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她又简直就是大姐大:凡是她亲近的下属碰到问题，无论是子女上学、亲友就业，还是在温州越来越关键的住房问题，她全部都能帮助解决。旁人看来难办的住房问题，她却犹如小事一桩，随便找开发商批个条子，就是几万元的优惠，所以，在温州盛传杨对其“马仔”的好。她的“马仔”，按照她的精心策划，几乎散布于城建的各个部门。
尽管杨秀珠出逃已经两年，她的贪婪却像水一样渗透到城市的各个角落。她的手下市政局局长将市政工程全部承包给杨的弟弟的公司施工，一位政协委员指着遍布街头的在烈日下闪亮的不锈钢栏杆说:这些全部是杨的弟弟的公司做的。仅此一项，收益近千万元。
在繁华街道的十字路口，温州的“杨秀珠民间网站”的一个制作者告诉记者，某幢楼之所以没拆掉，就是因为楼的主人给杨所管辖的规划局送了好处，不拆意味着继续在升值的地面上盘踞，将带来更大的收入。当年，拆和不拆全部是杨的一句话。
杨最早广为人知的发迹起源于她在温州旧房改造中的角色，上世纪80年代后期，她在规划局长位置上兼任温州旧房改造指挥部的负责人。温州的旧房改造与全国其他的地方不同，因为缺乏政府投入，多年来温州的一切公共建设均由民间资金解决，像温州机场、温州各乡镇之间的高速公路等等。
没有政府投入的旧房改造，基本上全靠民间资金来解决，拆与不拆，给她留下了很大的利益空间。这样一个在民间话语和官方现场都极其泼辣的女人打开了局面，杨确实威风凛凛，旧城的地块不断在拆迁中，不断地在出售中。“她会爬上房顶去拆房。”面对温州那些强硬的居民，杨做得更加强硬。“她穿着汗衫，不戴胸罩，破口大骂，那些居民都被这样的领导吓坏了。”在拆迁中，杨不讳言自己的权力，她本来是县前街道上饮食店的服务员，当年欺负她的领导就曾被她大骂:“老娘现在有权力来欺负你。”
拆迁最直接的动因是温州的土地紧缺，土地紧缺造成一方面土地升值，另一面却是没地安置动迁居民，居民要求回迁，但是，杨没有考虑这样的后果。目前，温州最广为流传的说法是，杨拆迁造成的后患无穷。她当时欠下的动迁费用到现在还没有付清，而且，动迁费用在逐年增加，“到现在已经欠了六七亿了”。市政府一位知情人说。
杨的“粗暴”在另一个体系中，得到了别样的评价。当时温州市委的主要领导十分赏识她，认为她有魄力。领导还就关于她的争议中表态，我们就是需要这样的女干部。
权力布网:资源控制导致财富充足
1983年，杨秀珠成为温州市规划处副处长，随后一步步成为规划局副局长、局长。从1984年她担任规划局局长到1998年她离开温州调往省厅，足足掌握温州的规划和城建、土地14年之久，她最爱说的名言是:“规划就是钱，土地审批就是钱，容积率就是钱。”
很多人说杨不懂规划，但据说杨很聪明，她不至于在当那么多年规划局长后仍茫然无知，曾经任职温州体改委的学者马津龙回忆，杨主持的规划方面的会议并不是“乱来的会”，听她讲讲，有时候也会觉得，“这婆娘倒是很有思路的”。但是，杨显然不愿意被几个规划专家牵着鼻子走。在掌权的她的心目中，温州市的规划乃至城市建设就是她的天下。
尽管杨是个不愿意被提起的名字，现在规划局里的专家仍然对1997年杨在位其间的温州市总体规划予以了评价，“有规划总比没有好”。当时的规划带着那个年代的典型特征，激进快速地改造城市，“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当时没有提，估计实在是她视野之外的东西”。
由于规划局就是她的天下，所以杨的规划和破坏基本上是同时进行的，比如她把华盖山的原动物园地区批租土地给某外商，占用了原来的绿地不说，还挖掘了一大块山体，“把温州的绿肺砍掉一块”，明显是错误规划，但是此项目中，该外商巨大的贿赂已经被检察院查明;她要求新建道路一律改种椰树，而不用传统树种法国梧桐，尽管没几天这批树全部死了，但她坚持做的原因也无外乎当时某外商的巨大贿赂。这些外商基本上都是出国做生意的温州人。
当时温州城市规划被称为“鬼划”。但规划还只是第一步的，之后就是土地的出让。
在温州，充足的民间资本一直在寻找投资渠道，在企业风险加大和股市受挫的时候，投资房产是温州人最普遍的选择，温州房地产行业的兴旺早于全国。在杨的控制下，土地有限的老城的地非常难拿，在当时的制度下，她也采用招标的方式来出售土地。但基本上给和她勾结好的人进行漏标或排除性投标，即只有几个人能参加投标。当时那个外商就以排除性招标的方式得到了华盖山的地。
“为什么杨勾结外商？一是比较隐蔽，不太容易被发现，二是当时温州的房地产商人都是小打小闹，没那么多钱，所以在杨看来，他们也不是她的对象。”一位亲历当年温州地产开发的房地产商人说。温州地产界流行的一句话是:“土地、土地，还是土地，地段、地段，还是地段。”这句话决定了杨对资源掌握的准确性。
一位市政府官员说:杨秀珠开始涉足土地是从兴建温州铁路开始的。当时温州建铁路的思路是，由浙江省、铁道部与港方三方共同出资，政府出让土地，建房地产，挣的钱再回馈到铁路建设上。国家投资不多。
为筹集资金，以市政府为背景的“温州铁路房地产公司”成立，对一些地段，政府采取不收地价或减免的政策，当时的本意是开发房地产，用于铁路建设资金。但是后来整个公司的性质变掉了。杨秀珠当上总指挥后，无形当中被赋予了很大权力，几乎是她想要哪块地就能拿到哪块地。温州的土地就像成了她一个人的财富，她想给谁就给谁，想给多少钱就多少钱。
杨秀珠在温州的土地问题上，绝对是大权独揽，不止是土地出让，连一支建筑队伍能否进温州，都由她一个人说了算。
而在土地上的经济活动也是以其家族式的链条展开的。杨的大弟杨光荣是温州铁路房地产开发公司的副总经理，很早就有人举报他，说温铁“房开”开发的地块，都是杨秀珠以低价划拨的土地，建成后的新房以市价出售，外界传说公司获利2亿多元，却一分钱没有用在铁路建设上。杨光荣2003年2月因为涉嫌受贿而被拘，去年3月被判10年零6个月。杨秀珠出逃就跟这个有关。
除了温铁，还有杨的外甥潘琛控制的铁龙房地产开发公司。温铁和铁龙，都是杨秀珠的后花园和小金库。省政府一位官员看过一份检举信说，为了扶植“铁龙”，杨秀珠把市里最好的地块以最低地价划拨给铁龙，铁龙这一笔就会挣上亿元的钞票。据温州市纪委透露，铁龙只开发了一块市中心价值几千万元的地块，但是该公司基本上没有投资，是通过数次股权转让给其余公司投资，只是转来转去，潘琛和杨的另一亲信始终是大股东。
“温铁房开”与“铁龙”这两家房地产公司背后都是杨秀珠。杨秀珠送礼、拉关系的钱，都是从这两家公司出的。
由于没有门路，当时的小地产商人不得不到温州新城去拿地。温州新城采用统一拿地的做法，由新城管委会来分配土地，当时一亩地也要100 万元，在一般商人看来，已经是合适的价格了，殊不知，杨的堂妹杨海燕在市中心黄金地段拿地的价格也就是如此。而按照市场行情，两者相差应该是三倍。目前的地价是:市中心土地每亩1000万元，而新城是300万元左右。
杨善于对下属好，积极推荐他们升迁，当然，这些部门主要是她所管辖的温州城市建设部门。
据说她带出来的人普遍没水平，一是她太强势的缘故，二是她自己不容人，凡是她不喜欢的人，在这些部门基本没有出头之日。超强的能力造成了下级超强的服从，按照他们在法庭上的相关说法:“绝对服从走上了犯罪道路。”目前，19个人已经被她的案件拖下水了，几乎涉及城建各个部门，土地、规划、园林、房产开发、铁路局纷纷有人落马。
当时任建委副主任的杜玉生和建委同仁普遍不喜欢杨，而建委还是当时权力很大的部门，主管各相关的局，杨说，一周内叫你下台，杜不相信，结果果然一周之内，组织部门找杜谈话，让他去政协或人大。杜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建委后来被下放成了建设管理局，由从前的主要权力部门变成一个只能管理建筑施工的具体职能单位。杨就是这样整肃她的手下的。
据说那些年在温州，政府机构一直处于精简状态，但是在她的分管口却增加了几个局:园林和市政就是其中代表。目前，园林局的几任局长均因为在城市建设和土地批租中受贿而被捕。
温州市政协主席干脆地说:那几年，凡是和房地产三个字有关系的事情他都不沾边，因为那三个字就代表着杨的势力，怕沾上不干净。
其实杨后期的安排已经超越了土地系统，据说在“三讲”期间，温州市检察院院长曾经透露，之所以安排杨秀珠的弟弟在检察院工作，主要是因为杨可以控制检察院的房子。
杨的出事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她究竟给温州留下了什么样的土地矛盾？
有温州的现任官员说，都是杨的破坏，使得现在温州杂乱无章，无地可批，但是，温州规划局的领导断然说:“温州的土地就那么紧张，她能破坏多少？她不过是把地低价给人罢了，不给这个也会给那个。温州的土地还是那些土地。”杨只是利用手中之权将她经手的土地给她自己带来了巨大收益而已。
她留给温州的与其说是破坏，不如说是警戒:针对当年的做法，现在温州市规划局实行阳光规划，各项规划均由市民讨论通过，因为杨的后遗症太重。“我们现在权力越来越小，这也是我们希望的，权力小不出事嘛。”这位领导解释，“目前，我们正在推出的是以城乡一体化和生态建设为主的城市规划，希望能缓解城市的用地矛盾。”
杨秀珠的权力关系
杨秀珠这个温州女子保持了她的底层特色，就是没拿官场规则当回事。曾经和她一桌吃饭的马津龙亲眼看见她团起餐巾纸往市委书记脸上扔，“仅仅是一言不合”。习惯官场表面文章的人可能会受不了，“尤其是几乎所有的人都在书记长书记短地唱赞歌的时候”。
还有一次更重要的场合，杨秀珠也是如此表现，那是她选举副市长被多数人大代表
反对的场合，当时的市委书记还在努力为她拉票，沉着脸的她当众大声斥责书记:“棺材都抬到桥头了，还说什么说。”
与一般人在官场上的小心谨慎不同，她的很多行为甚至可以说是官场大忌:温州电视台的记者们都记得，杨爱出风头，在看见摄像机对准自己后，她会推开旁边的市委书记，抢在一众人前;她在当副市长期间，还出钱请某制作班底来拍摄一部反映她改革成绩的电视剧，名字叫《丰碑》，在温州大放特放。
“那时候，我倒不觉得她多爱钱，因为在温州，反对她的人太多了，一般人在那样的环境下都会小心谨慎，多少双眼睛盯在那里。我就是觉得她爱权，爱出风头。”对改革关心的马津龙实际上并不关心杨，但是觉得她作为官场上的特例比较有趣，因为她颇有打破一切表面化文章的气势。
这样的评价和杨的前夫李松坤的评价一样。李是杨秀珠前夫，两人在“文革”中相识结婚，但在1979年开始分居，1991年协议离婚，“是不是有政治野心不大好讲，但她确实喜欢场面大一点，权力大一点，镜头多一点”。
按照李的说法，杨的能力其实很适合官场，“她的字写得不好看，但文章还可以，而且口头表达能力比较强。如果是给领导汇报个工作，一二三能讲得很清楚。她喜欢热闹的场合，一天不出去，就憋得慌。给人感觉不大像女人，大大咧咧，讲粗话，所以当时的口碑就很差”。
两人的婚姻谈不上幸福，经常吵架。有一次两人不知道因为什么又吵起来了。李对杨说:“咱们做人老老实实算了，组织让我们干什么就干什么。”杨秀珠回答:“当官有什么不好，至少不会被别人欺负。”
对官场表面规则的蔑视，一方面，是其性格所致，另一方面，是杨深知官场的规则除了表面文章，更多的是内里工夫，在杨的努力途中，她从来不放弃往上走的决心和努力。
李松坤曾经任职温州市供销社副主任，权力和关系都比杨秀珠强些。但杨秀珠更善于钻营，几年后，反倒是杨秀珠的关系多了。“在家里从来不干活，但到了领导家里，她是拼命地干活。”1975年前后，“文革”中的造反派杨秀珠到杭州，结识了省内高官及高官的夫人。一位曾在饮食公司工作过的人士反映，当时杨秀珠一有机会去杭州都会带一些点心送给省城的某位领导，这可以看作是杨秀珠开始努力向上爬的开始。
1989年，杨秀珠一心一意要在规划局由副转正，但各种意见随之而来。时任温州市委组织部部长的原市人大常务副主任韩文德说，当时综合起来好像有8点意见。为了确保公正性，由6个部门组成了联合调查组，对杨秀珠进行了调查。
“调查以后，我们向人大做了汇报。”韩文德说，总结下来，这个人形象是差一点，口碑也不好，但工作还是比较积极肯干的。因为“要看主流”，所以尽管当时很多人反对，杨秀珠还是顺利成为了掌有土地开发大权的规划局局长一职。其实最主要的原因是－－有市领导表态，我们就是需要这样的女干部。
1998年，政府换届，在听到杨秀珠可能到省建设厅任职的消息后，省建设厅厅长代表建设厅里其他几位副厅长向省委组织部递交了一份材料，提出不欢迎杨秀珠到建设厅。
但是杨总有办法在关键时候为自己争得胜利，当年省建设厅不认为好的项目，杨秀珠自有一套本事让建设部颁了奖;建设厅的反对杨也没当回事。组织部宣布的业绩上，全是她多年来劳苦功高的事实。
在民间流传的故事中，杨讨好上级的故事始终带着几分乡土风味，并不是多么出奇制胜的法宝:
上面有人下来，她会立刻在温州的华侨饭店布置一间房间，里面挂满各种名牌服饰，让领导和领导夫人去挑选衣服。杨在小汽车里面装了冰箱，凡是进省就给省干部带名贵海鲜。她当了省建设厅厅长之后，并没有停止送礼的步伐，“每次回温州，都是一卡车一卡车地往省城带礼物”。杨的这种表现在温州当时被视为正常。
在温州的乡村选举中，“从前想当村长的人是每家每户一包烟，现在是5包不够，一大早就挨家挨户往村民房子里扔，像是邮递员扔信件”。
除此而外还要有酒席，一个有影响力的农民，在选举期间要吃各个候选人一个月的酒席。温州的民间政治文化的法则是:没什么不能够用钱换来的，即使是官场上的职位。
民间出身的杨当然深明这个道理。温州市纪委一名官员介绍，在温州，已经得到监察部门确认的关于杨贿选的事实是:在人大没有通过她升任副市长时期，她和当时的市领导一起给人大常委会做工作，40多名人大常委她挨个做工作，答应给他们解决住房问题。市政府的一名官员说:“为市人大盖了一幢新楼，此举深入人心。”
别人进不去的门她能进去，别人做不到的事情她能做到，就凭这些，她终于走上了集城市规划和土地出让为一身的温州市副市长的职位。
温州市原人大秘书长杜玉生说，“她是在一片骂声、反对声中跑步前进的”。据说，在她当副市长时候，迅速成长的她更增加了许多上面的关系。
余波
在温州，目前最流行的新闻就是杨秀珠被抓后将带来什么样的连锁反应。她逃跑后，下线已被抓得差不多了，所以现在很多温州人也在关心究竟能不能把她引渡回来，如果真能引渡回来，还有什么“人物”会被牵扯进来。
浙江省政府的一名官员说:做坏事总有一天要暴露，不是今天就是明天。当然，也有一些人希望她永远不要回来才好。但对绝大多数温州人来说，如果杨秀珠不被抓回来，就是最大的遗憾。
关于她涉案两亿多的数字是浙江省检察院在省人代会上公布出来的，但很多温州人认为肯定不止这些，因为温州经济主要以民营为主，民营企业很多是没有账目的。现在公布的数字只是有数目可查的。
1991年，杨秀珠正式离婚后一直单身，带着一起离境的女儿并非自己亲生，而是抱养。一位知情人说:“她对女儿非常好，而且给她选了一个非常优秀的女婿，女儿很早就不工作了。”
据一位省政府官员说:杨秀珠的弟弟杨光荣早在1995年就因为偷税被人举报过。得罪人无数的杨是省检察院的“敌人”，省检察院一直想立案，突破口很多，但有人干预了，这件事就耽搁下来。直到两年前一个姓周的商人供述给杨光荣(杨秀珠之弟)行过贿，这才打开了突破口。那段时间杨秀珠上蹿下跳，到处找人救她弟弟。直到后来发现不可能，才下决心逃出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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