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遭迫害的经历，见证了中共恶党马三家劳动教养院的罪恶，见证了龙山劳动教养院的罪恶，见证了辽宁省女子监狱的罪恶，见证了中共邪党的罪恶。
一、在艰苦岁月中生存
我懂事的时候正赶上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在这场浩劫中我的家也未能幸免。我爷爷被打成“历史反革命”，只因他曾有被日本人抓去过三天的经历；而我姐姐当时只有十岁，上小学二年级，因发现别人家的玻璃窗上有用哈气写成的“毛××万岁”的字样，连同我的父母一同被定性为“现行反革命”。小小年纪的我常常惊恐的看着父母和姐姐被一群一群的人围斗。我的弟弟妹妹不得已被送回山东老家，那年弟弟四岁，妹妹只有十个月大，由于爷爷奶奶处境也十分艰难，弟弟妹妹常常受人欺凌，四岁的弟弟被人用铁丝抽中了眼睛留下了终身的残疾。
在这艰苦的岁月中，我渐渐的长大，随着改革开放，我思想中的疑惑也越来越多。我不明白，从小共产党就灌输我们“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怎么现在资本主义国家都成了经济发达国家？人民的生活水平远远超过了中国的生活水平。报上说“要解放台湾”，可台湾人均收入是大陆的17倍，这还用我们去解放吗？天天喊“打倒美帝国主义”，可是共产党高官的子女成群结队去了美国…… 为什么？为什么？
太多的解不开的为什么使我变得麻木。那时的我讨厌××党的官，更不愿涉入××党的政治。于是，我读了“机械制造与设备”专业。以为这样可以不去想那么难解的为什么，后来我结了婚有了孩子，可是我却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与矛盾之中。没有信仰的中国人，把金钱当成了万能，为了自己获得更多的利益，不惜牺牲亲情、友情，为了自己的欲望，可以丧失道德伦理抛弃家庭。看着我的孩子，我很茫然，我不知道应该怎样教育他，我不知道这样一个充满谎言、欺骗、诱惑的社会会使我的孩子变成什么样的人，我看着我的丈夫，我不知道我的家庭会维持多久，不知道他会不会像中国的许多男人一样“有了钱就学坏”。心情不好，操劳过度，我的身体变得越来越虚弱，被医生确诊患有胆囊炎、胃炎、肾炎、顽固性偏头痛、神经衰弱，我经常需要住院治疗。
二、大法展现奇迹
1996 年母亲因车祸造成脊柱骨第八、第九节粉碎性骨折，经法医认定为国家三级残废，医生说母亲的后半生只能在床上躺着度日，母亲的不幸，成了我们一家沉重的负担。还有1991年父母亲收养一个弃婴天娇，母亲瘫痪时，天娇只有五岁，年迈的父亲除了要照顾瘫痪在床的母亲，还要照顾五岁的孩子，还要去挣钱养家，真是辛苦极了。
1997年母亲的妹妹由异乡赶来看望母亲，并给母亲带来了一本神奇的书《转法轮》。母亲读了此书，一个月竟奇迹般的能下地行走，瘫痪在床大半年的母亲异常欣喜，从此走上了修炼的路。
也就是这一年我也有幸拜读了《转法轮》。我的身体也奇迹般的康复，不仅如此，我心中那所有的为什么，我在《转法轮》里全部都找到了答案。我介绍我的丈夫、我的孩子读了《转法轮》，从此我有了一个和睦、温馨的家庭。一家三口相亲相爱，我们孝敬父母，从不为了个人利益与人争执；我们按照真、善、忍去要求自己，得到了同事、邻居的一致赞扬。1998年发洪水时，我们将自己的钱拿出去救济灾民。
在修炼法轮大法的过程中，我们的身心都得到了净化，我们懂得了遇事替别人着想，与人为善，以诚相待，知道人只有这样活着才会心胸宽阔，才会幸福。我们感谢师尊广传大法的慈悲。
三、第一次被绑架：入京说真话遭迫害
1999年恶党江××一意孤行发动了这场牵动亿万民众之心的残酷迫害，我的家庭也从此由得法的庆幸与幸福走向支离破碎、生离死别。
1999 年10月15日，这一天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日子，我与同修终于不堪良心上的折磨，踏上了去北京为法轮功鸣冤的列车。10月17日在去北京中南海信访办的途中，一名保安人员挡住了我们的去路，问我们是不是练法轮功的，我们说“是”。于是保安人员不由分说，把我们押上囚车，送至北京西城看守所。
到那之后，我们被勒令脱得一丝不挂接受检查，送入监室，被犯人克扣了所有的东西，每天只给两顿饭，都是烂菜帮做的汤，和警察说连猪都不吃的玉米棒都绞进去的带眼窝头，卫生极差，我一连六顿都在菜中吃到了苍蝇、虫子、蟑螂，每天还要干活至深夜，三米宽的牢房，犯人睡觉占去1.8米，而我们23个法轮功学员只有 5米长，1.2米宽的地方，常常是几个人轮流睡。
四天以后，我得知母亲也于10月15日来了北京中南海信访办，并于当天被抓，也关在了这里。16天以后，我被沈阳的警察提出来关押在地下室，在那里我常常半夜被男性警察提审，一次一个警察酒后，竟然在八个女法轮功学员面前极具侮辱性的抚摸我的脸和脖子。
四天以后，我被送回沈阳，先是到了遣送站后又去了看守所。在中国行政看守所法律规定只有15天的拘留权，他们却在没有任何手续的情况下，将我非法关押21 天，后来在我以死相抗的情况下，我的单位沈阳第一机床厂才把我接走。谁知我从无法无天处出来，却又进入了无法无天之中，沈阳第一机床厂把我直接送进甘官福利院强制洗脑“转化”班，我又被非法关押了20天。
四、第二次遭绑架：邪恶洗脑生不如死
2000年3月，我又一次被非法抓捕，原因是我写了一篇文章，是北京上访的经历，在互联网上发表了，名为《狱中》。警察跟我说是国家公安部下令抓我的，这一次我被当成了重要犯人。市局的孙森和区局的吴姓科长将我关进甘官福利院专门用于停放尸体的停尸间。
福利院收留的都是家里不肯照顾的老弱病残，经常死人，人在咽气前就要被抬到停尸间等死，将死之人在那里会排泄废弃物，所以那里的被褥沾满了粪便，房间里怪味刺鼻，窗户上缺少挡风玻璃，他们将我一个人关进了这样的房间，嬉笑着走开。当我的丈夫见到我时，堂堂男子汉竟忍不住流下眼泪。
我在甘官福利院被关了45天之后，被以莫须有的罪名强行送至邪恶的马三家教养院，张姓警察还欺骗我的丈夫说给我减了刑，从我丈夫手中骗去三千元钱，到教养院后，许多人围着我给我洗脑，让我放弃法轮功，我不肯放弃，他们就罚我蹲着，每日从早上5点半至深夜1点。
在罚了二十几天以后，警察开始欺骗我，在我的面前故意拿着《转法轮》，并欺骗我说他们都是学大法的，引导邪悟的胡言乱语等等。我在这种每日强行的灌输之下，故意制造的谎言中，渐渐的迷失了方向，我想马三家教养院是省级教养院，警察都是国家干部怎么能撒谎呢？况且我常见中央610头子刘京、省长闻世震，还有辽宁省恶党政法委书记丁世发及许多高官，常常光顾那里，政府怎么会说谎呢？在这些高官及警察共同编织的谎言中，我和许多善良的法轮功学员在对“政府”的信任中，被恶毒的欺骗了，痛哭了三天，我写了我一生的最痛，令我至今无法忘记的耻辱的“悔过书”，承认自己去北京不对。
不久我被调出分队，当了“四防人员”，这时我发现来看学员的家属有不少带的东西，警察让他们放在窗台上，接见以后，既不给学员，也不让家属带走，而是只字不提，让学员误以为家属带走了，家属又以为送给了学员，其实都是警察私下里分了，每个警察每天都有好吃好喝的。吃不了还要往家拿。我开始疑惑，我问自己：他们这样做能是学习过《转法轮》的吗？法轮功学员是绝对不会这样做的。
这时北京又送来了几个所谓的“法轮功顽固分子”，来了之后，她们很快“转化”，一个叫牛红，一个叫岳慧玲，一个叫李丽娜，一个叫周宣，我很快发现她们不懂大法，根本就不知道大法的法理，而是在偷学别人的话去搅乱学员的思维，且恶警所长苏境经常私下里请他们吃饭。
我明白了这几个人是特务。这时我才发现自己上当受骗了，我和其他学员一样，被一个庞大的政府机构，以最阴险的招术笑着欺骗了。刹那间，我感受到了痛彻心肺，生不如死的痛，无法用语言表达我的愤怒、悲伤。
五、见证马三家的罪恶
在这期间我又见证了马三家教养院的罪恶，王东，一个大学生，因拒不“转化”被姓方的警察和邵力拉到办公室施以电棍；一个新来的法轮功学员因坚持炼功，被强行劈胯，造成大腿内侧有两个拳头大的筋包；胡桂珍因拒绝“转化”，前额被打的隆起；辽阳的王金平脑后的头发被一根一根拔光了一大片；大法弟子高雁秋被毒打，后又被折磨的精神失常。
我忍无可忍去找苏境问她为什么打人，回来后我向警察声明，我还要做李洪志师父的弟子，我还要修炼法轮功。这样我被严管，被勒令眼睛只能瞧着前方，经常被开会批判，罚蹲罚站，不久，我被折磨的双腿不能走路。
有一次，我的丈夫和孩子来看我，但警察不许他们见我，十一岁的儿子在铁门的栏杆外，居然望见了屋内的我。他拼命将小手伸进来，高声呼喊：“妈妈！妈妈！”我听见这熟悉的声音，一眼望见了我的儿子，泪水顺着我的脸颊无声的流淌，警察在无情的呵斥我的孩子，我的丈夫在拽着孩子离开，孩子却拼命的挥着小手哭着喊着妈妈，同室的许多人都流下了热泪。
2000年的一天，室内突然有人告诉我：“吕嫦靓，你妈来了。”我抬头看见了母亲，我扑向母亲。原来母亲想为大法鸣冤，想见不知死活的女儿，在去北京的途中再一次被抓，警察戴玉红发现送来的人是我的母亲时，就将母亲推了出去，让她去一分队。
那天天气很冷，空中飘着凄凉的清雪，母亲没有穿鞋，也没有穿外衣，上身的一个马甲被扯开了碗大的口子，破碎的衣片在风中舞着，下身是母亲自己用多色的线织就的毛裤，母亲花白的头发被寒风吹的有些凌乱，偌大的一个操场内只有母亲一个人走着，母亲的脸是平静的，平静中却带着刚正不阿，那一刹那，我从母亲的身上读到了坚强，读到了正义，我擦干了脸上的泪水，告诉自己决不向邪恶低头。
马三家教养院每天都在奴役法轮功学员，根本不管我们的死活，在那里我们被强迫干的活是将非常肮脏、带血的鸡毛放在学员吃饭、洗漱用的池内洗净，然后在寝室内将它们晾干，再用剪刀剪成各种形状，做成工艺品远销美国。这种工作，我们每天要干到深夜，在飘着满屋毛絮的房间里接着睡觉。没有任何的保护措施，许多人被呛得上不来气。
2001年2月19日，我在丧失了劳动能力，三个月不能自己行走的情况下，且已到期，才被家人接了出来。
六、第三次遭绑架：九死一生
出来后，我通过学法炼功，身体很快恢复。有一次，有一个与我在马三家教养院一起遭迫害的学员，打电话约我去他家，在那里我无意间遇到了几个在张士教养院被迫害过的同修，我们在一起谈了“转化”是一个欺骗这件事，大家都有同感。可是这件事被人举报，很快其他的人被抓，而我恰巧这期间出门没在家，可是从此我却有家不能回，警察发了通缉令，到处追捕我。
记得在大年三十那一天，别人家都在过年，我实在无处可去，租的房屋几次都被警察盯住，当时我的丈夫和孩子陪着我，在一家大商场内呆到了八、九点钟，后来我们去了父亲家，那时母亲还在马三家教养院被非法关押，只有父亲带着十岁的天娇艰难的度日，父亲看见我来了，流着眼泪对我说：“孩子怎么办哪？今天是大年三十呀，可我这也不安全哪。”
过了年后，为了躲避抓捕，丈夫陪我一起去了大连，在大连火车站，我和几个接我的同修同时被抓。丈夫走脱了。在非法抓捕我的过程中，警察在众目睽睽之下，对我拳打脚踢，并掏出100元钱侮辱我，后来把我带至大连刑事看守所，将我铐入铁椅子。我拒绝回答任何问题，他们用凉水从我的头上浇下来，直至下半夜2点多钟。
1、“这回十八般酷刑让你尝尝”
三月份东北还在下雪，我只穿了一身衬衣衬裤，凉水顺着我的脊梁骨流下来。我有些抽搐，并咳了血。这时审我的人开始过来摸我的脉搏，后来又有人来摸说：“摸不着脉了。”他们慌忙将我关入监室。
3 月21日，我昏睡一天没吃东西。3月22日早晨，狱警来了，把我叫出去之后让七个男杂役和四个女杂役十一个人把我从二楼拖至四楼，强行按住我，将鼻管插向我的喉咙。第一次，食管被我拽出，第二次被我咬碎吐出，第三次他们说下去了，我觉得胃里一热，起来后他们又强行给我戴上脚镣、手铐，强行给我“定位”。四天四宿我不能站，不能蹲，不能躺，更不敢吃饭，喝水，因为不让我上厕所。
3月28日，大连警方将我交给沈阳来的人，上了一辆黑色的轿车。车上两男一女，后知男的一个叫张松，一个叫韩致，女的叫常建平。他们把我的一只手铐在车上，一只与女警常建平铐在一起。坐好以后，前面的警察开始问我：“你知道我们是什么人吗？”我答：“是警察。”他说：“确切的说我们是国家安全局的。是专门审讯间谍的，你知道什么是间谍吗？”我说：“在电视上看过。”他又说：“这回十八般酷刑让你尝尝。”见我没反应，又说：“其实，我们根本就不想费事了，没看大连给你开的释放票吗？坑已经给你挖好了，就把你活埋在这就完事了。”
我心里坦坦荡荡笑着告诉他：“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我生是大法弟子，死亦是大法弟子。”他说：“真硬，一点不怕，埋了你太便宜了，干脆把你从山崖上推下去，让鲨鱼一口一口吃了你算了。”我说：“说你们邪恶你们不承认，听听你们的语气。我告诉你们，你们所做的一切神在看着，我师父在看着。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他们恶狠狠的说：“好，吕嫦靓，看到沈阳不扒了你的皮。”
2、安康医院野蛮灌食
车一进苏家屯，我心里多少有点怕。但是，我告诉自己：我是大法弟子，我没有做过坏事，怕什么。这时叫韩致的警察接到局长的指示，将我直接送入沈阳市看守所。在看守所里，为了抗议这种无辜的关押，我开始绝食，两天以后由于我绝食并伴有吐血，我与几个绝食十几天的法轮功学员一起被送到沈阳安康医院，也就是位于四台子的戒毒所。
沈阳安康医院对绝食的法轮功学员两天灌一回食，每一次灌食都是由院长谢晓宾和姓罗的主任亲自领着灌。给我灌食那次是在我绝食绝水六天以后，强行把我按在床上，将管子从鼻孔插入，我感到喘不上气来，我将鼻管拽了出来，上面沾满了鲜血。他们又从另一鼻孔将管子强行插入，我感觉窒息，而且非常痛苦。我又将鼻管拽出，上面还是沾满鲜血。这时我才注意到原来给我灌食用的鼻管竟是日常用来扎点滴时用的止血带，很粗，头全是锋利的毛茬。
在这期间，市局的张松、常建平曾多次非法提审我，有一次他们拿出打印的一人多高的电话号码，让我交代都干了什么，我问：“既然你们不知道我干了什么，为什么抓我？”他们对我说：“吕嫦靓，我们没有你证据，但也一定要把你押死在里面。”
后来又有警察提审我，是皇姑区三台子派出所的四个人，给我念“劳动教养决定书”，以“聚集”为由，将我劳动教养二年半。我拒绝签字。2002年4月30日，他们又来了，并将我送往沈阳市龙山劳动教养院，但龙山教养院的医生说我绝食绝水已造成心跳一百六十多次，伴有酸钾中毒拒收，我又被送回戒毒所。我继续绝食。
3、传染病房做实验
2002年5月10日，我开始进食。5月14日，警察把我和苏丽、王晓燕关入传染病房，那里关的是大北监狱都不收的肝炎和梅毒患者。
5月15日，我们又开始绝食抗议，我们要求见院长。张简玲把我叫了出去，我问她：“为什么将法轮功学员关进传染病病房？”她说：“肝炎和梅毒不传染。”我问：“不传染？不传染为什么大北监狱不要。”这时我才明白，警察是想拿我们做实验。
第二天，院长谢晓宾来了，也说不传染，并且说他曾拿犯人做过实验。我问：“你是不是也拿我们做实验，也把我们当成了实验品。不传染，国家为什么要下这么大的力度预防肝炎、性病的传播？这些人为什么大北监狱不要？你们这是对我们的迫害，侵犯了我们的人权，我们会告你们的。”谢晓宾无言以对，转身走了。
我实在是不想在这个肮脏的魔窟里呆了。6月1日，在我进食以后，我又被送至市看守所。
4、龙山教养院恶警唐玉宝：死了我负责！
6 月4日我被绑架至沈阳市龙山教养院，先是把我送入二大队，恶警队长唐玉宝问了我几句话，又将我交给一大队的警察段海英，她将我带入铁门内，并当即叫来了几个人强迫做我的“转化工作”。他们每天给我洗脑，让我凌晨3点半以后睡觉，17天以后，见我不被谎言欺骗，又不断的识破他们骗人的伎俩。
6月22日，我被龙山教养院警察送至沈阳张士教养院的洗脑班继续迫害。在那里警察史风友安排了几个认为是心腹的人用极尽恶毒的语言骂我，我知道他们邪恶至极，想用这些恶毒的语言刺激我，让我生气、失控，从而达到他们的目的。我一语不发，告诉自己要祥和，不上他们的当。
就这样，二十四天以后，7月16日，龙山教养院来人将我们接回龙山，我被分到普教队，由犯人包夹24小时看着我。第二天，我找杨敏跟她说：“我住的两床中间是角铁，没法睡觉。”她说：“没有被褥，克服吧。”我知道是在刁难我。每天清晨我后背都有两道角铁的深深痕迹。后来可能是杨敏看迫害的太明显，影响太大，一个多月以后才给我一条褥子。
天气开始变寒，转眼进入十月份，这时普教犯人发现我咳血，就报告警察，因怕是传染病，警察就带我去胸科医院拍了一张CT，但大夫说我不象肺结核。这次需要我家属拿钱，所以我才在被抓半年以后，在医院看见了我的父亲、丈夫和姐姐。就在我身体检查并未确诊的情况下，他们把我带回龙山。第二天我被调到二大队，恶警唐玉宝对我说：“你吐血不是什么病，没事。”并叫来王威、魏佩媛，边骂边说：“不转化，有办法。不行就给我打！死了我负责！二十四小时不许睡觉，给我看着。什么时候转化了，什么时候睡觉！”
两个人将我锁入号里，并将我安排在“储藏室”内洗脑。三天以后，在会上唐玉宝说：“不怕你们不转化，有的是招！龙山死了两个了，我唐玉宝照样当大队长！不转化的签捕，别的教养院早就有例子了。”开完会唐玉宝将我安排到一楼，找了五个人看着我，给我规定：每天凌晨5点让我上床休息半个小时，其他时间一律不许闭眼睛。
我这已经是第四天没睡觉了，当时咳血已经非常严重，我的后背经常痛，常伴有开锅时冒泡的感觉。我心里明白他们想利用我咳血，身体虚弱，再加上不让睡觉来摧垮我的意志。我告诉自己，大法弟子的意志是金刚铸就的，人不睡觉不行，神不睡觉没问题。就这样经过了十三个未眠的日夜，我竟奇迹般的活着，而且精力充沛。于是，他们又将我送回了普教房。
5、强制作苦力
转眼秋天过去，冬天来了。院里揽了一批给黑加工点撕豆皮的活，那时我常常后背疼痛难忍，而警察却经常点名让我去一楼扛豆皮。一袋豆皮四十多斤。从一楼到四楼，我曾多次向狱警张宁、杨敏、王宏铃提出我身体不堪重负，不去扛。他们表面答应，一转眼又点名让我去。每一次扛回来，我都要吐血，大口的吐血。即使这样，他们还是让我接着干活，有些普教见我这么遭罪，暗自落泪，偷偷的帮我完成任务。
由于“非典”的缘故，黑加工点的豆皮停工了。我们又开始 “捻珠”，用来做出口美国的藤条和花环，这时我的双手开始在骨节上裂口，经常能露出白骨，而当我用手捻珠时，刚刚长上一点的裂口又被撕开，经常是鲜血淋淋。有一次，有个普教犯人实在是看不下去了，把我拽到大队长岳军跟前，让他看我的手，岳军告诉当时的组长给我找点别的活，但很快，又在警察们背后的授意下改回来了。
6、抵制恶党流氓逻辑和无耻行径
2003年1月27日我收到了儿子给我写的几句话：“妈妈您好，就要过年了，您不能回家，我们家又不能团圆，我只能在信上给您拜年，祝您身体健康，心想事成，今天特意给您送去400元钱过年花，愿意吃什么就买点什么，不用挂念我和我爸。”这是我近一年来第一次看见儿子给我写的信，我没有落泪，但许多犯人落泪了，因为她们知道我是被“严管”，自打进来从来未接见过，更没见过孩子。
有一天岳军召集开会，会上指责我们自私，不替家人着想，说明天就是母亲节了，我觉得他在欺骗蒙在鼓里的犯人，我应该揭穿他。第二天，我写了一篇题为《写在母亲节》的文章，并念给一室所有的犯人听，告诉她们我已经一年多没见到孩子了，不是我不见，是他们不让我见，在无任何证据的情况下无辜的把我抓来，还说是我自私，天理何在呀？犯人听了我的文章都流泪了。我找到了岳军指问他为什么许多警察总在我面前说我的丈夫会不要我了，孩子会学坏。我问他你们是不是想蓄意拆散我的家庭，不然为什么你们明知道我无罪又是好人却这么长时间不允许我和家人见面？岳军无话可说。
过了几天，岳军找我说：“经过院里研究，允许让我接见一次，但我的家属必须从师尊的法像上踩过。”我正色道：“我要求见家属是我正当的权益，而你们却把他建立在侮辱我的信仰的前提下，你们知道为了这个信仰我死都豁出去了，你们还要这样干，你们是想让我接见吗？你们是想要我的命啊。我告诉你，我不见了。”我转身就走了。当天晚上我写下了《屈下你的双膝》交给岳军。在这篇文章里多次写下了这句话：屈下你的双膝，将我师尊的法像捧过头顶去忏悔吧。这是你们向神赎罪的唯一出路。
第三天我开始绝食抗议，接着董梅、陈玉凤、夏玉兰、齐淑媛、付艳玲也都陆续为此事绝食。两天以后，不法警察们不顾我长期吐血的事实，强行给我灌食，扎点滴，一时间我的后背如大火一般灼热，疼痛难忍。后来他们又变本加厉公然踩着我师尊的法像，给我们的脚下也铺上法像给我们灌食。岳军问我什么时候结束，我告诉他：“一个月不行两个月，两个月不行一年，一年不行两年，你们什么时候把法像拿起来，我就什么时候结束。”十天以后他们收回了法像。
7、“太狠了，那么对待你，我们敢怒不敢言啊”
2004 年元旦以后，我身边调换了包夹犯人，在警察的授意下他们想尽办法刁难我，正月初五那一天要求我像聋哑人一样不许说话，我开始闭口不说话了，他们每天讽刺我，讥笑我，半夜对着我的耳朵骂我，侮辱我。到了第十四天，我开始绝食绝水，抗议他们的行为。有一天，张宁逼着我去打滴流，我拒绝，他们将我铐在椅子上，然后张宁揪住我的头发，左右开弓，手掌像雨点一样落在我的脸上。当时在场的有队长梁真、吴戈和李威，他们就那样看着不吃不喝不说话的我被暴打，没有一个人劝阻。
回到号里，我的双腿非常痛，我已经二十多天没说话了，七、八天没吃饭喝水了，可是他们还是逼我出工干活至深夜十二点，我拒绝出工，包夹犯人在警察的授意下竟拽住我的双腿从床上拖至门口，强行将我架到劳动现场逼我干活。第二天，灌食时我的鼻孔无法下管了，又隔了两天，卫生科警察李五一强行给我下管，我开始大口吐血，连灌的玉米面糊糊也伴血吐出。从那以后才不再给我灌食。
就在我一个月没出过一声，16天没吃过一口饭，没喝过一口水的情况下，警察想把我送入精神病医院，我知道如果我进了精神病医院他们就会更疯狂的迫害我，他们是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的，于是我答应说话吃饭。
回到号里以后，许多犯人听见我说话的声音全都哭了，她们跟我说：“太狠了，那么对待你，我们敢怒不敢言啊。”自不说话以后，我一直拒绝参加劳动，拒绝报数，之前，我曾多次找过岳军，抗议将我当成奴隶一样的使用，每天早晨5点半起床，经常干活至深夜1、2点钟，上级来检查还要求撒谎说每天8点半就收工，哪里收工了，是拿回号里干来了，不完成任务不让睡觉。
2004年5月7日，在劳动现场恶警张宁就喊：“谁不干活站起来。”我站起来了，还有几个法轮功学员站起来了。这时二大队恶警队长姜兆华、王吉昌也开始喊：“二大队不干活的也站起来。”我们陆续被叫到三楼，二大队学员去了二楼，当我被叫到办公室后，张宁问我：“干不干活。”我说：“不干，因为我不是劳教人员，每天让我干活到深夜是对我的迫害。”当时我一点惧怕都没有，他们没有电我，只是将我吊在了床铺上，我们几个拒绝被奴役的法轮功学员每天都被从早上6点吊至深夜1点，共计二十多天。
8、高蓉蓉被毁容之后
5月7日那天，二大队恶警唐玉宝、姜兆华将高蓉蓉和金科贵毁容，高蓉蓉被逼跳楼逃跑未遂。5月13日，恶警们不顾已经发生了高蓉蓉、金科贵被毁容的恶性事件，竟然毫不收敛，将我带到办公室，不顾我长期被精神折磨，肉体摧残，身体已极度虚弱，用高压电棍逼我屈服。
我当时看着他们，心底里涌出无限的悲伤和怜悯。我可怜他们，这些不知天高地厚的警察，这些不把老天放在眼里的警察，这些不分善恶的警察，这些被江泽民、罗干之流当成了做恶工具的警察，这些没有信仰，不知为什么活着的警察，这些草菅他人生命，却不知上苍不容的警察，这些狂妄的忘记了自己只是宇宙苍穹小小一生灵却敢与老天作对的愚蠢的警察，我的泪水无声的流。那是一种看着生命走向毁灭却留不住的悲伤与绝望。那一刻，我没有恨，没有怨，电棍触击皮肤发出咝咝声和皮肤焦糊的气味弥漫，那一刻，我懂得了“慈悲”，我懂得了“善的力量是巨大的”。近一个小时后，不法警察们才停止摧残我，我的两臂和下肢外侧布满了水泡。
这之后我常感到胸闷、心痛狂躁，常常泪流满面，龙山教养院的医生诊断说我是癔病。就是这样，警察杨敏还对我说：“吕嫦靓，你快到期了，你还想回家吗？你还能回家吗？你准备直接去大北监狱吧，不会放你的。”我实在是不愿意再呆在这个魔窟里，我更不愿意去监狱，我要回家，我要去告诉那些被欺骗的，还有机会分辨善恶的人们，不要迫害法轮功，不要丧失伦理道德，不要做神、佛无法原谅的事，给自己的生命留下希望。
2004年9月27日，在经历了16天绝食绝水后，我终于活着走出了龙山。
七、母亲被迫害致死
回到家以后，我见到久违了的母亲，母亲告诉我在马三家教养院，因她拒绝放弃真、善、忍，被警察用电棍电过，被罚蹲，罚站，被上了老虎凳，被警察揪住头发往墙上撞，直撞的母亲头晕目眩，呕吐不止，然后又用胶布封上了她的嘴，后来又在寒冷的冬天，将她一个六十多岁的残废老人扒光了衣服投入了 “小号”两天两宿。出来后，母亲的满身开始流脓，流血，昏死在地上，马三家教养院的医生告诉恶警，母亲随时有死的可能。警察怕担责任，于是通知父亲说母亲得了重病。2003年，在父亲交了几千元钱后，母亲回到了家。
我看见母亲时，母亲已经恢复常态，面色红润，皮肤光滑，精力充沛，神态祥和，善良。母亲告诉我她回家以后不长时间，警察知道她没死，又强行将她和父亲非法送入了张士教养院的强制“转化”班，关押了两位老人两个多月，家中只留下了十一岁的小天娇。母亲说天娇可怜哪，从小就没有父母的爱，刚出生几天就遭遗弃，小小的年纪，刚刚记事，又因江泽民迫害法轮功而跟着我们遭罪，坚强的母亲流下了泪水。
2004年11月30日，我回家仅仅两个月，灾难再一次降临了我们家。母亲因为在公园内跟人讲：“法轮大法好”“天安门自焚是造假”“要做好人”遭警察抓捕，母亲在这个号称言论自由的国度里，只因讲了这几句话就被非法判有期徒刑四年，我找到沈阳市中级法院的主审官韩庆春，他竟然对我说：“你母亲就是一个人对着墙说法轮大法好也要抓起来判刑，这统统归610管。”这就是中法的答案，典型的法西斯专政，哪里有一点人道，更谈不上人权了。
2005年4月，母亲被送进了辽宁女子监狱，2005年7月我去接见了母亲，因为有警察看着，我们不能说什么。母亲流着泪，嘱咐天娇听话，长大做个好人，又深深的看着我，我知道母亲的牵挂，就强忍着眼泪，笑着告诉母亲，我挺好的让她放心。谁知这一次接见，竟成了我们和母亲的诀别，成了我们的永久回忆。
2005年8月18日我们去探望母亲，警察说母亲拒绝穿囚服，所以不许见。2005年8月25日，噩耗传来，监狱的警察通知我们母亲死于心梗，现正停放在七三九医院，我和丈夫、姐姐、妹妹、弟弟怀着无限的忧伤和不相信赶到了医院。妹妹哭喊着扑向母亲的遗体，愤然扯下了母亲身上的囚服，这时。我们看见了母亲满身的伤痕，在母亲的左胁下有一大片皮肤已成黑紫色，在母亲的左乳下有一块手指甲大的伤痕，而在母亲的咽喉处血色鲜艳呈三角形的新伤清清楚楚，下方也是一个方形的新伤痕。
我当即质问狱警，母亲身上的伤是怎么造成的，他们先是说抢救造成的，我问心脏病抢救怎么会在助下和咽喉，他们又说不知道，医院的病历不给我，但我看见病历上写着，母亲来时已确诊死亡。狱警催我们赶快送母亲的遗体去火化，我给舅舅打电话，告诉他母亲没有了，希望他能带个相机来，给母亲拍张遗像。
这时姓李的女警察声称她是大队长，说不许拍照，她马上打电话又叫来了两车警察。这时警察大约有三、四十人，同时她又打电话通知殡仪馆的车来接尸体。当殡仪馆的车到时，我的舅舅也正好赶到，这时警察分成了两拨，一拨扑向母亲的遗体，抢着往殡仪馆的车上推，另一拨扑向了我的舅舅抢他手中的相机，那个姓李的警察一边抢一边高喊：“可不能让他们拍照，他们上明慧网，我们的衣服就穿不了了。”我们也扑了上去，去保护母亲的遗体，去保护舅舅。妹妹在被警察抢走了电池的情况下，慌乱中按了一下相机的快门。
当时围观的人非常多，许多人都在骂警察，但不敢靠前，有的人偷偷的给报社打电话，报社赶来后，一听说是法轮功就不敢露面了。
这时相机被我抢了过来，当时我已经当场吐血，我跟警察说，我只剩半条命了，我不照了，你们也不许再抢，我是不会把相机给你们的。可能警察以为没有照上，所以没有再跟我们抢，母亲的遗体被送到铁西德胜营火葬场，我们不同意火化，警察将手续全部拿走，那个姓李的大队长威胁我说：“你不许告我们，都死了一个了，别因为这事再进去几个。”
第二天，当我们家属包括父亲和天娇去看望母亲的遗体时，被告知必须得通过监狱同意，并调来大批警察有五十多人日夜把守母亲的遗体，不许我们见，至今我父亲和天娇都没有见到母亲的遗容。
可是苍天有眼，妹妹按下的那一下快门，竟然给我们留下了铁的证据，母亲咽喉那致命的伤痕被拍了下来，绝望中我们又看到了希望。通过几次与监狱交涉，警察拒不说出母亲伤痕的由来，我们也拒绝签字火化，我们去了住监检察院，检察官去看了母亲的遗体，他承认确实有伤，但他让我们与监狱协商，拒绝给我们立案，我们又去了监狱管理局他们说只管活的，不管死的。我们又去了信访、法院，他们全部拒绝给我们解决问题，让我们去找610办公室。我回去请律师，可是律师告诉我们全国统一有规定，法轮功案件不许接。
母亲冤死，我们竟无处申诉，这就是中国的法律，这就是中国的人权。而监狱又勾结610给我们一家人施压，我们姐妹的手机被控，派出所、街道办事处到处找我们，警告我们不许去北京。妹妹恐惧极了，不得以出走澳洲。派出所多次找我，想抓捕我，然后强迫我的家人签字火化母亲的遗体，从而达到销毁证据的目的。
八、请制止迫害、制止罪恶
母亲去了，高蓉蓉去了，宗恒杰去了，高连义去了，王淑媛去了，任淑杰去了，关文江去了。这些人都曾与我在一起，都是我的亲人和同修，他们因为信仰法轮功而遭到中共邪党的迫害，先后失去了生命，我为母亲奔走的同时，也是为所有被迫害的法轮功弟子鸣冤。我见证了马三家教养院的罪恶，我见证了龙山教养院的罪恶，我见证了辽宁女子监狱的罪恶。
我要问问那些至今不分正邪的警察、法官、检察官，像我母亲这样一个残疾的老人，竭尽全力去帮助一个被家庭和社会遗弃的弃婴，为了坚持真、善、忍，应该被活活打死而无人问津吗？
我要提醒那些至今不能认清恶党本质的中国人，不要忘记自己是炎黄的子孙，不要忘记自己的祖宗有着上下五千年崇拜神、佛的历史；我要去告诉全世界，中共恶党不仅出卖中国的领土，它更篡改了中国的历史，毁灭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变异了中国人的灵魂，泯灭了中国人的良心，它使真话变成了谎言，使善良变成了凶恶，使忍让变成了斗争，所以中国才假货遍地，所以中国警察才敢肆无忌惮的杀害手无寸铁的百姓，所以中国人才变得互相猜忌，阳奉阴违，可怜的中国人呐，为什么不问问自己，马、恩、列哪个是中国人？为什么不认了自己的祖宗，要听命共产邪灵的操控？！
我出走国外，带着可怜的孤儿天娇，生活十分艰难。我不为自己吃的苦，遭的罪而流泪，却为我的同胞，那些还不能从中共的谎言中清醒过来，生命受到威胁的我的同事、同学、同一祖宗的中国人而哭泣。在异国他乡，每每念起常常禁不住凄然泪下。
找回我们祖宗的血脉，还我山河的清丽秀美，退出中共恶党，还中国人的尊严，从自我做起，远离邪恶，生命才会光彩，才会辉煌，才会鲜亮，才会幸福，才会美好。这是在中共魔爪下九死一生的人从心底里吐出的真言。
在这里我还想证实一件事，我在马三家教养院和龙山教养院，每次有法轮功学员经不住折磨屈服时，警察就会让大家一起唱“同一首歌”，每每这时许多违心的法轮功学员都会流下伤心和辛酸的泪，“同一首歌”是恶党在毫无人性的摧残他人的肉体和灵魂后，为了掩盖自己的罪恶，虚假的谎言，在教养院里我每一次听到这首歌时，都会有一种心痛和惋惜，更会有一种愤怒，把人折腾的死去活来，最后还要逼迫他唱“同一首歌”只有恶党邪灵才会这样做的，只有无赖和流氓才会将这样用过的歌曲敢在全世界面前炫耀，无耻至极，在这首歌的背后掩盖着多少法轮功学员的血和泪，又有多少不肯与邪恶唱“同一首歌”的大法弟子被摧残被迫害，甚至失去生命。
我的母亲石胜英因不肯与恶党唱“同一首歌”被迫害致死，至今遗体停放在沈阳市铁西德胜营火葬场，我因不肯与恶党唱“同一首歌”几经磨难，死里逃生，远离生我养我的土地和亲人。
禁止邪恶的炫耀，禁止迫害的扩张，全世界善良的人们，请你们伸张正义，共同制止做恶者的癫狂，制止罪恶向世界张扬。
明慧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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