀律师仍然坚持自己的职业道德和个人政见。而这，无疑是上海当局处罚他的真正原因。对握有律师行业之生杀大权的司法局来说，给敬酒不吃，那就只能给罚酒吃。至于给罚酒吃的理由是否成立、其处罚是否合法，在衙役们眼中并不重要。太多的案例一再表明，尽管改革以来的中共政权不断表示要建立“法治国”，但时至今日，中国仍然是骨子里的人治远大于说辞上的法治的国家，特别是，中共所谓“依法治国”，落实到专政部门对政治性案件的处理上，大都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
郭国汀是颇有成就的海事律师，还一手创立了上海天易律师事务所。虽然，郭律师没有像郑律师那样深陷囹圄，但他藉以安身立命、养家糊口的饭碗却被砸掉。对于郭律师来说，这样的处罚，不仅是饭碗被砸的个人损失，更是砸碎了他经过二十年个人奋斗所创立的事业。
更为下作的是，上海市司法局既要构陷郭律师，又要维护其依法办事的脸面，在宣布停业一年处罚的同时，还留下一纸“行政处罚案件听证通知书（ 沪司听通字[2005]第1号），告知郭律师“于2005年3月4日上午9时30分在市司法局2115室（吴兴路225号）公开举行听证。请准备证据，通知证人，准时参加。”然而，到了听证会举行当天，听证会的地点突然改变，多位前去旁听听证会的男女却被警察违法劫持，如小乔女士和王继海、吴孟谦、王建波三位男士。警方不但要限制他们的人身自由数小时，还遭到多个小时的强词夺理的非法盘问，在盘问中还用没收物品和拘禁来加以恐吓，企图要挟他们在具结保证书上签字画押。更为下流的是，警察对小乔女士进行强制性的搜查。在不得不释放他们时，特别威胁他们不得向外透露任何真相。
上海当局对郭律师的处罚已经是在执法违法和滥用权力，对小乔等人的基本人权一系列野蛮侵犯，就是在滥用暴力。
虽然，在大陆依然严峻的政治环境下，肯于介入敏感政治性案件的律师，极为罕有。但近几年来，随着民意觉醒及其民间维权运动的高涨，肯于介入底层维权官司、敢于为“良心犯”辩护的律师正在逐年增多。各地方政府也开始以“新敌情”的眼光看待这些有良知的“维权律师”。但就全国范围而言，上海当局对维权律师的处罚之频繁和手段之卑劣，还真不多见。
这不能不让我想起一年多前的郑恩宠冤案。上海当局以“泄密罪”指控郑恩宠律师，其证据居然需要“临时抱佛脚”的鉴定。郑律师的妻子蒋美丽女士赴京为丈夫请辩护律师，上海当局居然派出十几个大汉将她绑架回上海，并对她进行长期的严格监控。
近些年来，经济上愈发亮丽的大上海，政治上却愈发黯淡，文化上也愈发低俗忸怩。每天高唱建设“文明大上海”的上海当局，却在镇压民意、制造冤案上用力，具体做法又如此野蛮和厚黑，甚至到了不计影响、不管后果的程度。这一切，不但尽显上海当局的虚弱和慌张，而且透出其内在的阴暗和下作。
也许，大上海的霓虹灯，较之于郑恩宠受难时更为绚烂；但在愈益绚烂的霓虹灯下，却是日益加重的恐怖政治的阴影，阴影掩盖着越来越多的罪恶。
郭律师失去了饭碗，也失去了继续以律师身份从事民间维权的资格，但在无视人的尊严、更无视法律尊严的党权国家，他的作为已经为自己赢得了做人和做律师的双重尊严。正是这尊严，在凸现了官权上海的下贱的同时，也为民间维权添加了又一笔财富。
2005年3月6日于北京家中
附录：
郑恩宠冤案：霓虹灯下的罪恶
刘晓波
12月18日，专门为民维权的律师郑恩宠的三年冤狱已成定局，其指控完全市莫须有的强加，现炒现卖泄密罪证的破绽百出，派出十几个大汉绑架两位女子，封锁信息和威胁记者……那种不计影响、不管后果的野蛮和厚黑，尽显上海当局的虚弱和慌张，是如何制造了霓虹灯下的罪恶。
在毛泽东时代，曾经有一部歌颂共军的影片《霓虹灯下的哨兵》，进驻大上海的共军，如何抵御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的诱惑，面对花花世界和十里洋场的奢华糜烂，以露宿街头的造型，宣扬“拒腐蚀永不沾”的革命本色。从那以后，霓虹灯熄灭了，昔日的远东第一都市大上海，变成了毛泽东政权的供血器，既提供巨额利润，也不断窜出政治火箭，四人帮中居然有三人来自上海，个个都有“火箭”的上升速度。在文革时期，上海是毛派的另一中心，“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口号，使大上海变成了破坏性造反的大本营。
邓小平时代降临，特别是1992年邓南巡之后，上海，不仅再次变成党魁江泽民的第二政治中心，而且也再次变成经济大都市，资本主义的老底子加上政策优惠，使上海经济有了新的飞跃，成为长江三角洲的中心.。据官方称：上海的人均产值已经达到4500美元，开始迈入中等发达国家的行列，沪港之争也被炒的沸沸扬扬：东方明珠、亚洲第一高楼、世博会、磁悬浮、新世纪一条街，是上海崛起的标志；高收入，好环境，穿名牌，住毫宅、开私车，还有高尚的休闲、购物的场所和浪漫的周末或假期生活……是上海媒体宣扬的中产生活；金钱的闪光让物质动物两眼放光，瞬间吹鼓的发财泡沫，使上海人旧梦重温，也引来各路淘金者。
然而，与老上海的在文化上的独树一帜相比，现在的上海却是精神上的死城，毛时代留下的极左遗毒至今浓厚。上海当局在文化上的作为，除了精心供奉一具植物人花瓶之外，再无其他骄人的品牌。恰恰相反，对知识界和媒体的控制无孔不入，专门扼杀追求言论自由的努力和民间维权的正气，对知识人施加严厉管制，就连在伊拉克事件上发表挺美言论的学人，也要受到来自意识形态部门和学校领导层的压力。特别是，当我从媒体上得知：郑恩宠被终审宣布维持原判，法庭拒绝郑律师帮助过百姓出席旁听、其妻蒋美丽被从北京绑架回上海并受到全天候监控……之时，马上联想到上海安全部门曾经非法扣留陆文禾带给六四难属的善款，还以没收陆文禾父亲家的房产证相要挟，进而联想到横行于旧上海的黑社会青洪帮。
这样的联想，让我的脑子里闪过一种鲜明的形象对比，老上海，不仅是淘金者的淘金者的冒险乐园，也是各路民间反对纵横的自由之都，其租借地曾经保护过众多持不同政见的人士，其中也包括现在掌权的中共人士。而作为中国改革窗口的新上海，对人的控制一直到小区和里弄，甚至连饮食街和公厕都要由政权规划，物质上升起水泥森林，灵魂却堕落为“瘪三”，西装笔挺的外表包裹着泼皮无赖的内核，中产情调的时尚装点着物欲的颂歌，既蛮横、凶残、阴暗，又轻浮、庸俗、猥琐。自由先驱王申酉被枪毙和著名演员赵丹含恨而终，已经标志着老海派的自由和美感已经荡然无存，不要说鲁迅的尖锐、施蛰存的新颖和张爱玲的敏感早已不在，就连鸳鸯蝴蝶的缠绵、周旋的歌吟和阮玲玉的风采也消失殆尽，有的只是余秋雨的文化口红和卫慧的肉体尖叫。
在郑恩宠冤案的深处，或许有两个政治中心的权争背景，上海帮较量胡温中央，但这些独裁制度的内部龌龊，也只是权力分赃的游戏，并不具有任何制度改革的意义。在根本上，郑恩宠案所表征的深层弊端，是毛泽东极权对老上海自由精神的彻底阉割，是寡头独裁主导的权贵私有化对民间权益的疯狂剥夺，郑恩宠案显现出周正毅腐败案的重重黑幕，黑幕所掩盖的是一张权贵式黑社会的蜘蛛网。
上海霓虹灯确实重新亮起来了，但独裁的恐怖阴影仍然布满大街小巷，寡头独裁纵容下的权钱勾结断裂为两级分化的深渊。
2003年12月20日于北京家中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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