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白求恩离去的真相被冷战尘封了数十年
＊小报告：“我们一向注意到他对上前线有极大热情”
＊秘密警察的卡莎档案记录着她“和法西斯团伙有牵连”
一九三七年初，正当西班牙内战在被围困的马德里城展开，附近街道炮声隆隆的时候，一位美艳惊人的女士走进西班牙－加拿大输血队总部，要求同主任－－ 加拿大医生诺尔曼·白求恩－－谈谈。这位女士自称名叫卡莎，是瑞典记者。她身材瘦削，面庞小巧，留着透红的金色长发，人前一立，身高近六英尺，俯视着她要采访的这位医生。然而两人心有灵犀，随即双双消失，在一间卧室中共度两日。其间白求恩的年轻助手特德·阿伦曾经撞见两位裸裎床第；白求恩间或出门露一面，对人说该记者正在做深入访谈。
卡莎在输血队逗留了数周，也或许是数月。但她并不是当时唯一一位采访白求恩的记者。白大夫曾向许多记者求欢，闹得声望日隆。加拿大人在国内报刊上读到他的业绩，为之陶醉。这是他们的同胞，一个浪漫的淘气鬼，在被围攻的马德里城奔波送血，当其时，法西斯敌人轰击着各个城门，而只用猎枪和自制燃烧瓶（所谓“莫罗托夫鸡尾酒”）武装起来的平民百姓却能把他们挡在城外。送血汽车上赫然标着带有“加拿大”的字样。加拿大人从未见过这么惹眼的激情，他们喜欢。解囊相助者数以万计。
但是，１９３７年４月初，白求恩突然离开了西班牙。两年以后，他因血液中毒，在中国死去。当时他效力于毛泽东的共产党八路军，该军在同入侵中国的日军作战。这位加拿大医生在中国成了举国尽知的英雄，又过了多年，才在加拿大成为同样的人物。中学大学都曾以白求恩的名字命名。去年，加拿大广播公司ＣＢＣ在观众中征选历来最伟大的加拿大人，白求恩名列第二十六位（译注：在百名入选者当中）。
白求恩有其国际形像。然而在西班牙，他初次扬名于国际的地方，他的行藏细节却始终蔽于一团迷雾。具体地说，他为何离开西班牙？这个被他称为“世界的中心”的国家，当时正处于最黑暗的时刻，马德里被法西斯军队包围，内战前途悬而未卜。
今天，本刊终于揭开了这个答案。这个藏了六十多年的迷，就锁在苏维埃共产国际的秘密档案里：当年，不是诺尔曼·白求恩选择了离开西班牙；他是被当时的西班牙政府官员强迫而离去。他们指控他为叛逆和间谍，并且是和另一个叛徒及法西斯嫌疑份子－－即那位瑞典金发记者和舞蹈家，亦即他的恋人－－相互勾结。
一九三六年，一位名叫弗朗哥的西班牙将军在纳粹德国和法西斯意大利的强力支持下，对民主选举的左倾政府发起了军事叛变。当年七月，叛乱起于西属摩洛哥，随后扩及西班牙本土。但是，全国大部分地区的人民都起而反抗。他们有的设立路障，有的开着出租汽车冲击军队的机枪阵地，使得军事政变一时被遏制，西班牙随即陷入内战。
在千千万万正在经济萧条的岁月里熬煎的加拿大人眼里，西班牙成了一线亮光。法西斯主义在世界各处肆虐横行，西方各民主国家对此无所作为，毫不制止。本尼托·莫索里尼进军北非的阿比西尼亚，无人阻挡。阿道夫·希特勒在德国兜捕囚禁犹太人，英、美、法诸国只会一味姑息。但是，西班牙的工人、农民、自由派、民主派、无政府主义者和共产党人终于昭示了自己的立场。结果，大约有四万名来自各国的志愿者，其中包括一千六百名加拿大人，一起涌向西班牙，为支持西班牙政府而战。
赴西作战的加拿大人中，多数来自遭受大萧条打击最重的阶层。其中几乎全是穷人，而且约百分之八十是移民。那时节，他们坐在摇摇晃晃的货车顶上在加国各地奔波，到救济营、筑路队和农场找工作，住宿就在流浪者营地或者城区的破旧旅店。到西班牙去打仗，对这些加拿大人既是一条出路，也是个重振生活的机会。
诺尔曼·白求恩却不同于这些加拿大人。
他出身于富裕家庭。到１９３６年，他已经成为著名的胸外科医生，在蒙特利尔社交界头面翩翩，尽管他同时又是铁杆左派，是个书斋共产党人。可是，白求恩在加拿大备感压抑和沮丧。一位原住伦敦、后在西班牙与白求恩密切合作过的加拿大建筑师黑森·赛斯说过，战前，白求恩“非常暴躁，愤世嫉俗，因为这个社会对受苦受难的人无动于衷，而他相信这些苦难是可以通过政治经济手段连根铲除的”。
眼见病人康复出院，而后只因穷困生活的折磨再度患病，白求恩感到愤怒。他相信西班牙人民在为将要改变这一切的社会而战。他急于投身其中，他呼吁朋友们出钱，又自报奋勇为红十字会工作，均告不果。最后，白求恩从“西班牙民主救援会”得到资助。该会是个集资和议会游说组织，由“英联邦国家合作联盟”（ＣＣＦ）和加拿大共产党的成员管理。格雷厄姆·斯普莱是ＣＣＦ的领导成员，也是白求恩在救援会的关系。
白求恩从魁北克城登船出发，到达马德里那天是１９３６年１１月３日，正当弗朗哥要攻打这座都城的前夜。前来接他的人叫海宁·索仁森，是一位出生于丹麦的加拿大人。索仁森是作为报纸记者被派到西班牙的，他答应斯普莱到马德里去调查共和国在医疗方面的需求。索仁森是左派，他精力充沛，静不下来，总要寻求新知和新刺激。多年以后，他回忆说，“也许我就是好冒险，也许我就是老嫌没劲，要找点儿刺激。我又不是耶稣基督。”
索仁森说好要带白求恩转转马德里。这两人花了好几天，巡访各种医院，想看看白求恩能不能参加进去。但是，那些医生一概不置可否，最多是些模棱两可的应承，多数都叫他以后再来。其间有一次，在一个军事基地，人家给白求恩提出了一个职位，可是最后他说不喜欢那个负责人。他对索仁森说：“我可不能跟那个混蛋一块儿干。咱们走！”
可能的情况是：在全城受到围攻的混乱当中，白求恩根本不可能找到一所医院和医疗机构，让他施展医术。但也有可能是他想找到一种较为显赫的工作，更有可能扬名。当年在西班牙认识白求恩的人，都形容他是刚烈自负，精力充沛，耐心不足。索仁森回忆说白求恩有次埋怨他：“你介绍我时没把我说得有多么重要。”
白求恩终于找到了一个目标。那是在他和索仁森乘火车前往瓦伦西亚的途中，两人对坐，当中隔着个小桌。伴着轧轧车声，看着大地上的葡萄园和橄榄树，白忽然一拍桌子：“海宁，有了！”他描绘了一种输血设施，能把血浆送达前线将士。以前，需要输血的伤员得等上几个小时或者几天，才能登上崎岖的道路，被送往远离前线的医院，经常在途中失血死去。
从西班牙官员和资助他们两人的“西班牙民主救援会”那里，他们很快就得到了批准。随后，赛斯也参加进来，他们在马德里成立了总部，随即开始把急需的血浆送往已被打烂的城市及其周围战地各处的战士和平民。为了尽量让工作有成效，白求恩还绘制了地图。
自战事爆发以来，西班牙政府原已相当重视输血工作，但白求恩敏锐地看到把血浆送到急需之处是何等重要。他的输血设施是机动的，对抢救生命来说，其意义不言自明。再则，在城市遭到围困之际，献血行动本身使马德里的公民有机会表示与守城将士精诚一致，这个输血设施也成了他们蔑视强暴的一种象征。
但是，在输血队总部，问题很快就出现了。在蒙特利尔就认识白求恩的特德·阿伦在１９３７年初到达该输血队时，发现这位医生正开始故态复萌。白求恩告诉老朋友说，跟他共事的有几个懒惰的机会主义份子或甚至是亲弗朗哥份子，跟他们打交道，他就得靠喝苏格兰威士忌。“有时候我喜欢他，因为他确实了不起；有时候我又恨他，因为他够不上我理想中的英雄。”多年后阿伦写道，“我还记得那天晚上，他又被那位一直跟他找麻烦的大夫惹恼了，连喝四杯威士忌，醉了就一拳击碎前门上的窗户。”
到１９３７年３月，问题加剧了。当时西班牙共和国政府对在内战开初数月的乱局中自发兴起的若干专门组织实行了整顿，收回管理权限。其中包括加拿大输血队。政府施行的管理和官僚制度不合白求恩的口味，也限制了他的权威。对此，白求恩起初退让了一下。他离开输血队，几天以后带了些高级军官卷土重来。他看不起政府权威。他照样酗酒。尽管如此，四位曾经在西班牙和白求恩共过事的医生回首当年，仍然对他表示崇敬。他勇敢得近乎鲁莽。他对反法西斯事业的坚定立场不容侮辱。
一九三七年四月十九日，白求恩给军队卫生部门的首脑写了一封辞职信，信上说，输血队在西班牙当局管理下工作正常，不再需要他了，所以他将离去。“我于一月间设想成立的西－加输血队，如今作为军队卫生部门的从属机构管理得很好，能够有效运行，有鉴于此，我在西班牙领导这个组织的职能显已自然终结。”信里就是这样说的。
多年来许多人表示怀疑对当时事件的这种说法。白求恩竟然会在战事仍在身边进行时选择离开西班牙，这很难令人置信。但冷战把白求恩离去的真相封蔽了数十年。
苏联－－通过共产国际和世界各国的共产党－－组织和资助了国际志愿者去西班牙参战，尽管许多志愿者并非共产党人。通过西班牙政府中的西共成员，莫斯科对该政府施加了巨大的影响。白求恩的输血队里也有共产党的成分，就连白大夫本人也是共产党员。
当战争结束时，数十万件有关赴西班牙（参战）的外国人的文件，包括关于白求恩的档案，被悄悄送往莫斯科，在那里一锁五十余年，使西方学者无从查阅。现在这些档案已经公开。档案中存有黑森·赛斯和海宁·索仁森的日记，这些日记披露了真相，说明了白求恩怎样告别了这个他本不想离开的国家，怎样告别了他本想为之奋斗到底的战争。
白求恩和西班牙当局之间产生过严重问题的迹象，首先呈现在赛斯的日记和索仁森的私人文件里。赛斯在１９３７年４月１６日的日记中写着：“到底让白同意走了。”索仁森回忆录对当天有类似的记述：“我们说服了白离开。”而白求恩确实就在几周以后离开了西班牙。可他还是愿意回去。当年五月，他试图回去建立一间孤儿院，为西班牙当局和他的加拿大同事所制止。到七月间，白求恩下定决心迫切要求重返，竟打算以４７岁的年龄报名参加战斗部队“国际旅”。
可是，西班牙政府中的共产党当局就是不肯让白求恩回去。
一个名叫胡安·艾尔琛塔勒的西班牙官员在其写给上级的报告中解释了为何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不让白求恩进入这个国家。这个信件的内容以前从未披露过。艾尔琛塔勒写道，在白本人的加拿大同事配合之下，白终于被“巧妙地”赶走了，如此则不会影响来自成千上万加拿大人的捐款，他们捐钱本来是为支持白的输血队。
接着，艾尔琛塔勒列举了白求恩的所谓罪行：
“出于行为不端，和其他原因，他经常酗酒，其身心状况一向都不适于领导象输血那样细致的工作。
“他曾拿走一些首饰，借口说是要交给某某，后来又说他要到巴黎去把它卖掉，好为本队筹资，其实至今谁也不知道他拿那些东西干了什么。
“他洋洋得意大手大脚地花钱，从来不想想钱是加拿大无产阶级为了表示同西班牙的团结，常常是一分一分筹集来的。
“我们一向注意到他对上前线有极大热情，无论何时，只要有战斗任务；但从来不是为了输血的正当目的。”
然后，艾尔琛塔勒摆出对白求恩的最严峻指控：
“根据一份已送交我党中央委员会和军事卫生部的报告，白求恩有重大间谍嫌疑。”艾尔琛塔勒在报告结尾注明，白求恩常接受一位他呼之为“塔莎”的可疑女子的采访。其实，那就是卡莎，白求恩的瑞典恋人。
卡莎的名字也出现在另一份文献里，这是由历史学家拉里·汉南首先发现的。一个未具名的西班牙官员暗示说，卡莎可能是间谍，因为她有几次未经批准就跑到前线上去，在那儿还收集过类似军用地图的详图资料－－这位官员对白求恩也做过同样指控。报告的作者还暗示：卡莎不大检点。
这使人禁不住猜想：或许这位西班牙官员只是对那个瑞典女人毫无拘检的作派和公然卖弄风情大感震惊，因而觉得有理由猜测她可能是间谍。但另一份报告看起来更其不祥，这份报告保存在“军事情报处”－－一个令人生畏的机构，该机构实际上对苏联负责，它执行过许多秘密逮捕，并且暗杀过政治上“可疑的”人士。报告列出她的全名是卡莎·赫琳·罗斯曼，并说她在瑞典时曾作过歌剧院主演，当过家庭教师，而当时是个“托派”－－在该西班牙秘密机构眼中，这和叛徒是同义语。要是对她到底忠于谁还有任何疑问的话，这份秘密警察文件记录着，她“和瓦伦西亚与巴塞罗那的法西斯团伙有牵连”。
事实上，卡莎 ·罗斯曼既不是间谍，也没有作过家庭教师；她是位艺人，是个舞蹈家。她曾经在欧洲巡回演出，直到她的经理人卷款潜逃，害得她一文不名。战事爆发时，她在西班牙当旅游经纪，后来转行作记者。可是当时人不管这些。西班牙当局认为她可能是叛徒。而当他们得知白求恩和这个瑞典美女有染时，疑云也就降临到白的身上。
这位加拿大医生本来就被视为政治上可疑，原因包括他绘制过地图，他酗酒，而最有可能的原因是他爱发脾气。和卡莎的关系最终注定了他的命运。
加于白求恩的这项最厉害的指控，其实完全是无稽之谈。怀疑他是间谍所依据的逻辑委实禁不住一驳：说他绘制了前线的详图，并仔细注明各地距离和往返所需时间。可是白求恩的工作就是要把血浆及时送到前方，他当然需要有详细的地图，那正是抢救生命之所系。再说，他的情人卡莎·罗斯曼也不是法西斯份子。当弗朗哥的军队赢得战争时，她并没有留下迎接他们，而是和成千上万惧怕弗朗哥报复的西班牙人一起逃离了那个国家。她在墨西哥找到栖身之所，直到三十年后在那里去世。
至于白求恩，他挚爱西班牙，深深地关切它的反弗朗哥斗争。结果，他却成了在那场内战中席卷该国的反间谍妄想狂的牺牲品。他刚烈、自负、也许还是个酒鬼。但他的真正罪过却只是太执着于如何尽快把血浆送达伤员，再有就是爱上了一位异国女子。
白求恩的同事很可能并不知道西班牙当局怀疑他是间谍。但他们却明白，这位医生不得不离开西班牙。他独立不羁、激情洋溢、蔑视权威－－这些个性曾让他在围城马德里的大乱之中闹到精彩纷呈，但当他成为更大的军事官僚机器上的一个齿轮时，这些个性却也弄得他麻烦不断。
和他们的西班牙东道主一样，白求恩的同事毕竟也认识到：他们无法公开赶走白求恩而不损及加拿大捐款。如艾尔琛塔勒所说，他们精明地合谋，“巧妙地” 把白求恩遣离西班牙，几乎没有做什么批评报导，也未透露他必须离去的真正原因。关于白求恩离去的全部情况一直被隐藏了六十多年，白求恩本人对针对他的这场密谋也一无所知，这表明那些人干得多么成功。
西班牙使白求恩心力交瘁，万念俱灰。在写给前妻的信中，他称这个国家是“我心上的创伤”。显然，这个伤口始终没有平复。白求恩曾两次试图重返，两次都没办到。
不过，西班牙内战也加深了白求恩对法西斯几乎是私仇般的憎恨。离开西班牙后六个月，当他准备赴华时，白求恩给从前的爱人“伊丽莎白”写了一封诀别信。看来他在精神上准备着执行最后的、可能是一去不还的使命。他写道，“我面前的路陌生而又危险。你不能跟我走。在我的生活－－和我的余生－－当中，我不想再尝试任何认真的恋情。这类事对我来说已经完结。现在你尽可以亲切甜蜜地想念我。就这样想吧。我爱过你。我对你的情义仍然深重绵长。记着我，就象我会记着你－－带着平和与珍视。”
原载《加拿大ＭＡＣＬＥＡＮ’Ｓ杂志，２００５年１０月２４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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