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泽民时代是一个复杂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你可以找到中国历史上少见的人群和个人，狼奶喝多了发酵成病的愤青，这些人缺少大爱、同情，过多的仇恨和麻木不仁，他们对于人类共同的苦难幸灾乐祸，对竞争中的失败者嘲笑谩骂甚至投井下石；在独生子女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小资，他(她) 们脆弱霸道、虚荣实惠的自私人格特征成为过早的玩世不恭，他们被有些人称为七十年代人，他们中的大多数作家作品中，离不开床上镜头、摇滚乐、酒吧和毒品；以浅薄的标新立异为时髦的新的人类，他们穿常人不敢穿的衣服，说常人不好意思说的话，做常人不敢做的事；赵本山式的自嘲艺术家，逆民主潮流而动的电影制片人张艺谋，集古代腐儒与上海小市民于一身的余秋雨。
赵本山的自嘲表演艺术是江泽民时代特有的黄色笑话的典型，一个民族的文化艺术的兴奋点集中在农民式的自嘲上说明什么？不仅说明共产意识形态的瓦解，也说明了这个民族精神之贫困，说明在稳定压倒一切的江泽民时代里，由于草木皆兵般的军警管制，不仅伤痕时代的哭声被压抑了，连笑声也被压抑了。---嘲笑当局是被禁止的，唯一的出路便是嘲笑自己，而这种高压挤出来得唯一兴奋点是农民，(知识分子虽有‘讲师遍地走，教授不如狗’ 之类的牢骚，毕竟未曾升华为艺术) 这是时代的悲哀，民族的耻辱。
张艺谋导演的电影<<英雄>>是不折不扣的与时具退，<<英雄>>是一部古装样板戏，宣扬的是个人必须为‘天下‘ 牺牲的哲学，是民主时代的逆流，能在中共人大会堂召开记者招待会是理所当然。
关于余秋雨先生，我同意任先生关于缺乏哲学理性会导致文学的功利主义，对宗教意识的无知会导致大义名分的伪抒情这样的结论。对于余秋雨先生这样没有信仰的作家要求他有真实的抒情是苛求，余先生之曲笔媚俗，说白了是媚权，西方存在三段论(审美阶段、道德阶段和宗教阶段)与东方的内圣外王是完全不同的思考方式。鲁迅式的哲学绝望源于他对中国真正传统的无知，绝望的同时出现的两个并存不□的结果：灵魂的毁灭和‘战斗唯物主义’ 的出现，是常人知识的极限，‘战斗唯物主义‘因否定灵魂而狂妄自大，美感文化树立或崇拜的英雄不追求真理，所以不会是道德英雄。美学英雄通过征服外在世界而伟大，宗教英雄则通过忍受(征服自我) 而伟大，所以真善美和真善忍，只有一字之差，人便由常人越入了宗教的境界，进而进入修炼的境界，几千年来争论不休的道德定义即刻便可顿悟， 乃真善忍之物化。蔡培元先生想以美感教育来取代宗教情操，当然是一种历史的误区。伪舒情和否定性杂文应劫而生。我同意这样的结论：美育绝对无法取代宗教，这样做的结果必然是‘魔鬼代取上帝。至于说’ 匕首和投枪加上思想内涵浅薄的杂文成为人文教育的主要目标，那是共产党党性在文化领域内的衍生物。
<<江泽民时代和他的十五年>>除了详实的第一手资料之外，给我留下的最深刻印象是中国人性人格的扭曲畸变，最精彩最深刻的是第五章<<江泽民时代的人民>>。江泽民时代的特点是道德堕落普遍犬儒流氓，所谓江泽民主义，说白了就是唯权主义，带有末日心态的流氓黑道主义。江氏的嘴脸，让我借用知识精英康小光的一句话作一个简单的概括，可以灵活的对待一切理论、道路、原则、价值。无论党内还是党外，对于江泽民都形成了共识：江是一个最不负责任的家伙，江给中国带来的改变是灾难性的：经济上是城市集团的畸形发展，政治上是由意识形态的专制退回到东方专制，他成功的阻碍了中国民主化的进程，社会方面是严重的不公乃至断裂，贫富进一步扩大差距，自然环境方面是毁灭性的破坏。至于他如何用流氓手段做到了这些，不妨请读原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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