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点》事件，主编李大同和副主编卢跃刚被撤职，后来被调到中国青年报所属的新闻研究所工作。对《冰点》停刊，李大同表示“《冰点》停刊是我最不能理解、最不能接受的事情。因为报纸是社会公器”。卢跃刚表示，在当今信息流通空前发达的时代，有关部门动用这种蛮横粗暴方式管理报界显然是错误的。《冰点》编辑部六位编辑记者也发表联合声明，并拒绝在遭到整肃的《冰点》周刊继续工作。冰点”周刊部分作者也发表“致中共中央政治局各位常委公开信”，要求“制止团中央宣传部的违宪行为”，坚持民主法治。
《冰点》停刊后，中国中央离休干部联名要求《冰点》复刊。整肃《冰点》刊物的消息传出之后，包括曾任毛泽东秘书的李锐，原中宣部长朱厚泽，人民日报前社长，总编辑胡绩伟，以及中国法学界泰斗人物江平在内的十三名离退休中央高级干部联名发表了一封“关于冰点事件的联合声明”，要求政府恢复冰点周刊，撤销中共中央阅评小组，并尽快制定“新闻保护法”，保障新闻媒体的执业权利。
《冰点》事件后，在中共两会召开之际，中共开明元老促中宣部“新闻阅评组”松手。
因《冰点事》团中央常务书记赵勇调离团中央，2月23日被宣布调任中共河北省委常委。
*民众反响
有的人认为：官方办的媒体就应该和官方保持一致，如果偏离官方的宣传口径应当受到处份。
湖北北的章先生认为：共产党办的报纸就应当做党的喉舌是一种错误的观念。想一想，报纸是用纳税人的钱办的，是人民的。既然认为党是代表人民的，就要听听人民的呼声。对它的好坏的裁判权应该是人民，不是某个部门，某个领导人。
也有人说：共产党就是中国的中心，全国都必须围绕这个中心。报刊必须配合共产主义的协调发展。
河北的文先生认为：在共产党的长期思想教育下，很多人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没有自己的思想，完全都是党文化的思想，这是很可悲的。中国没有言论自由。
辽阳的庄先生说：中国必须实行言论自由，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只有一种声音，一种思想，一种选择，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人的思想当然就很单一，中国人的创造力才就不能充份发挥出来。从中国的现状而言，应该开放言论的空间。
江苏的王先生说：中共一直靠谎言欺骗愚弄国民，没有言论自由，没有新闻自由，中共想让人们就会永远当奴隶。
*文人的观点
2月27日，香港《明报》发表了题为《左派学者声讨冰点主编》报道。三名学者轮流发言，指责袁伟时及李大同。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研究员王小东首先发言，批评袁伟时的文章宣扬“奴化影射史学”，大力裁剪历史，是引导读者崇拜帝国主义及当前统治阶层的强权，为强权服务。将青年奴化，使他们“对一切强权都膜拜信服”。这里王小东对袁伟时的文章首先定了性。
政治学者兼《国际社会科学》杂志副主编黄纪苏，指责李大同等“自由派”知识分子所提倡的自由民主尺度全凭自己的意志，像裤子的腰围一样，大小以他们自己能穿进去为限。小一点就指没自由，大一点又指别人是暴民，“尺寸只有他们自己合适”。黄纪苏说：“自由派近年喜欢强调民间，好像用民间跟官方对抗，其实思想跟官方最密切。他认为，李大同跟很多官僚出身的商人一样，在体制内得到好处，将报纸做大变成自己的，回过头来就不认帐”，事实上背后有洋人和民间资本利益集团的主子。这里我们看到李大同等似乎有里通外国之嫌，有“资本利益集团”的靠山。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杨帆则暗示，义和团所代表的民族主义属于“国家信仰”(袁伟时的文章批评义和团)，不容挑战。当这种“信仰”被挑战，政府利用行政手段关闭冰点的行为也不能排斥。
刘晓波认为三位左派言论是落井下石的行为。在自由派知识分子遭到整肃时，把观念之辩和学术之争上纲上线为“阶级斗争”，借助中宣部和团中央打压自由知识分子之机，把思想分歧上升为政治指控，把新闻管制下的被害者指控为“背后有洋人和民间资本利益集团的主子”和“对一切强权都膜拜信服”。他说，他们指责李大同们“对一切强权都膜拜信服”！而恰恰是李大同和卢跃刚为了捍卫新闻自由而不惜牺牲自己的体制内职位。而指责李大同的新左们对中共迫害人权却从来没有表示过哪怕是温和的公开批评。他们号称最关心社会底层，但在太石村事件和汕尾血案发生时，他们却视而不见；他们号称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但他们从来没有对官权压制新闻自由的蛮横有过任何非议。他们没有对底层民众的实际关怀，也没有对野蛮强权的实际反抗，更没有对真正损害国家利益的独裁政权的谴责。恰恰相反，他们的“良知”的最集中表现，就是在强权对敢于反抗的新闻良知者痛下狠手时落井下石。
*新闻检查制度
大家知道，在中国大陆所有的舆论宣传工具都是受中共控制的，基本都是中共各层组织的喉舌。也就是说，中国的官方媒体，缺乏真正意义上媒体的真实和客观公正。前《人民日报》一位副总编辑曾说，他所编辑的这家中国最大的党报，只有上面的出版日期是真的。话说得也许有点绝对，但基本说出了现实中国报纸的真实情况，以及媒体被控制的严厉程度。
中共实行严格的新闻检查制度，对每条新闻内容所涉及的范围及其界定，对新闻调查、采访、以至最终发表的权限，都有一整套完备的报批、审核制度。小到一条新闻的发表，大到一本书的出版都是如此。中宣部制定全国统一的宣传政策，具体的事务性工作就由新闻出版署来执行。
除了以上检查控制外，中国利用教育、整肃、处罚驯化新闻工作人员。每一个新闻工作者在其学习和培训的过程中，头脑里都被植入了一个检查标准，在实际工作中就会发挥作用，人们会自觉遵循这个标准。一般的大政方针，根本不需要各级宣传部官员操心，从延安时代形成惯例，到后来历次运动，及反右文革成为传统，决不会出现问题。关于恶性事故，重大伤亡情况，不准如实报道，规定都有基本成例。中国的“宣传纪律”是报喜不报忧，每有灾害事故发生，都要严格控制对灾情事故实际状况的报导，如规定公开报导的死亡人数不得超过几人（不管事实上死了多少人）。
政府对新闻媒体诸项管理职能当中最重要的功能是对新闻媒体实行审批登记制，由新闻出版总署（或省直辖市的新闻出版局）行使审批权。注册登记、主办单位与主管单位制度是中国政府控制传媒的重要环节。主管单位必须是属于党政系统的“党、政、工、青、妇”组织，非此类组织连申请资格都不具备。明确规定“主管单位、主办单位与出版单位之间必须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主办单位对所办出版单位负有的责任之一是“领导、监督出版单位遵照中国共产党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的法律、法规、政策以及办社（报、刊）方针、宗旨、事业范围，做好出版工作及有关各项工作；审核出版单位的重要宣传报导或选题计划，审核批准重要稿件（书稿、评论、报导等）的出版或发表；决定所属出版单位的出版物发行不发行，对出版单位在出版物内容等方面发生的错误和其它重大问题，承担主要领导责任”。
上述规定使得私人或民间报纸在中国几乎不可能。在中国，私人办报一向被视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罪行”，1978年以后，此类“罪行”则改用“阴谋颠覆政府、危害国家安全”罪。2001年3月，北京四位青年因创办了一个对外不开放的网站，并在上面讨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与民主化问题而被秘密逮捕，随后被控以“阴谋颠覆政府”、“危害国家安全”等罪名被判处重刑。
说到舆论控制古已有之，大家都熟悉厉王止谤的故事。周厉王贪婪暴虐，国人公开议论他的过失。邵公对厉王说：“老百姓已不堪忍受暴政啦！”厉王听了大怒，找到一个卫国的巫者，派他暗中监视，发现后就来报告，立即杀掉。这样一来，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周厉王很得意，告诉邵公说：“我能制止谤啦，老百姓再也不敢吭声了。”邵公回答说：“你这样做只能堵住人们的嘴。可是防范老百姓的嘴，比防备河水泛滥更不易。河道因堵塞而造成决口，就会伤害很多人。”厉王不听。过了三年，大家就起来造反，厉王逃到彘。
中共对新闻的控制远非周厉王可比，它的新闻控制和检查制度可追朔到延安时期。“延安整风”后建立起严格的舆论控制和保密制度，有关党的大事、国内外形势的报导和评论要层层把关，社会新闻则实际上被取消。其实，党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刚在延安创办时还保留了普通媒体的一些特点，人们从中可以知道一些信息，而且还可看到一些不同意见的争鸣。“整风”后《解放日报》改版，从此成了名副其实的党的喉舌，主要功能已不再是为人们提供各方面信息的传媒。“整风”后，除《解放日报》外，延安地区的其他报刊基本上都停刊了，连各单位“整风”开始时出的墙报也都消失了。先前党中央发出的“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号召，很快就被收回，变成了“以言定罪”。在这种情况下，当然谈不上党和政府接受舆论监督，相反却是由党中央直接掌管舆论导向，并组织人马审查一切新闻报道。
中宣部与新闻出版署制定了审读工作的规章，其主要目的是审查报刊是否“贯彻了党的方针、政策”等。，中宣部“阅评组”是个怪胎，是传媒的警察，也是媒体杀手，它以对传媒监控、指责、打压、管制为使命。从中央、省（自治区）直至办有媒体的市县等各级宣传部门，都成立了专职“审读（审听、审看）小组”，按级别负责审查其辖区内的媒体。“战略与管理”、“二十一世纪环球报导”、“新周报”死于其手，“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新京报”频受整顿，以及“冰点”被封杀，“阅评组”都是凶手。此外，中共还经常“根据形势需要”，随时颁布各种禁载规定，这些规定十分具体，如《关于出版“文化大革命”图书问题的若干规定》等。
在中共两会召开之际，中共开明元老促中宣部“新闻阅评组”松手，他们老认为，北京当前对媒体越来越强的控制，会引起台湾人民的反感，从而严重影响两岸关系：因为大陆的言论自由和人民权利和台湾相差太远，结果会使独派有更大影响力。
*报刊整肃
体制内的媒体不满于现行新闻管理体制，不满于造假宣传，想说点实话就打擦边球；体制外的人们不满于一言堂的谎言，知情权被剥夺，导致强烈反弹。中国的一些开明的知识分子特别是有些新闻工作者，也想要争取一点说真话的空间，但都只是一相情愿,无异于与虎谋皮，最终遭到严厉整肃。
1989年4月，《世界经济导报》刊登“耀邦活在我们心中”座谈会的记要，总编辑钦本立被撤职，《世界经济导报》被关闭。“六四”事件后，《世界经济导报》有四名记者被当局逮捕，其他人员遭遣散。
《南方周末》1984年2月11日创刊，主编左方提出“绝不讲假话”。中宣部对《南方周末》经常打“擦边球”以针贬时弊的行为极为关注，后来《南方周末》被停刊整顿。2003年5月，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新闻处处长张东明“空降”《南方日报》，任副总编兼《南方周末》主编，“绝不讲假话”原则被废除，渐渐《南方周末》声誉一落千丈，报纸销售量急剧下滑。有的读者写信给《南方周末》，问报纸为什么近来办得这么糟，没有什么东西看，使《南方周末》的编辑记者有苦难言。
2005年岁末最引人注目的媒体整肃事件，无疑是《新京报》高层大换血。来自南方报业集团的三个社委，即总编辑杨斌和两位副总编孙雪冬、李多钰同时被撤职，代替者是《光明日报》派来的三人，标志着南方报业在《新京报》管理层的出局和《光明日报》全面接管该报编务。
继北京《新京报》总编辑杨斌突然被撤换之后，其姐妹报--《南方都市报》也传出副总编辑夏逸陶遭撤职的消息。其原因与该报近日在封面标题突出报导广东省副省长游宁丰被中央政府行政记大过，以及在9月间报导番禺太石村村民集体要求罢免村官的消息有关。外界普遍认为，《南方都市报》在2003年率先揭露孙志刚事件以及独家报导广州再次出现SARS疑似病例的消息，而遭到广东部分官员报复。
在大陆颇负盛名的《百姓》杂志2005年12月29日被查封。据知情人透露是因为该杂志的文章引起高层领导的不满，也有人说是因为刊登了河北鸡泽、河北刑台、河南太康等一系列重大事件，得罪了中共官员。
无独有偶，继《新京报》、《冰点》之后，民政部主管的《公益时报》周刊主编陈杰人又突然被降职。《公益时报》2月7日刊登了一篇文章，批评中国官方网英文版错误百出，文章认为这是有关领导不重视及官僚作风的结果。时隔不久，主编陈杰人被高层降职为普通编辑。
《深圳法制报》11月5日停刊。当局指该报无法扭转长期亏损状况是停刊主因，但据消息人士透露，停刊是“上面的意思”，该报频频发表文章揭露阴暗面，引起有关当局不满。
《河南商报》因为报导了一桩矿难后的“封口费”丑闻，被地方当局从9月17日至10月16日勒令休刊一个月。
*路在何方
出版、言论等自由是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宪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而公民的知情权却是天赋人权，《法制日报》在2001年1月28日发表的“百姓知情权不容漠视”中强调，“知情权更是公民本该享有的一种天赋人权。” 舆论监督在社会生活中也很重要，舆论监督古已有之，相传尧舜时在交通要道竖立木牌，让人在上面写谏言，名曰“诽谤木”，或简称“谤木”，也叫“华表木”，到汉代称为“华表”。《法制日报》在2005年5月15日发表文章说“媒体的舆论监督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舆论监督在民主与法制建设中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言论出版的自由，是民主政治的基本要件，没有言论出版的自由便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不民主便不能团结统一，不能争取胜利，不能建国，...新闻自由，是民主的标帜；没有新闻自由，便没有真正的民主。反之，民主自由是新闻自由的基础，没有政治的民主而要得到真正的新闻自由，决不可能。”（《新华日报》1945年3月31日）
“要真正做到出版自由，必须彻底废除现行检查办法”（《新华日报》1945年6月26日）。
“目前推行民主政治，主要关键在于结束一党治国。……因为此问题一日不解决，则国事势必包揽于一党之手；才智之士，无从引进；良好建议，不能实行。因而所谓民主，无论搬出何种花样，只是空有其名而已。”（《解放日报》1941年10月28日）
“一个民主国家，主权应该在人民手中，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如果一个号称民主的国家，而主权不在人民手中，这决不是正轨，只能算是变态，就不是民主国家……不结束党治，不实行人民普选，如何能实现民主？把人民的权利交给人民!”（《新华日报》1945年9月27日社论）
看来，实现言论、出版自由和舆论监督，结束一党专治、还政于民势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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