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泳：研究告密文化

最近关于卢雪松事件，人们有许多反思。我想提出的问题是，我们应当如何反思告密文化的发生机制以及他对人们道德的影响。
　　
十几年前，我在四川成都认识了作家冉云飞。我们见面不久，他就告诉我，他有志写一本中国告密文化方面的专书。当时他已收集了不少这方面的材料。可能是因为难度太大，后来我只断断续续看到他一两篇这方面的文章。
　　
此次卢雪松事件出来后，艾晓明、张鸣等朋友的文章，对研究中国的告密文化有很大的启发。我想通过这个事件，我们有可能把告密文化作为一个研究课题深入下去。
　　
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告密本身可以区分为各种类型。一种是职业性的告密行为，也就是说，告密者本身以告密为自己的职业收入来源。如果一个人是以这种特殊行为为自己职业的，在相当的意义上，它的角色已不言自明。对这种类型的告密者，我们需要反思的不是告密本身，而是国家在设置这种角色时，是不是有违宪行为，如果没有，那此类告密行为可能有国家安全方面的考虑，如果国家设置的此类角色与宪法冲突，那我们要反思的就是国家有没有权力设置这种职业。
　　
还有一种是出于特殊的利益需求，在毫无国家职能背景下的一种自觉的文化行为。也就是说，这种告密文化是一种以把个人文化和思想信息，作为特殊行为在秘密状态下，单方面向权力出卖的行为。这种行为只获得利润，而不承担责任，对它的奖赏通常也是在秘密状态下发生的。在道义上，这种行为一般为各种文化所否定。特别是在教师和学生之间，这种行为是不被允许的。
　　
教师和学生在权力方面是平等的，但教师和学生之间，在追求知识方面处在不平等的地位，也就是说，闻道有先后。教师类似于家长，有知识监护人的角色，因为学生在知识上还未成年。教师有传播知识的责任，学生如果在知识方面有疑问，可以向教师请教，甚至质疑，所谓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学生也可以不接受教师传播的知识，但这一切必须是公开进行的，不能作为秘密行为发生。学生有权力向教育主管部门提出自己对教师传授知识的疑问，但疑问应当以知识为边界，与价值无涉。告密文化的产生，有非常复杂的原因。我们可以不必深论，但卢松雪事件说明，如果一个社会中告密行为得到普遍流行和认可，那必然会导致人人自危，长期下去，受到最大伤害的是我们的文化。(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