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二○○一年最初酝酿中共十六大班子时，罗干就被李鹏提议进入新一届政治局常委会。二○○二年秋，在李鹏、江泽民的合力推荐下，罗以六十七岁高龄进入中共十六届政治局常委会，并且在常委中分管全国政法系统，从而扮演起李鹏政治生命中的守护神角色。
李鹏罗干刎颈之交
而使李鹏与罗干建立“刎颈之交”的基础，则是一九八九年举世震惊的“六四事件”。这一事件，将李罗完全捆绑在一起。
罗干是中国第四代领导层中唯一参与六四决策全过程的人，他几乎掌握关于“六四事件”中共高层决策的全部内幕。整个“六四”期间，李鹏的很多命令都是通过罗干传达、执行的。
戒严前，罗亲自为李鹏、朱琳夫妇找房子，最终将毛泽东生前的最后一个住地－－游泳池－－腾出来给李鹏家住。六月三日整个通宵，罗干根据李鹏的命令，亲自坐镇中南海与武装警察总部、公安部、安全部、新华社、广播电影电视部负责人联系，下达命令，并随时掌握戒严部队进城情况、进驻天安门广场情况等。
“六四”屠杀后，为了通缉、清查所谓的“反革命暴乱分子、反革命动乱分子”，罗向李鹏建议命令中国驻美欧各大使领馆以及新华社香港分社全部录制那些国家和香港每日播放的关于“六四”事件的节目，并将录像带送北京。这一建议为李鹏所采纳。最后，一些省市和地方公安部门就是通过那些从国外送回的录像来辨认人、抓捕人的。一句话，罗干不只是李鹏在“六四”事件中的主要帮凶，他本身在“六四”事件中的作为也难辞其咎。
全权掌控国安部
罗干已经建立起不亚于斯大林时代克格勃头子贝利亚的国家安全“王国”，其中，最令罗干满意的是他对国家安全部的绝对控制，许永跃（原中共领袖陈云的秘书）既是李鹏的亲信，也是罗干的亲信，长得像老农民一样的许永跃是心甘情愿为李鹏、罗干肝脑涂地的。正是有了这一层可以称之为铜墙铁壁的防线，不要说对 “六四事件”进行重新评价，即使要对国家安全系统进行小范围的改革，也是困难重重。相反，李鹏们却可以放心睡大觉，至少用不着担心胡温等会在罗干任上重新评价“六四”事件。
尽管新一届中共领导人对重新评价“六四”事件讳莫如深，尽管罗干牢牢控制着国家安全系统，但是，来自民间的良知仍不时被唤起。今年二月二十四日，在离全国人大、全国政协“两会”召开十天之际，曾以无私无畏勇气揭露沙士真相而享誉海内外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三○一医院外科医生蒋彦永，致信中共中央政治局、全国人大、国务院和全国政协，要求公开为“六四”事件正名。蒋医生的这封信，可谓石破天惊，再次触动了中共最高决策层的敏感神经，在中南海引起强烈冲击。
高干集体翻看录像
罗干在获得蒋的信后，当天即亲自登门向李鹏汇报，李鹏随即要求罗干捎话给胡锦涛，要求中共中央、国务院各部委司局级以上官员于三、四、五月份重新秘密收看二○○一年春江泽民李鹏为针对《中国六四真相》而制作的历时三个半小时的关于一九八九年“六四”决策过程的录像（注：此录像单方面甚至是断章取义地摘录了邓小平、陈云、李先念、杨尚昆等中共元老，赵紫阳、李鹏、乔石、胡启立、姚依林五位政治局常委，以及江泽民、李瑞环等政治局委员在元老会议、常委会议和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以文字配图像的方式进行介绍。制作这个录像的目的在于告诉人们：关于“六四”的全部决策是由当时的中共最高决策层这一领导集体共同决定的。如果“六四”最终得以重新评价，那末，当时在位的所有决策层成员都应对此承担责任，谁也跑不了）。
在罗干向胡锦涛捎话后，三月初，李鹏再亲自打电话给胡锦涛、分管意识形态工作的李长春，要求进一步加强对中高级官员关于“六四”事件的教育，统一认识。此后，根据中央领导人的指示，中共中央办公厅专门向中央各部委发出通知，要求各部门组织司局级以上官员再次集中收看长达三个半小时的关于一九八九年中共最高层参与六四决策的录像，并要求表态。这是李鹏退出政治舞台后，第一次如此直接地向新一代领导人提出关于“六四”的政治诉求，由于江泽民压阵，以及罗干对国家安全系统的主导，新一代领导人可谓给足了李鹏面子。
胡锦涛要求放人
继二月二十四日蒋彦永医生的信之后，三月二十五日，香港首次公开以丁子霖、张先玲为代表的六位“天安门母亲”向联合国人权会议提供的证词录影片段。丁子霖在证词中说，她从儿子丧生那一刻起，那种“生不如死”的感觉一直伴随着她。最后，她“选择了生。选择了生后，又选择了打破沉默。打破沉默后，受中共的监控”。在经受丧子之痛、中共的监控、寻找其他死难者家庭的坎坷遭遇后，丁子霖终于“认清了共产党的真面目，认清了制度的罪恶”，公开呼吁国际社会关注“六四”失踪者的命运。这份提供给联合国和国际人权组织的证词被完整地送到中南海，送到罗干桌上。罗干恼羞成怒，写了足有半页纸的批示给许永跃要求国家安全系统对丁子霖们“予以监控”。
三月二十八日下午，正值联合国人权会议在日内瓦召开之际，国家安全系统分别在无锡、北京拘捕丁子霖、张先玲和黄金平三位“六四”难属，拘捕她们的理由是“违法从香港偷运文化衫”。丁子霖等三人被捕后，立即引起国内外强烈抗议。新华社等渠道终于带着一点良知以内参形式向中共最高层作了通报，面对强大的国内外舆论，胡锦涛亲自向罗干过问事件经过，并要求安全系统放人。终于，在关押五天后，丁子霖等获释。
丁子霖等人的获释有违罗干初衷，她们并没有得到真正的自由，安全部仍然沿用过去的手段对付她们。因此，五月下旬以来，丁子霖等人又被国家安全系统严格“保护”起来，连出入家门的自由都被剥夺。
外国学者“黑名单”
比起对付手无寸铁的丁子霖们容易的，是罗干对待一批享誉国际的海外中国问题专家。这批学者因为对“六四”事件以及对中国人权的高度关注，被列入国家安全部禁止进入中国的”“黑名单”，这是一份经过罗干亲自审定的“黑名单”。目前列入“黑名单”的外国学者分布在美国、欧洲、澳洲等世界各地，但只剩下十八人。他们之中影响最大的、被罗干和国家安全系统视为眼中钉的当数参与了《The Tiananmen Papers》的三位美国学者：Andrew
J.Nathan（黎安友，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政治系主任，原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Perry Link（林培瑞，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研究系教授，原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北京办公室主任）和Orville Schell（夏伟，加州柏克莱大学新闻学院院长，教授），这三人被定性为“妖魔化中国”的头面人物。
在对待三人申请中国签证的问题上，中国驻洛杉矶和纽约总领馆表现出了一种“奉命行事”又无可奈何的情绪。夏伟是三人中最早提出申请的，一家人申请，最后只有他一人不被批准。鉴于洛杉矶总领馆有关官员与夏伟认识，在处理夏伟的签证申请时，既要例行公事，同时又委婉地向夏伟建议：写一封关于今后不再“卷入与六四事件有关活动”的“说明性文字”给总领馆，总领馆收到这封信后将给他签证。显然，这一“招安”动作是任何一位有骨气的学者所无法接受的，夏伟断然拒绝。
(原载2004-06-03 信报，原标题：“平反六四”的拦路虎)
作者：张良
【大纪元12月16日讯】从一九八九到二○○四年，“六四”已经走过整整十五年了。在这第十五个“六四”忌日，我看不到任何有别于前十四个年头的景象：新一代中共最高决策层至今对“六四”事件避而不谈，“政治敏感期”（“六四”后，江泽民李鹏将每年的四五六三个月定为“政治敏感期”，全国特别是北京的警力得以加强）依然没有解除；政治异已人士依然被以非人道手段蛮横对待，“六四死难者”家属的诉求依然无法获得回声；中国政法系统的最高领导人罗干牢牢地控制着国家安全事务。我并不想揣测胡温是否有重新评价“六四”事件的意愿，只想谈谈我所知道的作为国家安全首脑的罗干以及他今年以来处理与“六四”有关的几件事。
早在二○○一年最初酝酿中共十六大班子时，罗干就被李鹏提议进入新一届政治局常委会。二○○二年秋，在李鹏、江泽民的合力推荐下，罗以六十七岁高龄进入中共十六届政治局常委会，并且在常委中分管全国政法系统，从而扮演起李鹏政治生命中的守护神角色。
李鹏罗干刎颈之交
而使李鹏与罗干建立“刎颈之交”的基础，则是一九八九年举世震惊的“六四事件”。这一事件，将李罗完全捆绑在一起。
罗干是中国第四代领导层中唯一参与六四决策全过程的人，他几乎掌握关于“六四事件”中共高层决策的全部内幕。整个“六四”期间，李鹏的很多命令都是通过罗干传达、执行的。
戒严前，罗亲自为李鹏、朱琳夫妇找房子，最终将毛泽东生前的最后一个住地－－游泳池－－腾出来给李鹏家住。六月三日整个通宵，罗干根据李鹏的命令，亲自坐镇中南海与武装警察总部、公安部、安全部、新华社、广播电影电视部负责人联系，下达命令，并随时掌握戒严部队进城情况、进驻天安门广场情况等。
“六四”屠杀后，为了通缉、清查所谓的“反革命暴乱分子、反革命动乱分子”，罗向李鹏建议命令中国驻美欧各大使领馆以及新华社香港分社全部录制那些国家和香港每日播放的关于“六四”事件的节目，并将录像带送北京。这一建议为李鹏所采纳。最后，一些省市和地方公安部门就是通过那些从国外送回的录像来辨认人、抓捕人的。一句话，罗干不只是李鹏在“六四”事件中的主要帮凶，他本身在“六四”事件中的作为也难辞其咎。
全权掌控国安部
罗干已经建立起不亚于斯大林时代克格勃头子贝利亚的国家安全“王国”，其中，最令罗干满意的是他对国家安全部的绝对控制，许永跃（原中共领袖陈云的秘书）既是李鹏的亲信，也是罗干的亲信，长得像老农民一样的许永跃是心甘情愿为李鹏、罗干肝脑涂地的。正是有了这一层可以称之为铜墙铁壁的防线，不要说对 “六四事件”进行重新评价，即使要对国家安全系统进行小范围的改革，也是困难重重。相反，李鹏们却可以放心睡大觉，至少用不着担心胡温等会在罗干任上重新评价“六四”事件。
尽管新一届中共领导人对重新评价“六四”事件讳莫如深，尽管罗干牢牢控制着国家安全系统，但是，来自民间的良知仍不时被唤起。今年二月二十四日，在离全国人大、全国政协“两会”召开十天之际，曾以无私无畏勇气揭露沙士真相而享誉海内外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三○一医院外科医生蒋彦永，致信中共中央政治局、全国人大、国务院和全国政协，要求公开为“六四”事件正名。蒋医生的这封信，可谓石破天惊，再次触动了中共最高决策层的敏感神经，在中南海引起强烈冲击。
高干集体翻看录像
罗干在获得蒋的信后，当天即亲自登门向李鹏汇报，李鹏随即要求罗干捎话给胡锦涛，要求中共中央、国务院各部委司局级以上官员于三、四、五月份重新秘密收看二○○一年春江泽民李鹏为针对《中国六四真相》而制作的历时三个半小时的关于一九八九年“六四”决策过程的录像（注：此录像单方面甚至是断章取义地摘录了邓小平、陈云、李先念、杨尚昆等中共元老，赵紫阳、李鹏、乔石、胡启立、姚依林五位政治局常委，以及江泽民、李瑞环等政治局委员在元老会议、常委会议和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以文字配图像的方式进行介绍。制作这个录像的目的在于告诉人们：关于“六四”的全部决策是由当时的中共最高决策层这一领导集体共同决定的。如果“六四”最终得以重新评价，那末，当时在位的所有决策层成员都应对此承担责任，谁也跑不了）。
在罗干向胡锦涛捎话后，三月初，李鹏再亲自打电话给胡锦涛、分管意识形态工作的李长春，要求进一步加强对中高级官员关于“六四”事件的教育，统一认识。此后，根据中央领导人的指示，中共中央办公厅专门向中央各部委发出通知，要求各部门组织司局级以上官员再次集中收看长达三个半小时的关于一九八九年中共最高层参与六四决策的录像，并要求表态。这是李鹏退出政治舞台后，第一次如此直接地向新一代领导人提出关于“六四”的政治诉求，由于江泽民压阵，以及罗干对国家安全系统的主导，新一代领导人可谓给足了李鹏面子。
胡锦涛要求放人
继二月二十四日蒋彦永医生的信之后，三月二十五日，香港首次公开以丁子霖、张先玲为代表的六位“天安门母亲”向联合国人权会议提供的证词录影片段。丁子霖在证词中说，她从儿子丧生那一刻起，那种“生不如死”的感觉一直伴随着她。最后，她“选择了生。选择了生后，又选择了打破沉默。打破沉默后，受中共的监控”。在经受丧子之痛、中共的监控、寻找其他死难者家庭的坎坷遭遇后，丁子霖终于“认清了共产党的真面目，认清了制度的罪恶”，公开呼吁国际社会关注“六四”失踪者的命运。这份提供给联合国和国际人权组织的证词被完整地送到中南海，送到罗干桌上。罗干恼羞成怒，写了足有半页纸的批示给许永跃要求国家安全系统对丁子霖们“予以监控”。
三月二十八日下午，正值联合国人权会议在日内瓦召开之际，国家安全系统分别在无锡、北京拘捕丁子霖、张先玲和黄金平三位“六四”难属，拘捕她们的理由是“违法从香港偷运文化衫”。丁子霖等三人被捕后，立即引起国内外强烈抗议。新华社等渠道终于带着一点良知以内参形式向中共最高层作了通报，面对强大的国内外舆论，胡锦涛亲自向罗干过问事件经过，并要求安全系统放人。终于，在关押五天后，丁子霖等获释。
丁子霖等人的获释有违罗干初衷，她们并没有得到真正的自由，安全部仍然沿用过去的手段对付她们。因此，五月下旬以来，丁子霖等人又被国家安全系统严格“保护”起来，连出入家门的自由都被剥夺。
外国学者“黑名单”
比起对付手无寸铁的丁子霖们容易的，是罗干对待一批享誉国际的海外中国问题专家。这批学者因为对“六四”事件以及对中国人权的高度关注，被列入国家安全部禁止进入中国的”“黑名单”，这是一份经过罗干亲自审定的“黑名单”。目前列入“黑名单”的外国学者分布在美国、欧洲、澳洲等世界各地，但只剩下十八人。他们之中影响最大的、被罗干和国家安全系统视为眼中钉的当数参与了《The Tiananmen Papers》的三位美国学者：Andrew
J.Nathan（黎安友，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政治系主任，原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Perry Link（林培瑞，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研究系教授，原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北京办公室主任）和Orville Schell（夏伟，加州柏克莱大学新闻学院院长，教授），这三人被定性为“妖魔化中国”的头面人物。
在对待三人申请中国签证的问题上，中国驻洛杉矶和纽约总领馆表现出了一种“奉命行事”又无可奈何的情绪。夏伟是三人中最早提出申请的，一家人申请，最后只有他一人不被批准。鉴于洛杉矶总领馆有关官员与夏伟认识，在处理夏伟的签证申请时，既要例行公事，同时又委婉地向夏伟建议：写一封关于今后不再“卷入与六四事件有关活动”的“说明性文字”给总领馆，总领馆收到这封信后将给他签证。显然，这一“招安”动作是任何一位有骨气的学者所无法接受的，夏伟断然拒绝。
(原载2004-06-03 信报，原标题：“平反六四”的拦路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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