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日来在榆林、靖边就石油事件的调查走访，是一次难忘的艰难经历。这“艰难”二字不是指人身安全受到威胁，也不是边远地区工作不便，而是我们走在路边地头，这里的人们看我们的眼光，是好奇和恐惧。当我们笑着和他们搭话，告诉他们我们此行的目的，绝大多数人立刻闭嘴摆手，甚至问路都是一问三不知。我们不禁想起《国语》里描述的“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
后来颇费周章才得知，这种人人自危，畏我们如洪水猛兽的心理，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一方面是从 2003年起，榆、靖两地出动员警强抢油井的暴力图景犹在眼前，让人们心有余悸；一方面是油井被强抢后投资人到北京上访，后又组织起来寻求法律解决，两地政府又采取暴力手段抓捕维权代表，以大阵势刻意营造恐怖气氛。
在青阳岔一个没人的小饭馆里，饭馆老板对我们道出了原委。
“那个时候他们一来就是几百号人，大部分都是员警，那阵势就把人吓砸了（陕北方言，吓瘫了），你说话他们就抓你，手铐一戴就把你塞进去。旁边的人看不惯嘀咕上两句，他们就说‘拉回去收拾’，就铐起来撂车上。”
“哪里有手续，没有手续。抓那么多人要办什么手续。去年他们抓我的时候，我逃出去了，他们在街上说，谁知道我在哪里给两万块钱。这岔子上的任子明、老贾（经核实叫贾俊海）这些老汉，不就是因为多嘴被关了半个多月。去年光靖边县坐禁闭的就不下几百号人，你们外乡人没见过那阵势。土匪来了咱不怕，国民党来了咱不怕，没人能劲得上（方言，斗得过）这里的员警。”
一位曾经是油井经营者，现在靠开车维持生计的刘姓师傅对我们说：“我就被抓过，关了六天。那种生活你根本受不了，几个人，有的时候十几号人圈在一起不让你睡觉，他们几个人轮流看着你。很多人三天下不来就说不啦不啦，油井我不要啦。”
“实际上油井人家早抢过去了，就是怕你出去告状，像照（看管）狗一样照着你。就这样照着，他们还是不放心，他们是想着点子拾掇你。他们找人装成记者，下来说是要采访，谁跟他说话第二天就抓走了。现在就算是真记者，老百姓也怕是公安，不敢言声。”
“我不怕你是假律师。十年前我带了几百万来靖边，现在啥都没了，还倒挂一百多万，离了婚，孩子归了老婆，我还怕个球。再说你那记者证看着不像假的（我们给他看的是律师证），只要你问我就敢讲，陕北人不都是那么松。只要井要不回来我就要告，你不让告就应该把法院撤掉，你不让上访就把上访站撤掉！你不撤掉，花着老百姓的钱，又不让老百姓告状，你这叫什么法院，叫什么道理？”
一位公安干警通过投资人引荐，与高智晟在一个叫不上名字的地方进行了长达六个小时的单独交谈。据他讲，自强制回收后到2005年5月，虽然有多次大规模的抓捕、打压，但仍然发生了今年五月份的群体上访事件。榆林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及榆林市公安局的领导当时的决心是，将三百多名投资者（上访者）全部抓捕，抓捕后无限期关押，直到写下“保证书”后才可以释放，但必须保证两年内不离开住所地。榆林市公安局局长杨勇态度最为强硬，坚决主张全部抓捕狠狠收拾，但因为公安系统内部反对抓捕的声音也不少，改而先抓捕了12名维权代表。
“实际上我们当时抓这些人，没打算给他们定罪，只是想关上一段时间，他们写了保证就放了。没想到的是这些人太硬气，后来国内外报纸上开始批判这个事，捂不住了就开始研究罪名，准备给冯孝元定个重婚罪。”
“他们本来以为只要人一到手，想要什么证据就有什么证据，现在看来是判断失误。这些人很硬气，宁死不写保证书。”
“这个月初我们又搞了两次大行动，一次是针对所有这次被抓的维权代表，每人突审了四天四夜，每组六个员警轮着审一个人，不准睡觉，有两个三天就倒下了，现在还在医院里。这次主要的目的就是找朱久虎、冯秉先的犯罪证据。第二个行动就是在抓一批人关起来，继续找证据。最后关了四天又放了。”
“抓人整人对我们普通员警一点好处都没有，我是榆林人，我的亲戚里也有投资油井的。后来出去抓人好多都扑空了，这就是员警偷着跟他们打招呼，让他们出去躲。员警也是人，在家乡也得讲个人情。我自己就做过，没办法。”
我们理解不愿开口的人。但我们不明白，这些人已经是走投无路了，还有什么好怕的？
党治国先生的《陕北民企调查》中提到过青阳岔一个叫石秀成的投资者。到了青阳岔，我们想先找老石了解情况。在小饭馆里，我们向老板打听石秀成的联系方式，他说，“上访回来这个人就跑了，跑了两年了。”
很明显他在骗我们。党治国先生在青阳岔访问石秀成正好是一年前的这个时候。我们没有揭穿他，回到下榻的住处，继续一个一个的打电话，找人。
到中午，总算来了三个人，两个是青阳岔本地的，一个是外地来投资的，负了债不敢回去。他们简单讲了一下自己的身份，我们发现这三个人的关系很微妙。外地来的那个姓王，十年前带了六百万来陕北，赔得血本无归，负了一百余万的债务；一个年轻些的，是“王老板”井上的工人，也投了钱在油井里；一个年纪大些的姓武，自己打了一口油井，是“王老板”的债务人之一，而他自己也欠着外面几十万。
我们拿出纸笔准备做笔录，他们一下子慌了。“说就行了，别记。”
我们耐心地解释说我们只是作为证据，不会公布你们的名字。他们嘀咕了一会，冒出这么一句：“你们真是北京的律师？”
我们拿出律师证，身份证，甚至是写着“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的银行卡。他们拿在手里传看了半天，还给我们。这时武老汉手机响了，他接起电话说了几句，站起来说家里婆姨叫回去吃饭，得回去了。
看来留下他们，他们也说不出什么来。我们一下子发了火。“我们从北京跑过来搞调查，政府不会配合我们，你们也不说话，我们还来这里干什么？！”
那一老一少讪笑着出去了。王老板很犹豫，想走却又迈不出步，最后对武老汉说：“你们先回去，我和高律师再聊聊。”
王老板拘谨地又坐下了。我们问他，“你现在一个月挣多少钱？”
他说，“一千多。”
“你欠的一百万这辈子还得清吗？”
“还不清么。”
“你还不清，你的孩子就得接着还。”我们说。
孩子这两个字正中了他的心事。这个四十多岁的陕北汉子，一个曾经身价几百万的民营企业家，一下子哭了起来。
“我不怕坐禁闭。啥都没有了我还怕啥，在牢里还能躲债主。我三个孩子，一个已经不上学了，那两个也是马上的事。”
我们无意指责投资者这种怯懦。现在这些人普遍的心态不是希望政府把油井还给他们，而只是希望政府能多给一些补偿，把欠下的债还清。按照03年的油价算，陕北地区的民营油井价值70多亿，而政府提出的“合理补偿”是13亿多。04年经过维权斗争，政府许诺再加50% 的补偿，而全部的补偿尚不足以让绝大多数人偿还债务。他们可以不顾个人的安危，却不能不顾及到整个家庭的生存压力。
“他们也不是不敢讲，我们是怀疑你们是县上派下来的。只要你们能证明你们是真律师，我们什么都倒给你。”
我们说：“这个简单，朱久虎律师的婆姨你认不认识？”
“认得呢。”
我们立即给朱久虎律师的夫人邢文增女士打了电话，递给王老板。邢女士在电话那头证实了我们的身份。王老板看起来是放了心，说请我们到家里吃顿饭。我们答应了。一方面是想和他多聊一聊，一方面也想看看他们家里的情况。
他家离宾馆不远，有个小院子，唯一的房屋是个仓库，人住在三口窑洞里。王老板的婆姨在院子中间支了块面板，准备给我们做面条。
我们把前几天写的报导给他看，他拿在手上边翻边点头。看完还给我们，说，“高律师你放心，下午我去替你们说，他们信得过我。晚上我们就去找你。”
晚上，果然陆陆续续的来了不少人。我们开始了对投资者细致的访问。
九月十二日于陕北青阳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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