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杰： 中国“和平崛起”的谎言

胡锦涛所谓对内建立“和谐社会”、对外“和平崛起”，乃是掩盖其独裁扩张的谎言。西方不可被其谎言所迷惑，对中共采取绥靖主义，必将自食苦果。

天安门屠杀之后，邓小平提出“韬光养晦”的外交政策，再不敢像毛时代那样公然争做“第三世界霸主”。江泽民虽然喜欢在国际舞台上作秀，但外交政策仍继承邓的遗嘱。胡上台之后，凭着中国的市场和财力，以“和平崛起”为新的旗帜来掩饰其在国际事务中“积极进取”的野心。故此，必须戳穿他这个“和平” 谎言。

没有民主，便没有和平
“胡锦涛思想”可以分为两部分：对内政策为建立“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对外政策则是“和平崛起”两者互相补充、互相支持。

在对内政策上，胡锦涛所谓的“以人为本”，变成了“以杀人为本”──广东东洲事件中武警对民众的屠杀，乃是“六四”惨案后的军队杀人事件。此次杀人事件显然不是广东地方当局的私自行动（胡执政之后，武装警察作为一支独立于军队之外、主要用于镇压民众大规模抗议事件的主力。中国社会最不和谐的部分，正是作为独裁党的中共的存在。

在对外政策上，中共宣称以“和平崛起”为主旋律。然而，正如二战期间的美国总统威尔逊所言：“和平只有在民主国家与民主国家之间才能实现，民主国家和独裁国家之间不会有永久的和平。”独裁政权注定了是国际秩序的破坏者，是一种“不稳定”因素。不久前，德国《南德意志报》发表社论指出，中共政权正在蜕皮，从左翼独裁变成右翼独裁，“这种变质既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也使人失望。在城市走向富裕、意识形态退缩、个人发现自己价值的同时，是精英腐败和自我致富、工人受剥削、农民的权利遭到剥夺。”胡锦涛曾经发表措辞严厉的讲话，要求党内外提防前苏联中亚加盟共和国所发生的“颜色革命”，可见他对民主敌视到何种程度。

胡在意识形态上是毛主义的原教旨主义者，但也深知毛主义早已臭名昭著，因此，不得不三心二意地祭起民族主义大旗。民族主义是当今国际和平的最大威胁，一个鼓吹民族主义的政权怎么可能成为国际社会的一股和平力量呢？中共当局陷入了自己打自己耳光的矛盾之中，正像上述那篇德国社论所指出的那样：“日益严重的贫富差距和城乡差距正在使中国拉美化。中国的党领导人说这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际上，中国实行的早已是一种类似法西斯主义的政治，并不是社会主义政治．威权政府与大资本结成了同盟，煽动大中华主义，以代替宗教。”

西方的短视将带来灾难性后果
近年来，西方国家逐渐丧失了对中共政权的警惕性，他们的政界和商界都像鸵鸟一样，假装看不到中国政治制度的实质，假装不知道正在中国发生的骇人听闻的人权灾难。西方的绥靖政策是经济利益的驱动。他们要售卖武器的政权仍然是一个依靠杀人才能维持统治的政权。

中共当局一方面彬彬有礼地向西方人宣传其“和平崛起”的外交政策，一方面却故意让国防大学防务学院院长、人民解放军少将朱成虎公开向全世界发出威胁上称中国可以对美国发动核战争。朱成虎是血统纯正的“太子党”。按照中共“党指挥枪”的统治原则，区区一个少将不可能独自发表这样的一个人“见解”（因此，朱的言论显然得到最高当局甚至胡本人的授意。对于这样一个高度危险的政权，澳大利亚当局却轻易对其出口铀矿，并一厢情愿地认为中方签署了一系列的协议，这些铀矿不会被用于军事目的。但是，中共当局什么时候真正遵守过国际协定呢？

欧盟不应当向中共解除武器禁运，澳大利亚也不应当向中共出口铀矿。这些短视行为，必将危害世界的和平。在没有任何一个邻国能以战争威胁中国的情况下，中共当局却大肆提高军费，军费开支每年以两位数增长。特别是对准台湾的被称为“战争法”的《反分裂法》的通过，难道也是“和平崛起”的一部分吗？

极权国家的“和平”观念
毫不夸张地说，目前中共是民主世界除了伊斯兰原教旨主主我恐怖分子之外最大的威胁。中共是北韩、古巴、缅甸、伊朗等“流氓国家”的“龙头老大”或亲密战友，胡锦涛与这此一同自己并列在“全球独裁者排行榜”前列上的同行们声气相通。

胡锦涛对北韩的政策比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和江泽民都更积极主动。胡在访问北韩时，慷慨解囊拿出二十亿美金来帮助金正日这个无恶不作的独裁者度过难关。二OO六年年初，胡又邀请金正日访问中国，行程遍及大江南北，长达九天。在电视新闻LL，胡锦涛与金正日亲切拥抱，北韩部分接受了中国经济改革的思路，不再视中共为“走修正主义道路”。这两次往来访问，使得胡锦涛在朝核问题上拥有更多发言权，能够将北韩作为叫板西方的筹码，此策略不可不谓“笑里藏刀”。近几个月里，胡还先后邀请白俄罗斯、非洲、拉美等若干独裁者访华，包括沙特阿拉伯刚刚继承王位的国王阿．杜拉。阿．杜拉在“全球独裁者排行榜”上与胡锦涛为邻，胡锦涛向其提出加强“中沙合作的四项建议”，其中有“增进互信，深化政治合作”和“互利互惠，加强能源合作”等。换言之，所谓“政治合作”就是以“具有民族特色的独裁体制”对抗西方的民主和自由价值，所谓“能源合作”就是购买沙特的石油以解决中国的能源危机。

奥威尔在极富预言性的《一九八四》 一书中，揭示了极权主义国家“战争即和平，和平即战争”的观念。对此，曾经长期担任美国哈佛大学历史系主任的日裔学者入江昭分析说：“在奥威尔的小说中，最富有启示意义的是和平的概念已经丧失了其实质性。……对掌权者来说和平只不过是为了维持极权主义体制而让国家经常处于临战状态而已。虽说和平但国民享受不了正常的生活，无论在物质上还是在精神上与战争并没有什么差异”。这就是中国人当下的生活状态，中国的军队不是国防军，而是对付人民的暴力机器。当然，中共当局不会轻易启动战争机器，因为战争必然导致其垮台，所以他们在国内才会拼命强调所谓的“稳定”。

西方安全系于中国民主化
西方必须关注中国的民主化，其实，这也是关心西方自己的安全，即使不从道义的立场上来说，仅仅从利己的角度，西方也不能对中国的人道主主我灾难闭上眼睛，不能愚蠢地相信中共当局“和平崛起”之说。

国的民主化与十多年前的苏联东欧剧变具有同样重大的历史意义。中国的民主化必然会带来多米诺骨牌般的连锁反应，让全球民主化进入波澜壮阔的“第四波”。这样，世界才可能拥有真正的和平，冷战才可能真正结束。

(动向2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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