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我在报刊上看到一篇《回忆延安》的文章，文中有《师哲回忆录》中的一段内容，使我对中共的“镇静自若”产生了一点诠解。
师哲是陕西韩城人，1925年参加胡景翼统帅的国民二军， 同年就被派往苏联的基辅联合军官学校学习。次年在苏联加入中国共产党。师哲入党后就和保卫结下了不解之缘，先在苏联西伯利亚国家安全部工作，后转到莫斯科。直到1940年才随周恩来、任弼时回国。师哲回国后在中共党魁毛泽东身边工作了十八年，先后担任过毛的俄文翻译、中央书记处办公室主任和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主任等职务，期间多次参加中苏两党、两国闲的最高层会谈，因而他的回忆录一向受到学界重视，是研究这一时期的历史颇为重要的参考文献。
师哲在《回忆录》中写道：1940－1941年闲，有一次，我陪同陈郁同志参观延安柳树店的和平医院，详细地了解外科手术设备和工作情况。参观中师哲等人被带到一闲十分宽敞、明亮的大厅，他们看到大厅的大槽内用福尔马林泡着一具男尸，年约30余岁。临时担任解说员的护士长说：“这是医学解剖用的，原来有三具，已解剖完一具， 另一具只剩下半边，唯这具完整，还未使用。他们都是反革命分子，是由康生批准处理的。他们的姓名、来历，我们一概不知道”。。师哲便问：“他们被送来时是活人？”，回答：“当然。以医病的名义送来，然后处理的。”听到这样的回答，连从事多年保卫工作的师哲都不由得毛骨悚然。
由此可见，中共对人体进行活体解剖，并不是最近几年来的新发明、新创举，早在中共起家的年代，中共就已经具足了蛇蝎的心肠, 只不过其时尚无足够的医疗条件出售心、肝、肾等人体产品，要是有的话，想必在开展“大生产运动”，去垦荒种鸦片之外又多了一条财路。
我曾不止一次听到人们这样的困惑：法轮功到底与中共结下了什么怨源，使中共下此毒手？其实，读了《师哲回忆录》便可通过中共内部的自我见证中得出结论：什么怨缘呀，罪状呀，有没有什么要紧？只要“中共需要”，昨天的“同志”，今天就可以定为“反革命”，今天是“朋友”，明天可划为“阶级敌人”。没有罪状，捏造一个又有何难？就好比绵羊问豺狼：“你可以改为吃草吗?你为什么喜欢吃肉?我们与你有何冤仇?”。
难道豺狼会为吃肉找理由吗?它当然会泰然自若的说：“吃肉是我的家常便饭，不吃肉我怎么活啊？”。
中共把暴力视为理所当然，对于残酷镇压从不手软，对人的生命视如草芥，为了它认为的统治稳定的需要杀人心安理得。也正是基于这个心理，对于国际社会的谴责，三个星期的时间不予理会，实在迫于无奈才出来抹煞事实，又赶紧着手制定个什么禁止人体器官移植买卖之类的条例, 不正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吗？
中共的 “镇静”正是其因为其嗜血如命的基因，对于如活体摘取人体器官这种残忍的暴行，已是习惯成自然，所以就难怪其“镇静自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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