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被迫辞职的
我是被迫辞职的，而南洋大学之想成为一个自由学府也是在共党的直接破坏之下化为一场春梦。共党的破坏行动，就在英国远东陆海空军总司令部所在地明目张胆的恣意进行。在北平指挥之下，企图奴役远居东南亚的一千两百五十万华桥心灵的恶毒阴谋，我成了他们眼中之钉。这项阴谋如同肉眼所不见的毒虫，已骎骎乎有，使新加坡今日无力抵御颠覆。一如其于一九四二年时无力抵御越过半岛的日本突击一样。
是由于世界一部分善良人们的被麻醉和散慢无组织，才使原能成为抵抗北平魑魅伎俩的坚强堡垒的南洋大学，竟在战斗尚未开始，甚至第一堂课尚未开讲以前即行放弃。
中国侨居海外的华侨们在其他亚洲民族之间的处境，常是十分困难，他们辛勤工作，常能积聚财富获得权利，但也因此导致仇恨和迫害，更重要的，他们都有着几种不同的忠诚，其中以忠于祖国的忠诚最高。数十年来，他们一向将子女送往中国受教育，然后在他们迁至侨居地时可以保住中国的语言和文化。
共匪骗诱了侨生
中共聪明的鼓励着这种传统，用许多教育的诺言引诱海外的侨生。北平的宣传说：“只要带着你随身穿的衣服，其余一切我们都供给。”全东南亚有上千上万的青年人应声而去，但是不久就显出事情有异，侨生们都一去不返。他们受到共产党的高度思想训练，一个个都变成了青年的狂热分子，只梦想有朝一日拿着步枪，以征服者的姿态回到海外的家里去。新加坡的侨领们都对此情况大感困恼（新加坡人口一百二十万华侨占百分之八十），一方面因为他们反对他们的子女受政治思想训练，但主要的原因却是他们的子女一去不返。一般的海外华侨只要他们能继续工作发财，就不关心政治，但他们对于孔夫子所教导的家族香火绵延，却都非常重视。北平现在使到他们面临一种抉择，是失去他们的子女，还是让他们的子孙脱离中国的文化。
南大邀我任校长
其解决方法是显然的在中国国外创办一所中国大学。一九五三年年初，新加坡的侨领们聚在一起，筹组南洋大学（中国人通称东南亚为南洋）。英国最初对于创办南洋大学的计划加以反对，诚恐已为共党在马来亚反抗运动中所利用的华侨与马来亚人之间的种族裂痕会更趋严重，但在华侨的坚持之下，英国人乃让步而改取不过问政策。一九五三年五月，南洋大学正式成立，最高机构是一个九个人的理事会，亦称为董事，是由马来亚联邦九省、沙捞越及新加坡的殷富侨商的委员会所控制，其中以六十人组成的新加坡委员会为最重要，事实上亦掌握着校务。一九五四年正月一位使者来到我的纽约寓邸（我当时任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顾问），请我出任校长。
陈六使不识之无
很少有人曾经受到过较此更令人兴奋的使命。我立即看出南洋大学可以完成一项对于自由世界有无比价值的任务，遏止共党在东南亚的渗透，但我也看出主持此项计划的人对于其含义的天真无知，一如他们意向的纯正真诚一样。在这些人中，最重要亦最典型的一位，便是理事会主席、久经公认为新加坡侨领的陈六使。陈氏今年六十岁，面貌严肃，举止粗鲁，是当今亚洲最神气的巨商之一。过去做过橡胶工人，至今仍然是差不多不识之无，也正是海外华侨进退维谷的一个不幸的象征。
陈六使久已是马来亚的一个豪富，一九四五年日本溃败之后，他在一连串的预谋深算之下，控制住全东南亚的无数橡胶储藏，陡至暴富。自此之后，即财富与日俱增，韩战期间，据称他和美国做了一千三百三十万美元的橡胶生意，以致他的权力之大，连一位橡胶业的权威最近也说：“他现在对于市场的影响力量大概比得上任何政府。”
未料引起政治问题
如同大多数海外华侨一样，陈六使的政治态度如同墙上草，他显然认为中共并没有什么坏处。一九五零年新加坡举行豪华的“千宾晚宴”庆祝中共在中国的胜利时，他是大会主席，并且为英国之承认北平政权干杯，另一方面，他却又是推举我为南洋大学校长的主要发起人，显示他对于众所周知的我拥护中华民国政府的态度，完全漠然无知，陈六使的目的，我想，就只是要单做他的生意，而不缠于政治漩涡。他在一九五四年二月写信给我说：“吾人如不于今日设法保留吾国之文化，则十年之后，吾人行将见此间同胞之教育必将岌岌可危，二十年或三十年后，吾人之语言文字或并将消失无存，四十年或五十年内，吾等将不复为中国人矣。”我当时确信这是他想创办南洋大学的唯一动机，今天我依旧如此确信，我并且相信陈六使以及他的左右一般人根本未料到创办南洋大学会引起政治问题。
我要求具体保证
于是我坚持要求要有几项具体的保证：我要有‘唯一的’行政职权，南洋大学应有‘一个非常单纯而无政治性的目标’，教授应享有绝对的思想自由，南洋大学 ‘无论在精神及物质方面均应是一个第一流大学’，为达成此一目标，我要求在一九五四年年底以前至少应筹集三百三十万美元，一九五五年年底以前应再筹集三百三十万美元，我当时回信说：“与其日后长期闹头痛，莫如现在晕一下。”
陈六使以理事会名义对此一切完全同意，答应‘如有必要愿牺牲余全部财产’，并且保证他个人立即捐献一百七十万美元，他非常想南洋大学有面子，主张我住的房子以及坐的汽车，如不比马来亚英国大学校长的更好，至少也应该一样好。一九五四年初，陈氏告诉我，各方面已经认捐四百万美元，五月三日我接受了校长职务。
同一月，开山机在新加坡岛西端可以远眺大海，风景宜人的五百六十亩校址所在地行破土典礼，我则在美国和英国开始网罗我所能找到的最优异的教育家出任南洋大学教授，一九五四年十月二日，我偕家眷抵达新加坡，迁入一所供我临时居住的花园平房。
烦恼事接踵而至
烦恼几乎是接踵而至，校舍的建筑有烦恼，我听到可靠的报导说，在建筑材料的合约中有中饱情事，并且开山机显然是做了一些不必要的工作以增加渔利，我发觉董事们不守信诺，不与我先行磋商即行通过一项设计，开始建造图书馆，大而不当，光线全不考究，藏书的地方又小得可怜，同样地，他们又不与理学院长商量，即行建筑理学院的校舍。更预兆不祥的，是政治气氛早已不利，有几个董事评击我的纽约来信中署年为‘中华民国四十三年’。同时因为我国报纸的登载，说我曾经说来新加坡是要建立一个‘反共’大学，而使我受到严厉的批评，其实这是不正确的，我当时是说要建立一个自由大学，一个人们能够自己思索，对政治问题自由决定其主张的大学。
同时，共产党支持下的新加坡小报也开始对我展开诡谲的攻击。小报是不定期出版的中文报纸，英国政府对于它是只要不涉及到马来亚的战争，就容忍其存在。该报骂我浪费南洋大学的经费，骂我是美国的特务人员，并且说我英文都不通。
至去年十二月时，情况已经显明，这许多阻挠与中伤并不是偶然的巧合，北平已经意识到南洋大学在一个它所不能控制的人的主持之下，可能成为一支自由的力量，所以在我抵达新加坡之后不及两个月，北平即已颁下命令必须搞走林语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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