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孩A是我的一个远亲,从上海的酷暑中走进澳大利亚的冬天,她大学里学的是计算机,毕业后在一家通讯技术大公司工作了两年,却逢公司改组,A得了一笔离职费,不用这笔钱买房,不用这笔钱买车,她决定用它来提升自己──到澳大利亚留学。她选择了在澳大利亚读传媒硕士学位。
做一名新闻记者,也许是很多年轻人的梦想,但留学却不是好的选择,明摆着,哪一家媒体需要一个对本国文化刚刚入门的人加盟呢?更不要说技术移民了。A开始上课以后也明白了,同学全是在澳大利亚或者其它国家的电台报社工作的记者、编辑、主持人,老师也是资深文化人,他们讲课和课后讨论,都用自己根本没听见过的英文单词。
不过既然是自己的选择,就咬牙走下去,她相信人有各方面的潜能。一年以后,A得到了梦寐以求的传媒硕士学位。“海归”后,很快顺利进入路透社工作,文理皆通的学识使她在做一名新闻记者的同时,又是通讯社里的计算机“医生”,和出国留学前完全变了模样。
女孩B,是我朋友的孩子,我怕她像每一个独生子女一样,把头仰得高高的,从文化落差的云层间跌落。朋友托我给她找工作,但是我真不知十指尖尖的她可以接受什么样的工作。
刚来三个月,适逢学校放假,她想家了,我劝她别回去,谁都知道,出国的首三个月特别难熬,你刚过了这个坎就回家,不是前功尽弃?准备重新忍受三个月的煎熬吗?
当生活渐渐习惯,学习又入佳境时,她决心自己解决生活的压力,不能将父母一辈子积攒起来的钱,用一比六的汇率消耗出去。很快她找到了一份餐馆的工,开始了起早摸黑的异国生活,清晨忙到中午,下午再去学校上课,去图书馆苦读。对于打工的辛苦,她说来如家常便饭,不动声色。
她说没什么奇怪的,大厨是个MBA,点菜的是物理学博士,我们这个餐馆的文化气氛很浓的。勤快加微笑是工作时的法宝,等洗净手上的油污,大家都是学习上的拚命三郎,成绩决不落人之后。
刚来的几个月,因为住处没有电话,要走二十分钟到火车站才能给父母打电话,她的父母急得说,孩子就像放飞的鸽子一样,没了音讯。不过我了解了她的情况后,告诉她的父母尽管可以放心。
有着化工背景的B学的是经济,她说移民和回国都可以,如果想留下,就主攻会计;如果打算回国,就选修金融,在本行业做管理工作。看着她由白晰变黝黑的皮肤,我相信在这个空气能见度最高的国家,她心里也充满了阳光。
女孩C,是一对知青的后代。她说父母当年都去安徽插队,她就是出生在农村的,后来父母双双进了马鞍山钢铁公司工作。小学的时候,根据当时政策,知青子女的户口可以报进上海,离开父母,自然是寄人篱下。也许就是这不平凡的经历锻炼了她,她有一股执拗劲,也有一切靠自己的信念。
在上海大学毕业后,她幸运地进了一家国家一级进出口公司,因为一口漂亮的英语,工作一年就被派往广交会,很多人工作三年还没有这样的机会啊。看到公司对自己如此器重,收入又相当可观,她差一点动摇了出国留学的决心。
来到悉尼,她以溢满兴奋的眼光打量着这个城市,但这种兴奋很快被异国生存的柴米油盐替代了。她什么都做过,洗碗、端盘子、送报纸、卖手机,她说没什么奇怪的,你没见扫大街的、卖烧鸭的都戴着厚厚的镜片,没准以后就是金融界、IT业的精英呢,我们勤劳的祖先不也是这样开始,靠自己的聪明能干顽强地生活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吗?
现在她已经拍过毕业照,也成了澳大利亚的永久居民。她说,那时任劳任怨,因为有一个目标,有一股冲劲,始终像一路小跑,靠的都是自己。现在一切向往的都得到了,反而觉得茫然了。
我说不会啊,你不是还在接受远程教育,不是还在找自己专业对口的工作,还要父母团聚,你还有很多事要做啊。说到父母,她又来劲了,她说,父母早已从马钢提早退休,在上海做着一些上海人不愿做的劳力活,真想让他们早一点来澳大利亚,享受这里的空气阳光和沙滩,但是要早来,就要我付出额外的费用,我还要努力很久啊。
现在她在一家华人旅行社当导游,就是看中这份工作收入高,但是每天工作结束,嗓子哑了,双脚也像灌了铅一样拖不动。爸爸妈妈心疼她,她调皮地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嘛。妈妈说,小时候为什么常打你,其实你真是一个很好孩子,她回答说,也许真因为你对我高要求,管得严,才造就了今天的我。
二十五岁的女孩,她们的生活原来有那么酸甜苦辣,也有那么多的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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