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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飞幕僚小评

 2006-02-10 04:27 桌面版 正體 打赏 0

  研究岳飞的文章,在国内可以说是数不胜数;而研究岳飞部将的文章,就不多了,而研究岳飞幕僚的文章,真可谓凤毛麟角了。这种现象的出现,固有不够重视的因由在内,但也不能全怪史学研究者,有关岳飞幕僚的史料严重缺乏,偶有部分,却又不成章法,难以串连。宋史学会会长王曾瑜先生花大力气搜集了大量宋代的史料,好不容易才写成《岳飞的部将和幕僚》一文,总算为岳飞幕僚研究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而本文则是在王先生此文的基础上发挥,按众幕僚加入岳家军的时间顺序以及其作用,做一个简单的点评。鉴于史料缺乏,本文将在史料基础上做一定的推测,不妥之处,还请方家指教。
  
  所谓幕僚,就严格意义上说,应该指岳飞任职制置使、招讨使以及宣抚使的下属文官,当然这个范围毕竟太狭窄了。我这里介绍的幕僚,除了上述文官以外,也包括岳飞收留的一些布衣宾客。
  
  岳飞的幕僚,就数量而言,应该说是相当多的。《岳飞传略》载:岳飞在汴京做裨将时,已有不少士人,在军效用;升任通泰镇抚使前(建炎四年),幕僚文人已达一二百人,颇具规模。究其原因,在于岳飞礼贤下士,礼遇文人,故有“食客所至常满,一时名人杰士多归之”之说。当然了,人虽多,但大部分应该都是布衣,加上史料缺乏,他们当中的绝大部分人,我们已无法考究了。而王曾瑜在《岳飞的部将和幕僚》一文,总共介绍了三十二位幕僚。这三十二人我并不打算一一介绍,只挑选其中作用较大的人物作一个简单的评论。为方便起见,我将他们加入岳家军的时间顺序做一个梳理,分为岳家军草创时期,发展时期,活跃时期、颠峰时期和衰落时期;而每一个时期,又按他们所起的作用,分为政治、军事和经济三方面介绍。
  
  草创时期
  
  这时期,主要是指建炎三年十月岳飞脱离杜充独立成军,至绍兴三年九月岳飞任江南西路沿江制置使收复前一段时间,即公元1129年至1133年。在收复襄阳之前,岳飞尚未担任制置使、招讨使、宣抚使之类的大官,无法独立开府招收幕僚,所以这段时期的幕僚,基本上是布衣为主,人数可能不少,但对岳家军的影响并不算大,所以相关幕僚的记载几乎为零。而收复襄阳后,岳飞升任节度使,关于幕僚的记载才开始多起来。
  
  由于草创时期的岳家军以四处征战为主,并没有固定后勤补给基地,而负责岳家军后勤补给的官员,往往不属于岳飞管辖。他们自然算不上岳飞幕僚。故此我们找不到这阶段在经济方面起重要作用的幕僚。而政治方面起重要作用的也不多。至于军事方面,由于征战较多,我们还能勉强找到严致尧、舒卞等人,但相关记载寥寥。
  
  严致尧(1107-1162),字正之,吉州太和县人,乃落弟书生。他在绍兴三年投奔岳飞,参加镇压吉州起义,此后又参与岳飞历次军事行动之谋划,积功升官七阶;至于具体史迹就无从稽考了。而舒卞则是明州奉化县人,建炎年间时参加过抗金斗争,大概杀败过金兵,有些名气。岳飞听说此人了得,就招收他为幕僚了。
  
  草创时期的岳飞幕僚虽然不少,但成名的不多,所起的作用估计也不大,以至后来岳飞升任节度使后,还要将两名武将孙革和于鹏改为文官,充当幕僚。如果草创阶段的幕僚人才济济,又能起重要作用的话,岳飞应不会这样做的。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应该对这些岳飞的幕宾表示敬意。就后世而言,士大夫从军已不算稀奇;但就当时而言,“士大夫多耻于从军”,更有“好士人岂肯从军”之说,但凡担任武将幕僚的文人,不管是奇才还是庸夫,都难免遭人嗤笑。既然如此,为何还有如此之多的文士愿意充当岳飞的幕宾呢?要知道,岳飞当时还算不上什么大官。究其原因,岳飞的礼贤下士固然是重要因素,而不计较自身利害得失,一心抵抗外敌的爱国心驱使,才是主要的吧。光这一点,就值得我们尊敬了。
  
  发展阶段:
  
  这个阶段,大约是绍兴三年岳飞担任江南西路沿江制置使至绍兴五年平杨幺之前,即公元1133年至1135年。这个时期是岳家军真正成名和成长时期,由原来的一万余人扩展到三万余人。“于是飞始成军”(《系年要录》卷六十八)。作为制置使,已经有权力去安排幕僚,加上得到襄阳六郡以及鄂州作为岳家军的驻地,对幕僚的需要一下子大了起来。期间,在政治方面有朱梦说,在军事上则有于鹏和孙革和王大节三人比较重要。
  
  朱梦说,严州桐庐县人。他是一个相当有才华也有魄力的人,徽宗政和五年至七年年间,朱梦说看出了北宋种种危险迹象,便不顾一切地连续上书言事,痛陈时弊。他这样的举动自然得罪了蔡京童贯之流,宣和二年,他便被抓了起来,“编管池州”。尽管如此,当时的朱梦说已获得了相当的名气。
  
  后来金兵入侵,钦宗即位。鉴于朱梦说的名声,就召他回来,当一名太学生。不久,东京城破,朱梦说并没有向强敌屈服,反而更加应用,在东京城中参加吴革领导的抗金斗争。最终虽然失败,但他也成功逃出了东京,去了南方。
  
  南宋初年,朱梦说登进土第,累迁泰州军事推官,岳飞闻其贤名,便请他回来当制置司干办公事。他们两人志同道合,相处应该是不错的。那料朱梦说随岳飞入朝后,看到朝廷“尚禽色之乐,,多无用之物”,“上无良机朝乏贤臣”,而根本不以“二圣播迁”,“中原陷没”为意,顿时愤概起来。他丝毫不顾以前屡屡碰壁的教训,毅然上书御史中丞辛炳,责备他不进行规谏。辛炳无可奈何,便将朱梦说的书信上奏宋高宗。宋高宗自然十分不高兴。绍兴四年(1234),强令岳飞辞退朱梦说,仍回泰州任军事判官。
  
  岳飞是绍兴三年九月任制置使,然后才邀请朱梦说,而绍兴四年高宗已下令岳飞辞退朱梦说,显然朱梦说在岳家军中时间是相当短的。然而,从朱梦说的经历和性格来看,活脱脱一个文人版本的岳飞,可想而知,他和岳飞应该相当不错的。虽然是猜测,但我个人估计,朱梦说对岳飞的性格和为人影响很大,堪称岳飞的良师益友吧。而朱梦说的不得志,实际上已经暗示了岳飞将来的悲剧了。
  
  于鹏的经验比较有趣,他本来不是文人,而是一名武将。绍兴五年,在岳飞的推荐下,于鹏“降等改授文资”,也就是说,把武将官职变为文官。宋朝重文抑武,同等级别,文官的地位要比武将地位要高。为什么岳飞要把于鹏变成文官呢?史籍无载,我个人猜想,应该因为于鹏精明强干,处事妥当,做幕僚人员要做武将更能发挥他的作用吧。
  
  无独有偶,孙革也在绍兴四年收复襄阳六郡改换文资,任签书襄阳府判官厅公事。理由应该也和于鹏一样吧。岳飞在收复襄阳后,升任节度使,职权扩大,处处都需要文职人员,将两名原本武将出身的人员改为幕僚,其中固然有他们两人能力上的考虑,但草创阶段的幕僚能力不足,估计也是原因之一吧。
  
  必须留意的是,于鹏和孙革两人一直追随岳飞,即使岳飞兵权被削后,他们也留在岳飞身边身边,可以说是岳飞的绝对心腹。他们虽然没有立下很大功劳,担任很大的官职,却是岳家军中不可或缺的人物。
  
  至于王大节呢,则是一个出色的说客和间谍。他是四川人,本是岳飞的幕客,估计也是普通布衣。绍兴三年,为了招降李成,岳飞派他混入伪齐。显然易见,他的口才相当不错,要不岳飞怎么只派他去呢?而这位王大节也相当了得,居然给他混入伪齐皇子刘麟皇府中,当上了皇子的属官。刘麟对他非常放心,居然泄露了金、齐联军南侵的消息,还说明主攻方向是两淮!王大节当然不会客气,立即返回南宋,报告了敌情,为绍兴四年两淮保卫战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说岳全传》中王佐断臂入金营的故事,相信已是家传户晓的。也许王佐的原型,就是这位王大节先生呢。
  
  活跃时期
  
  所谓活跃时期,乃指绍兴五年平杨幺至绍兴七年淮西兵变时期,即公元1135年至1137年。这个时期是岳家军发展最快的时期,兵力由原来三万余人扩展到十万人;这个时期也是岳飞和朝廷关系最为融洽的时期,岳飞的职权进一步扩大,担任宣抚使之职,各种优秀的人才或经调派,或经招募,会集在他的帐下,人才之盛,一时无俩。其中当以宣抚使中的参谋官薛弼、参议官李若虚、机密文字黄纵三人最为重要。
  
  参谋官薛弼,字直名,温州永嘉县人,进士出身,是岳飞幕僚中少有的在《宋史》上有传的人物,由此可见薛弼的地位。早在成为岳飞幕僚之前,薛弼就已经有相当丰富的抗金经验。《宋史薛弼传》载:“靖康初,金兵攻汴京,李纲定议坚守,众不悦。弼意与纲同,围解,迁光禄寺丞。尝言:‘姚平仲不可恃。’未几而败。纲救太原,弼言:‘金必再至,纲不当去,宜先事河北。’金人果再入。始命刑部侍郎宋伯友提举河防,弼以点检粮草从之,为计画甚切,皆不能用。”
  
  从上述的记载来看,薛弼在靖康年间已经表现出非凡的判断能力和预见能力。这些能力,恰恰一位优秀的参谋人员所必须具备的。后来薛弼担任荆湖南路的转运判官,负责岳家军的钱粮供应。当时岳家军正攻打杨么。岳家军多是西北人,不熟水战,偏偏杨么以水军为主,又有巨大无比的楼船。岳飞正考虑制造大船去攻打。这个时候,薛弼提出了自己的主意:
  
  “若是,则未可以岁月胜矣。且彼之所长,可避而不可斗也。今大旱,湖水落洪,若重购舟首,勿与战,逐筏断江路,藁其上流,使彼之长坐废,而精骑直捣其垒,则破坏在目前矣。”
  
  薛弼在湖南已有一段时间,对当地的地理自然十分清楚,他所提出的主意,无疑是极有针对性和可行性的。而岳飞也“善其言”,按照他的建议去做。两人通力合作之下,杨么势力很快就土崩瓦解了。
  
  薛弼所表现出来的才华,岳飞当然是不会忽略的。事后朝廷论功行赏,薛弼只进一官。岳飞却认为这对薛弼不公平,立即上奏朝廷,让薛弼又升一官。两人之间的默契和敬重,此刻已经表现无遗了。
  
  不过,也许是好事多磨的缘故,当时的薛弼却未能正式成为岳飞幕僚。他先是在湖南留了一段时间,然后在绍兴六年二月,取代八字军首领王彦,担任荆南知府。荆南即江陵,与岳飞所管辖的鄂州、襄阳一样,都是荆湖战区的重镇。他们之间的联系,自然日益增加了。通过不断的了解,岳飞越发钦佩薛弼的才华,于是便上奏要求把薛弼调入岳家军中。
  
  绍兴六年六月,朝廷终于同意岳飞的请求,让薛弼担任京西路宣抚使参谋官。所谓参谋官,即相当于现在军中参谋长的角色。这个职务对薛弼来说,无疑是得心应手的。薛弼上任不久,便巧妙地处理了王缺子反叛事件。
  
  王缺子本是杨么手下,投降岳家军之后,或许是心怀故主的缘故,趁岳飞出战伪齐之机,竟想召集旧部造反。然而,岳飞治军虽然极严,但对士兵也极好,同甘共苦,对归顺之人更是一视同仁,无分彼此。这个时候,已经没有多少人愿意跟王缺子造反,甚至连他的母亲也不愿意。她向薛弼举报了自己儿子的反情。薛弼立即巧施妙计,将王缺子抓了起来。一场动乱,就这样兵不血刃地解决了。
  
  薛弼此举,无疑增加了岳飞对他的信任,以致日后岳飞目疾发作时,他便把军务交给薛弼和参议官李若虚两人共同主管了。
  
  薛弼年纪比岳飞大十五岁,官场上的阅历自然非岳飞可比。绍兴七年,因金人扬言要立钦宗的儿子为皇帝,建立伪宋政权,和赵构的南宋朝廷来个手足相残。出于保障南宋朝廷正统性以及打击敌人诡计的考虑,岳飞请求高宗早定太子。薛弼当然看出其中的不妥之处,苦苦劝道:“身为大将,似不应干预此事。”薛弼的建议,是从岳飞本人的安危出发,是为避免岳飞与高宗产生矛盾,无疑有一定的道理;但一向对薛弼言听计从的岳飞,这次却拒绝了。岳飞性格和朱梦说非常相似,他们都认为,一切都需以国家为重,个人安危又算得上什么?他拒绝薛弼的劝告,毅然进谏。果不出薛弼所料,高宗看过奏议后,近似斥责的话,使岳飞异常尴尬。高宗大概也知薛弼和岳飞交好,此事过后,还命薛弼对岳飞进行劝解。其实岳飞又何尝介意高宗的斥责呢?倒是高宗自己放不下罢。
  
  也许是高宗有意安排的缘故,此后,薛弼升任户部员外郎,总领江南西路等五路财赋,负责岳飞大军的钱粮供应。不久,绍兴八年,薛弼再任荆南知府,终于离开了岳家军了。
  
  薛弼曾经和秦桧、万俟卨曾有交往,而且交情不浅,可他和岳飞的情谊更深。我们已无法得知他为何能和秦桧岳飞这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相交的原因,但从中可以窥知,薛弼的为人处世,定然是非常圆滑和老成。而这种性格,只怕和岳飞是合不来吧。然而,薛弼的侄子薛季宣却对岳飞充满着赞赏和尊敬,薛季宣本人曾跟着薛弼宦游各地,他对岳飞的认识,无疑是从薛弼那里得来。由此推断,尽管薛弼和岳飞性格不合,但其内心深处,想必是无比敬重这位统帅的。
  
  总体而言,薛弼先后担任过岳家军的参谋官和后勤官,经常为岳飞出谋画策,不管是军务上还是后勤补给方面的,对于岳家军的作用,称得上是不可或缺的
  
  如果说薛弼是岳飞的萧何,那黄纵则是岳飞的张良了。由于黄纵的儿子黄元振曾经把父亲和岳飞相处的经过详细记载下来,所以关于黄纵的史料称得上详尽的。
  
  在绍兴初年,黄纵把自己对兵书研究心得上献给朝廷,顿时得到满堂喝彩。南宋初年奇士赵九龄看了之后,立即就要和黄纵相交;后来岳飞要邀请赵九龄为幕僚,赵九龄就推荐了黄纵代他。而荆湖南路制置大使席益在见黄纵成为岳飞幕僚,马上向岳飞致贺,说他曾在后省审阅二千多份关于兵书的讨论文章,无一人比得上黄纵的啊!显然,黄纵在军事研究领域,是相当有心得的。
  
  因为这个缘故,岳飞对黄纵非常重视,“军事必与谋之”。而黄纵也感激岳飞的知遇之恩,知无不言。黄纵加入岳家军之初,正是岳飞兵伐杨么之时。黄纵尽心尽力,甚至不顾危险,亲自去招降杨么的重要将领杨钦。当时杨钦举旗未定,“虽听命,而畏么,未果即出。”,黄纵前去,无疑是冒着生命危险的。
  
  对于这个经过,黄元振编岳飞事迹有着详细而精彩的描述:
  
  “公(即岳飞)乃命先父(即黄纵)再往抚谕之,且曰:‘至前涂,更自看事势如何,以为进退。’先父曰:‘彼正危疑,正当速往以定之。’乃以二弊卒从行,径入钦寨。钦出迎,欲庭参,先父执其手,舆叙同官之欢,曰:‘此见宣抚礼也。’钦犹以虑杨么寨闻之,须遣兵防托,未可即出。先父测其意,尚未决,乃曰:‘宣抚命某遍抚谕诸寨。’乃巡历其寨,而察其形势,见其茅竹为舍,密比如栉,一火箭可焚荡,乃谓钦曰:‘宣抚与太守、监司待于城上,立表下漏,以俟公来,过期即进兵,董统制己列强弩、火箭以俟命。公今迟回未往,某固一死,公军亦无噍类矣。’钦即时典诸将、一行徒众二万人,随先父同渡来参。”
  
  凭着智慧和勇气,黄纵成功招降了杨钦。此举的意义是非同小可的,杨钦不但是杨么军中有名的勇将,更熟知杨么的虚实,而他手中也有一支强大水军。有了他的投降,攻打杨么就事半功倍了。
  
  黄纵的智慧,在许多细节上都得到充分的体现。如官军诱捕了数百名叛军后,黄纵就出主意,厚待他们,让他们去市中购买所需物品,并且私下规定市上必须压低价格,其亏损的钱额由官府赔偿。众俘虏回杨么军水寨后,宣扬外面生活富足,物价低贱。杨么军中多是普通百姓,求的是安居乐业,只因在外面活不下去,才投靠杨么听了俘虏的说话,自然就没有斗志,不愿留在杨么军中了。这是黄纵的攻心之计。

  而平定杨么之后,黄纵认为当地人心未稳,提议“耀兵振旅”,展示岳家军威,教杨么残余人马不敢作恶。岳飞言听计从,马上就在当地大举阅兵,“军律严整,旗帜精明,观者无不咨嗟叹息”。如果说之前的攻心之计是利诱,则现在就是威吓之术,黄纵对于杨么义军的心理状态,真可谓了如指掌。那杨么为患多年,数万宋军奈何他不得,不料却遇上岳飞、薛弼、黄纵这样超级黄金组合,自然只有自叹倒霉了。

  英雄所见总是略同的。绍兴七年(公元1137年)初,岳飞和黄纵讨论今后的军事行动计划时,黄纵提出“取中原非奇兵不可”的见解。于是岳飞就问什么是奇兵呢?黄纵回答道:“宣抚之兵,众之所可知可见者,皆正兵也。奇兵乃在河北。”岳飞听后,十分高兴,说:“此正吾之计也。相州之众,尽结之矣。关渡口之舟车与夫宿食之店,皆吾人也,往来无碍,宿食有所。至于彩帛之铺,亦我之人,一朝众起,则为旗帜也。今将大举,河北响应,一战而中原复矣!”下属的见解,居然和上司筹备多年的计划不谋而合,对于上司来说,没有什么事情比拥有这样的下属更为开心了。

  同样是难得的奇才,与在官场打滚多年的薛弼相比,黄纵少了一份圆滑和世故,却多了一份淡泊和勇敢。平杨么之后,黄纵被朝廷授与昌州文学的职务,岳飞认为赏得不够,黄纵却说“某(即我)士人也,家世以忠义殉国……但得宣抚(岳飞)相知,俾某得效其愚计,他日成就,未晚也。”还有一次,岳飞分沉香给属官,每人一块,只有黄纵所得最小。可黄纵毫不介意,道:“某以一身从均,虽得香,无所用之。”岳飞感叹道:“某旧日亦爱烧香……后来亦屏之。大丈夫欲立功业,岂可有所好耶!”显然易见,他对功名的态度以及对忠义的理解,和岳飞的想法是不谋而合的。人才难得,知己更是难得,他们的相处自然非常融洽。岳飞常常对黄纵说:“某被主上拔擢至此,倘有纤毫非是,被儒生写在史书上,万世揩改不得。某苟有过,机密(指黄纵)必以见告。”这是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对良朋的要求和信任,千百年后读来,仍感受到那份难得的真挚和热忱。

  前文已经说过,黄纵和张良相似。而他们的结局也是相去不远的。岳飞因并统淮西等军,大举北伐的计划被宋廷取消,一度愤而辞职。黄纵深感事无可为,也向岳飞辞职归乡。我想以黄纵的智慧,想必已经猜想到岳飞日后的悲剧结局了,所以才黯然告退了。

  成熟时期的岳家军还有拥有一名非常有名的人物,他就是李若虚。李若虚是北宋最有名的忠臣李若水的二哥。他们兄弟两人都有着那份同样忠诚和勇气,所不同的是李若虚忠于抗金事业,有着和皇帝作对的勇气。

  李若虚,洺州曲周县人。绍兴六年,二月,因岳飞奏请,李若虚任京西南路提举兼转远、提形公事,不久就担任了岳飞主持的宣抚司的参议官。岳飞目疾发作时,军务是他和薛弼两人共同主管了。
  
  绍兴七年,与宰相张浚议事不合,岳飞向皇帝企罢兵,未经同意,即往庐山为母墓守丧,“坚执不肯出”。李若虚“造庐以死请”,晓之以理,“凡六日,飞乃受诏”,重新复出。通过李若虚的努力,终于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岳家和高宗的矛盾。
  
  绍兴八年四月,李若虚改任军器监丞。从那时候起,李若虚就离开岳家军了。
  
  不过,天意注定李若虚和岳家军缘分未尽的。绍兴十年,岳飞要大举北伐。高宗大概想到当年是李若虚劝岳飞出庐山的,于是就让李若虚奉旨要岳飞停止北伐。然而,李若虚和岳飞的交情,是建立在国家大义之上的。当岳飞把出师计划和战略部署告诉他后,李若虚看到了北伐成功的希望,毅然道“事既尔,势不可还,矫诏之罪,若虚当任之”!李若虚返回临安后,向宋廷报告了岳飞的部署和决心:“敌人不日授首矣!”大概由于岳飞的战功过于辉煌,高宗也不好意思治李若虚的罪,反而在当年十二月让他升任司农卿。
  
  绍兴十一年(1141),兀术再度南侵,岳飞率军救援淮西。李若虚再次前往岳飞军中,与岳飞朝夕相处,出谋划策。后来金国退兵,他就随岳飞一起返回临安。
  
  活跃时期的岳家军,幕僚阵容是最强大也是最合理的。他们的努力,为日后的岳家军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也为岳家军的战略主攻方向以及战略层面的决策,提供了合理的建议和策划。可以说,没有这个时期的薛弼、李若虚和黄纵,就没有绍兴十年北伐的辉煌胜利了。可惜的是,绍兴七年前后,黄纵归隐,薛弼和李若虚被调离,这空前强大的幕僚阵容就此瓦解了。
  
  颠峰时期
  
  这时期是从绍兴七年淮西兵变至绍兴十一年岳飞兵权被罢,即公元1137至1141年。这是一个矛盾的时期,一方面朝廷决意议和,岳飞和朝廷产生矛盾,摩擦加剧;另一方面,岳家军经过三年的严格训练,养精蓄锐,加上各种后勤补给问题的解决,战斗力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在此期间,幕僚们一方面要为北伐出谋献策,另一方面又要缓解岳飞和朝廷之间矛盾,而且还要从事相关的经济建设。在政治方面,主要有朱芾、沈作喆,军事方面有张节夫、吴师中;而经济方面则有夏珙和李启。
  
  和薛弼一样,朱芾在岳家军所担任的,也是参谋官的职务。在加入岳家军之前,他曾经率军镇压过石陂寨兵变、李敦仁之乱和南丰县黄琛的叛乱,有一定的军事阅历。
  
  然而,和薛弼不同,朱芾名声并不好。建炎三年,朱芾任秀州知州的时候,“颇肆残虐”,结果导致茶酒卒的叛乱,还把他拘囚起来。好在他命不该绝,张俊很快率军赶来,将他救出,总算逃过一劫。建炎四年,朱芾又被言官弹劾,说他曾“诌事蔡京父子,在江州轻率自肆”。这次他就逃不掉了,很快就被罢官夺职。好在他的官远亨通,只过了一年,不知是给平反了,还是立下奇功了,总之,他又担任建昌军的知军了。
  
  从上述两件事情来看,朱芾的地方政绩非常不好,人品也比较一般。如果让岳飞挑选的话,应该是不会把参谋官的重任交给他的。然而,绍兴七年之后,朝廷和岳飞已生隔阂,于是高宗和秦桧就派朱芾来监视岳飞了。大概他们以为,像朱芾这类人,怎么都不会和岳飞走到一起吧。
  
  可惜的是,他们错了。岳家军似乎有一股无形的感染力,朱芾居然被感化了。他非但没有阻挠岳飞的北伐,反而积极参与北伐的筹画工作。他本有一定的军事阅历,对岳家军的军事谋划,自然能起一定的作用。绍兴十年的北伐,因他“虑无遗策”,还转了一官呢。
  
  实事求是地说,在宋代,转一官并不需要太大功劳;如果真的是“虑无遗策”,转一官也未免太少了。可想而知,这个“虑无遗策”多半还是客气话。朱芾的作用,我个人认为,应该更多地体现在缓解宋廷和岳飞之间的矛盾上。他毕竟是宋廷派来的监视岳飞的人,他为岳飞说上几句好话,当然能减少高宗和秦桧的戒心了。
  
  无独有偶,另一位幕僚沈作喆也不是普通人。沈作喆,字明远,号寓山,湖州德清县人,是南宋初年宰相沈与求的宗族,秦桧党羽沈该之侄,进士登第。按常理而言,他怎么也不会和岳飞走到一起的。然而,世事无绝对,看人不能从其身世来判断。沈作喆不但担任了岳飞的幕僚,而且在岳飞罢官的时候,沈作喆居然还为他起草谢表说:“功状蔑闻,敢遂良田之请;谤书狎至,犹存息壤之盟。”这些话充满讽刺和不平,这固然是岳飞的心声,但也是沈作喆的激愤之语吧。
  
  沈作喆担任岳飞的幕僚的时间不祥,期间也没有多少具体事迹遗留下来了。但可以肯定的是,他是一名正直善良的幕僚。在绍兴三十二年前后,他曾经做过《哀扇工歌》,反映民间疾苦,以致触怒朝廷,被降官三级。这样的人,会和岳飞的相处,自然是融洽的。
  
  沈作喆作为秦桧党羽的亲属,加上前宰相宗族身份,在朝中应该还是有相当影响力的。他的存在,或多或小应该有利于协调岳飞和朝廷间的关系吧。
  
  军事方面,作为宣抚司准备差遣的吴师中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人物。由于相关史料缺乏,我们已无法得知吴师中的具体生平,但在《紫微集》中,却记载了他在郾城之战中“有功,转五官”的制书。要知道在宋代,转五官是非同小可的赏赐,“虑无遗策”的朱芾也只是转一官而已;而郾城又是岳家军中最重要的一场战斗之一,究竟吴师中在这场生死决战中立下什么奇功呢,真是教人遐想联翩。可惜的是,由于史料不足了,我们已无从得知详情了。
  
  和无人知晓的吴师中相比,张节夫就有名的多了。张节夫,字子亨,相州安阳县人,算是岳飞的同乡。他性格豪迈,崇尚气节,文采出众。张节夫加盟岳家军的时间不详,而他的最大功劳,是在绍兴八年(1138)招降伪齐蔡州知州刘永寿等人。当时的蔡州可是伪齐南边重镇。绍兴六年冬,岳飞一度带兵接近蔡州,见蔡州防守严密,只好退去。虽然最后杀了个回马枪,取得白塔和牛蹄大捷,但蔡州却没有攻下来,由此可见蔡州之难攻。好个张节夫,凭着三寸不烂之舌,居然说得蔡州大乱。其实当时刘永寿并无投降的意思,可张节夫说动了提辖白安时,在全城军民支持下,杀死了金将兀鲁孛堇,迫使刘永寿不得不降。他们带领大批军民南下,大大削弱了伪齐的力量。
  绍兴九年(公元1139年)正月,宋高宗因乞和成功,立即宣布大赦,并对武将一律加官进爵,借以粉饰太平,平息军愤。正月十二日,宋廷的赦书传递到鄂州,岳飞当即命张节夫起草一封谢表。张节夫和岳飞的家乡相州饱受敌人蹂躏,长期不得光复,当地父老乡亲日夜盼望着他们打回来,如今朝廷居然以屈辱的议和为喜!张节夫当然明白岳飞将起草谢表的任务交给他含义。他同样怒发冲冠,写出一篇悲壮激越、气势雄浑的杰作:

  “窃以娄敬献言于汉帝,魏绛发策于晋公,皆盟墨未干,顾口血犹在,俄驱南牧之马,旋兴北伐之师。盖夷虏不情,而犬羊无信,莫守金石之约,难充溪壑之求。图苟安而解倒垂,犹之可也;欲长虑而尊中国,岂其然乎!”
  “臣幸遇明时,获观盛事。身居将阃,功无补于涓埃;口诵诏书,面有惭于军旅。尚作聪明而过虑,徒怀犹豫以致疑:与无事而请和者谋,恐卑辞而益币者进。愿定谋于全胜,期收地于两河。唾手燕云,终欲复雠而报国;誓心天地,当令稽首以称藩!”

  实事求是的说,张节夫在岳家军中所起的作用并不大,但他比其他幕僚都更为知名,美国学者刘子健先生甚至认为他是岳飞幕僚的中心人物,其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他写了这篇足以流传万世的谢表,教后人都不会忘记他吧。
  
  经济方面,夏珙是一位相当重要的人物。绍兴八年之前,夏珙担任的是荆湖北路的转远判官,筹画岳家军的钱粮供给;大概是因为工作出色的缘故,在岳飞亲自保奏下,绍兴八年二月,他一跃升为转远副使,全面负责岳家军的后勤供应,一直到绍兴十年为止。
  
  如果说夏珙负责了岳家军的外来供应,那李启的作用,就相当于帮助岳家军自力更新了。李启生平不祥,他在岳飞军中任回易官。他非常善于理财,佐岳飞军用甚多,是典型的“财神爷”。据统计,鄂州公使、激赏、备边、回易等十四库,每年收利息达一百十六万五千多贯;鄂州关引、典库、房钱、营田杂收钱,襄阳府酒库、房钱、博易场每年收入共四十一万五千多贯。这其中,李启的功劳只怕占了不少吧。然而,这位“财神爷”平时却只穿着布衣草鞋,雨天也躬亲操劳,生活十分俭朴,其作风与岳飞非常接近。岳飞平日也只穿麻布,不着绸缎,日常食物只是麦面加齑菜,如果用荤食,也只是一味。如此简朴的的统帅,如此简朴的后勤官,他们所省下的,都用在士兵身上,你说岳家军士兵如何不努力死战,如何不团结一心呢?
  
  此外,在这里有必要提一位人人都知道,但人人都不当他是岳飞幕僚的人物,他就是--岳云了。
  
  岳云是岳飞的亲儿子,早在绍兴七年前后,就已经担任岳飞军中的书写机宜文字,成为幕僚团中的一员。这里的所说书写机宜文字估计大部分人都不懂,在这里有必要解释一下。
  
  书写机宜文字,属官名,幕僚的一种。《宋会要》刑法1之20,有“帅臣子弟充书写机宜文字”的法律条文,也就是说,这个官职,应当由主帅的子弟充当。凡是涉及更机密的军政文书,由书写机宜文字官书写。南宋名将吴璘在建炎二年(1128)从吴玠镇压史斌,就担任过永兴军路书写机宜文字;而宋将赵范、赵葵也曾在其父赵方手下任书写机宜文字。由于要书写机密文书,肯定有对文才上的要求,所以岳云是岳飞幕僚中的一员,大致是不差的。只是这位幕僚经常带兵出战,浴血沙场,实在难以让人把他和文质彬彬的文官混作一起了。
  
  衰落时期
  
  这时期自然是指岳飞兵权被罢至含冤被杀,岳家军惨遭瓦解时期。具体事迹便无须多说了,知道众幕僚的被迫害情况和下落,这就足够了。
  岳云被处死,于鹏和孙革被直接卷入冤案,分别受到革职,流放岭南和“编管”的惩处。文士智浃受“决臀杖”,流放到袁州后,因不堪凌虐而死。朱芾、李若虚、高颖、王良存、夏珙、党尚友、张节夫等十三名幕僚,都被贬逐流放。李若虚和高颖都不幸地死于贬所。
  而薛弼由于与秦桧、万俟卨曾有交往,未受株连;此外沈作喆也因为是秦桧党羽的亲戚,估计也逃过一难。
  至于胡闳休、严致尧和黄纵三人,则隐居在家。胡闳休“发愤杜门,佯疾十年”;严致尧被迫退隐,聚书教子,自号龙洲后士;而黄纵“屏居田野”。随着岳飞的逝去,这些本来是当代精英的幕僚,就是风消云散,再无声息了。
  
  值得一提的是,宋人爱写笔记,岳飞幕僚众多,按常理说,应该有不少著作传世的。然而,他们当中,唯一留下著作的,居然只有沈作喆。而他的著作《寓简》,提及岳飞甚少。至于黄纵与薛弼两人,他们和岳飞交往的经历,却是由他们的儿侄辈根据回忆写成。这种反常现象,只能说明当时宋廷对岳飞幕僚迫害之深以及当时文字狱之厉害了。
  
  由于史料缺乏,加上过去研究的疏漏,岳飞的幕僚,大部分已经不被人所知。然而,就当时而言,高宗和秦桧是无比重视岳飞这些幕僚,不仅要将他们和岳飞隔离,严格限制交流,更要一个个地进行迫害;对岳飞的判决书一文,除岳飞三人外,其余的,基本都是岳飞的幕僚。也就是说,在高宗秦桧眼里,岳飞的这些幕僚,其地位和作用,应该丝毫不亚岳飞的。最明显的反例子,就是岳飞的部将之中,只有张宪一人遇害,其他基本无事。幕僚和武将的“差别待遇”,不正好说明岳飞幕僚的重要性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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