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家宝在3月14日的记者会上指出：“没有农村的小康，就不会有全国的小康。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不会有全国的现代化。”温家宝在他的政府工作报告也强调，今年经济发展要着重坚持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进一步加强“三农”工作；加快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和增长方式转变；积极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应该指出，这四方面的重点，都是以改善农民利益为依归。
跟温家宝“没有农村的小康，就不会有全国的小康” 的说法形成反差的是，中共原总书记江泽民在2002年中共十六大报告中指出：中国“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 ，不过江泽民在该报告中也承认：现在达到的小康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但无论如何，中国“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跟“没有农村的小康，就不会有全国的小康”的说法在侧重点方面肯定有所不同。
应该指出，温家宝这个宣示，对于擅于拍马屁的中国官场来说，无疑是一记当头棒喝。
中国对所谓“小康社会”是有一套客观标准，1991年国家统计局等12个部门提出全国人民生活小康水平标准。它包括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恩格尔系数、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民人均纯收入等16项指标。
据中国国家统计局数字，到2000年，这16项指标中，除农民人均纯收入、人均蛋白质摄入量、农村初级卫生保健基本合格县三项指标外，其他13项指标均完成或者超额完成。国家统计局又声称，1990年全国小康实现程度为48％；到2000年已升一倍到96％的水平，所以他们得到“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的结论，让外界感到江泽民执政下中国好像改变十分大。
可圈可点的是，还未达到标准的其中一项，竟然包括“农民人均纯收入”这么一个重要的指标。以“16项指标中13项指标均完成或者超额完成”来证明“中国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实在是一个十分惹争议的问题，这是否跟中国官员为了要让江泽民面上贴金，采用了“鱼目混珠”的手法有关，已经成为焦点。
在中国市场改革二十多年后，“三农问题”，即农民问题、农业问题和农村问题就成为中国新一届领导亟欲改善的问题。“三农问题”涉及基层政制、社会结构二元化问题、长期被轻视的农业和受盘剥农民的问题，最后涉及到水土保持、绿化国土、持续发展等农村问题，这些都是涉及到农民和全国人民生存的环境保护重大问题。
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中国农村还未进入小康。中国官方资料显示，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农民收入增长进入低谷期。据统计，1997年至2003年7年间，全中国农民人均纯收入只增加695.9元，不到城镇居民收入增长量的1/5；年均增长速度不到城镇居民的一半。如果中国农村还未进入小康，则中国“总体达到小康”的说法，肯定是站不住脚的。
不少中国专家都警告：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可能冲击中国社会的稳定。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已经由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1.8：1，90年代中后期的2.5：1，扩大到 2003年的3.2：1。如果再加上城市居民在住房、社会保障、公共卫生和教育等方面享有的国家补贴，或按照先行统计口径，农民家庭收入（包括要交纳的税费以及生产资料的投入），实际差距约为5：1~6：1。所以，温家宝承认问题，并采取措施解决问题，可谓是一种实事求是的做法。
温家宝在记者会上指出，他对中国农村的改革和发展是有长远考虑的，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实行了家庭经营的基本经济制度，给农民以生产经营的自主权，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的生产力。
他又表示，第二个阶段就是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援农村的方式，对农民多予、少取、放活。温家宝以为，中国现在开始进入了第二个阶段。在第二个阶段中国政府要推进以税费改革为主要内容的农村各项改革，加强以农田水利设施和农业科技推广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生产力建设；发展农村的教育、科技、文化等各项社会事业；以及推进基层民主建设。
跟长期生活在上海的江泽民不同，温家宝在当总理以前就一直主管农村工作，他对农村工作不仅很熟悉、重视，并且对农民很有感情。温家宝搞调研有一个特点：每次下乡不是按照地方政府或是党委给他安排好的路线去考察，而是随时改变路线，或随时让车中途停下来，希望能真实地了解到农民的情况，这跟江泽民在一众随从前后簇拥着会见地方官员安排好的考察十分不一样。
中央领导到农村考察，有时要了解到真实情况也不容易。例如看到粮食堆积如山，却可能是从别的粮库临时调来的。对于这类情况，温家宝心知肚明。他为重庆农民熊德明追讨工资，就是在考察途中临时决定下车考察发现的事情。后来在全国掀起一股不许克扣拖欠农民工资的高潮，并且出台了文件，拖欠农民的工程款(包括工资)2006年以前一定要清理完毕。
据1月31日《第一财经日报》，2002年在农村工作会议上，那时还是副总理的温家宝曾脱稿激动地说：“我们做领导工作的，对农民能不能有点感情？如果没有感情还算什么领导？”。
亚洲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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