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弘达现在已经成了美国公民和人权活动家。他说：“这件事并不复杂。按照法律，美国企业不允许向中国销售、出口任何跟犯罪控制相关的产品。”
吴弘达说得很对。1989年天安门大屠杀之后，国会通过了一部法律，禁止同中国进行此类交易。
吴弘达说，业绩名列世界前茅的数据网络公司思科系统公司（Cisco Systems Inc.）正在把先进设备出售给中国警方。思科的设备有各种各样的良好性能，可以改进警察局之间的联系，保证警方迅速应对突发性事件。但是，思科的设备也可以用来帮助政府封堵“有颠覆作用的”网页，记录“可疑的”电子邮件，监控数以亿计的网络电话。
先甭管这里边的人权问题，吴弘达说，跟中国做这种交易，明明白白是在违反美国的法律。
吴弘达说，思科的人答应他调查完毕后本周给他一个回复。虽然还没有回复，也不难猜出他们会怎么说。美国的法律严禁向中国出售“犯罪控制或侦破设备”，可是有关方面可以争辩说网络路由器和交换器不包括在上述违禁设备之内。不管怎么说，这些东西都跟手铐脚镣不一样。路由器和交换器只是一些电子交叉通道，上亿的网络数据包在那里进行交换，然后沿着某一路向被送到目的地。
由于每一条数据都要经由路由器和交换器，思科便有能力追踪网络上发生的一切。思科的这种本领如果用来保护商业秘密倒是件好事，可是在中国这样一个每个数据网都属于国有的地方，思科的设备便为中国政府提供了一个进行信息过滤的巨鳃。
伊坦•古特曼（Ethan Gutmann）是《失去新中国》（Losing the New China）一书的作者，曾任驻中国经济顾问。他认为，中国政府正是在利用先进设备进行信息过滤，而思科则是在故意帮助中国网络特务和网络审查人员。古特曼透露了2002年在上海贸易展上他和思科公司的贸易代表的一席谈话。那位贸易代表踌躇满志地说，他们公司的产品可以让中国警方追踪到任何一个受到政府怀疑的公民的电子邮件和网页浏览记录。“他们只用输入你的名字……接下来的两个月里就可以无遮无拦地阅读你的电子邮件。”
古特曼把这件事透露给吴弘达，还交给他一本思科公司产品推介手册，原文是汉语，吴弘达把它翻成了英语。宣传册上你可以看到思科公司的“为警方提供日常侦听的IP电话解决方案”，还说，思科的装置已经在中国的青海省得到应用，“把声、像和数据结合在一起，形成一个可存取资料库，巩固中国的法律和秩序。”
思科的发言人约翰•阿恩哈特（John Earnhardt）说，全世界到处都有警方在使用思科的产品，可是又不愿说出到底哪个国家的警察在用。这倒不一定是说思科公司在主动帮助中国或其它实行网络审查制度的国家，如沙特阿拉伯、越南等，压制异议人士的声音。阿恩哈特说，他们卖给哪个国家的产品都一样。就是一个独裁者来订货，思科也不会为他特制一个亮晃晃的镀铬路由器附带着受压迫者的数据包。这话听起来蛮有理，可是独裁者根本不必这样做。按照美国法律，路由器制造商必须把产品设计得可以让警方进入，以实施监听，收集数据，这样美国警察就可以对网络运用者进行调查。但不同的是，在美国，警方必须有法庭的命令才可以进入网路进行侦查。
我们能否肯定思科公司并没有帮助压迫者？
多恩•伍尔夫（Dawn Wolfe）希望能找到证据回答这个问题。伍尔夫是波士顿共同基金管理公司（Boston Common Asset Management）的社会调查和市场拓展分析员，她的公司总部设在波士顿，经营伦理投资，只向那些尊重人权的公司进行信贷。这家公司长期以来在思科有投资，不过这次却要三思而后行。不久前，该公司和多米尼社会投资公司（Domini Social Investments）草拟了一个股东决议。两家股东要求思科调查它的人权记录并向股东做出汇报。
“我们想更多了解思科的现行政策和执行情况，以明确他们没有在人权丑闻中扮演不光彩的角色。”伍尔夫说。
思科公司反对把该决议提交股东大会，还在公司的主页上新贴了一条人权政策指南。阿恩哈特寻思这就很不错了。思科夸耀说他们支持联合国的全球一体化倡议（United Nations Global Compact），还制定了一系列原则来指导各机构在国际贸易方面的活动。这些原则中有一条说：“公司在商务活动中应保证不涉入侵害人权事件。”
这话听起来倒挺好。不就是卖点设备给中国吗？思科有可能并没有涉入中国的侵害人权事件。但是，除了这些堂堂驶实暮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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