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前,清华美院特聘教授陈丹青“出走”的事件,还余音袅袅,尚未完全淡出人们的视线。陈丹青痛感清华体制对于人文的压抑而选择了离去,其身影不但没有因为渐行渐远而模糊,反倒清晰地呈现在我们面前,甚至,有时候还觉得陈丹青的“人文背影”颇有些高大的意思。
我完全无意苛责一位在其专业领域卓有建树的学者,也本无意将堂堂校长的“出丑”与一位教授的“出走”建立某种关联。毕竟,不可能要求一位物理学家精通很多的领域,韩愈所言“术业有专攻”并不是一句遁词;但是,仔细审视两个事件,我还是依稀发现了二者之间的隐约脉络,而这种联系远非“不熟悉”诗词就可以搪塞地过去的。
首先,两个事件都显示出清华大学在人文传承上的捉襟见肘,局促甚至缺乏大气象的寒伧。
顾秉林校长1965年进入清华读书,直到2003年主持校务,期间只有短短3年留学异国,几乎所有时间都求学、讲学在清华,其“人文指数”的形成,恐怕不能推诿别处。
而1965年的清华大学人文传统的断裂已经完成,王国维、陈寅恪等先生开创的氤氲气象也根本无存。这个时候的清华大学,实际上只能称得上是一个工科学院而已。公允地讲,顾先生此时即使有追慕前贤之心,也无缘亲炙馨香了。
2000年,远引异国18载的陈丹青满怀着浓浓的人文想像,作为100名特聘教授之一,进入刚刚并入清华大学的清华美院。然而,五年来,“学术行政化”的体制并无改观,陈丹青最终还是选择离开,开始践行陈寅恪写在70年前的名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如果说,顾校长就读清华的时代人文传承已经断裂,那么,历经数十年补益,包括将中央工艺美院这样的人文名校并入清华,依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要知道,清华美院的成立,当时是被视为清华自1952年“院系调整”以来,全面恢复人文艺术学科的重要举措。
其次,“人文缺失”不只是一代人、几代人的悲剧;改变乏力的现状,折射出近些年来甚嚣尘上的“工具理性”,已经将人文教育挤得完全成为陈丹青所说的“摆设”。陈丹青在文章中猛烈抨击清华现状:人文艺术教育表面繁荣---扩招、创收、增加学科、重视论文等等---实则退步,学生“有知识没文化”、 “有技能没常识”、“有专业没思想”。
不能说我们现在不重视人文教育,就是这位读不下一首近代诗的顾秉林校长,2004年夏天,就“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话题接受记者访问时,也强调大学“最根本的区别应是其内在的文化和精神,大学的精神、文化氛围和底蕴是大学的灵魂。”
问题在于,我们什么时候都不缺乏这样的说辞,可往往也就是说说而已。大家都是“局中人”,明白归明白,真要摆脱那一套已经存在几十年缠绕得异常发达的体制,难乎其难。陈丹青可以,别人可以吗?
看来,清华人文的重铸,任重而道远。(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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