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世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爆发四十周年暨四人帮覆灭三十周年。海内外的历史学家按例要对这一场迫害两忆人、致死两千万人的人间浩劫作一番回顾与研究，于是报章杂志回忆文革悲剧的文章也似雨后春笋般涌现。在此强大的民意压力之下，中共不像多年前断然拒然文坛耆宿巴金建立“文革博物馆”的建议，而是由中宣部出面，于今年三月下达红头文件，指示大陆有关学术、传媒、出版、宣传机构“可以研究文革”，但必须严守“控制、审查、降温、限量”这八字方针，“绝不可让境外敌对势力掌控文革研究的话语权”。
上述红头文件的主旨是希望人们忽视、淡忘那一段血淋淋的痛史，以便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让后世子孙不再了解那个十年荒诞、血腥历史的真相。这使人想起良心作家刘宾雁在他辞世前不久沉痛地留下的一段名言：“世界上很少有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统治者把一部历史变为谜语，来训练子民们的智力。在中国近几十年历史中，也很难找到一个时期，统治者如此成功地把许多史实隐瞒起来或肆意颠倒，使国人久久地生活在一片混沌之中”。
这位流亡美国的中国著名作家还指出：“这五十多年来历史的唯一尚可称道之处，便是中国人作为人的觉悟。他们不再是那么愚昧无知、那么轻易上当受骗了。然而中共当权者如今正在以加倍的努力来阻止人民在政治上的觉醒，其鬼□伎俩之一便是让人们遗忘历史。”前述中宣部红头文件就是在这样的思路下出笼的。
文革究竟是怎样爆发的？那些位高权重、养尊处优的中共当权派是怎样在一夜间沦为阶下囚的？六十年来一直是历史学家心头的重量级谜团。北京《中华儿女》杂志社派驻香港的“中华文化出版社”二○○三年七月出版的百万言巨著《文革秘档》披露了神秘的谜底，在其第二辑第612-613页刊载了如下秘闻：
台湾国防部情报局心战专家炮制的“共革会”假案
（一九六七年十月）八日，北京发生一起署名为“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的传单案，江青、陈伯达等利用这一事件制造了“中国（马列）共产党”假案。传单案于十一月二十日在天津破获，作案者是天津市一个煤球厂的工人。他将自己书写、刻印的八十余份传单投入北京市外交部街一带的邮筒。但陈伯达、谢富治等却认为此事必有后台。一九六八年四月廿八日和八月十九日，陈伯达、谢富治接见赵登程（原空军某军副军长。时任公安部领导小组和核心小组成员，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第三办公室副主任）等时，陈伯达说“破案”是起点，不是终点，老板在后台，后台不是一般人，一般人干不出来，不是仅仅一个人搞的，可能有一个组织。八月廿四日，赵登程制定了一个《对反革命“非常委员会”专案在京的作战方案》。他们对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实习研究员周慈敖刑讯逼供，迫使周慈敖胡诌出朱德等数十位中央和地方领导人的名字，并按照审讯人员的意图，说了一个“中国（马列）共产党”的组织名称。办案人员如获至宝，立即上报。林彪、江青一伙说这个党“里通外国”，“要搞政变”，并编造朱德是“伪党中央书记”，陈毅是“副书记兼国防部长”，李富春是“当总理的角色”，“常委”有：陈毅、李富春、徐向前、叶剑英、贺龙、廖承志、杨成武等九人；“委员”有王震、萧华等十六人。一九六七年六月曾秘密召开代表大会等等。九大以后，朱德等领导人分别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迫于形势，公安部只得将这一假案搁置。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研究前所长、赵紫阳的智囊严家祺教授与其夫人高皋合着的《中国文革十年史》中也有相似的记叙。此书披露；散发传单的是一个十五人的组织；“常委会”的成员增加到余立金、伍修权、王炳南等数十人；案情包括一份由朱德、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联名签署的给蒋总统的电报，希望他们的老长官蒋公配合“制止危险局势的发展”。
聪明伶俐如江青、康生、陈伯达、谢富治之流，未必愚蠢到真正怀疑朱德陈毅李富春等中共领导人“要搞政变”，但由于他们揣摸到暴君毛泽东亟欲排斥高层异己的阴暗心理，便逢君之恶、故意以一份迹近荒唐的民间传单为“证据”，而将一百多名功高盖世的文臣武将打入牛棚。他们之中大多数人在经历批斗、酷刑后获释，但贺龙、彭德怀、陈毅等元帅被迫害致死则是不容否认的事实。该案牵涉到基层干部所造成的枉死，就不计其数了。
那份催命符式的“传单”究竟是怎样炮制出来的？时隔近卅九年，今年三月十五日笔者终于在台北大安区复兴南路一座不起眼的中古楼宇里找到了传单的始作俑者、已故中华民国国防部情报局局长叶翔之麾下杰出的心理战专家唐柱国先生。他说原设计定名为“中国共产党革命委员会”，接着眉飞色舞地回顾了那战绩辉煌的一幕：
我们设计的“中国共产党革命委员会”案，更直接加剧了中共高层的权力斗争。那时毛泽东正多疑到了病态的程度，眼中的老共干个个都是“中国的赫鲁晓夫”，全是睡在他身旁的定时炸弹。他所信任的一批十足的小人如江青、康生、陈伯达等，揣摩着毛的意思，派人到处“内查外调”，要找“证据”证明那些“老家伙”都不是东西，无论过去、现在都在密谋倒毛。我们为“中国共产党革命委员会”编制的“纲领”，细致、成熟到足令中共信以为真的程度，但“人事安排”名单却有明显的破绽。这个案子如果发生在台湾，随便哪一位检察官都能判定真伪，但是当时大陆的政治环境特殊，康生他们每得到一件这类东西，便如获至宝，拿来做整老共干的利器。这个案子由国民党的天津地下组织设法“放”出，竟然造成中共“中央文革小组”组成“专案组”，去逼问“涉案”的朱德、陈毅、李富春等大员。文革之后，中共出版的有关书籍，还把这列为要案。其实这个“案”从构思到成形，只花了本人一个晚上的时间。
朱德李富春陈毅等百多名中共高干中招被囚
唐柱国，本名粟明德，广西桂林人，一九三八年生。是桂系粟国宝将军与著名广西才女张玉英之子。唐柱国是先总统蒋公为他取的工作化名，他长期在台北中央日报任主笔使用这一笔名。他十二岁时，任总统府广西军事特派员的父亲在十万大山领导反共游击战争兵败被俘殉国，母亲也相继成仁。为了奉养七十余岁的高龄祖母、抚育三岁幼弟，他在中共统治下历经坎坷，曾经做过泡石灰的苦力和叫卖煤油的挑担小贩，以换取一家三口的半温半饱。在万般艰困中，他竟能以初中一的学力考上高中，而后以优异成绩考入北大农学院。一九五七年，在大鸣大放时，他成为北京高校著名的学生领袖之一。反右运动开始后，他成功甩脱了中共特务的监视，经十日十夜时伏时行，竟奇迹式地突破中共的层层樊篱，抵达自由世界的前哨阵地香港。从此展开了他数十年的集作家、学者与情报员、心理战专家于一身的传奇生涯。
他和另一位偷渡离开大陆的将门子弟沈野（光秀）一样，受到两代蒋总统的高度赏识，由中国国民党刻意栽培，卒业于香港中大新亚学院历史系，在国立政大东亚研究所毕业后保送美国柏克莱加州大学作博士后研究，历任中国国民党中央第二组香港特派员、工作组组长、中央大陆工作会美国组组长、中央日报主笔、外交部旧金山办事处秘书、美国加州大学研究员等职。
改革开放以后，他竟孤胆直闯北京，受到中共中央对台办主任王兆国的“亲切接待”。笔者问他：“空军上校李显斌回山东老家探望重病的老母，以‘通敌叛国’罪被判十五年重刑的事，您考虑过没有？”他答：“我曾对王兆国谈及李显斌案，问他如此作法是否有违中共对国民党军政人员‘既往不咎’的承诺，王兆国说：李案是个特殊的个案”。
我问：“你真的不害怕对方把你扣下来，秋后算账？”
他答：“我不害怕，因为李显斌没有一位声名卓著的妻子，而我就有”。众所周知，李显斌的妻子仅仅是一位普通的空中小姐，而粟明德的夫人洪冬桂女士却是连任数届的台籍立法委员，还做过行政院侨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他们的三个女儿尽皆禀赋优异广为人知。
我对他说：“国民党八百万大军，在三年戡乱战事中毙伤俘的共军干部，只止于团一级；然而您只花了一个晚上的时间，就把一百多位中共的兵团级以上高干斗得惨不忍睹，从这一点上看，您的一支笔杆赛过国民党的八百万大军……”
他开怀大笑，一切尽在不言之中。
回顾中共建政之初，在“镇反”运动中实施的报复政策，杀了几百万人，关了几千万人，这些受刑人的家属、亲友长期受到政治迫害，成了“贱民”种姓，一有机会就像火药桶一样会爆炸。所以，当老毛提出“造反有理”的口号对付政敌刘少奇派系时，憋了十七年冤气的民众便接过了这一口号，于是乎，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与候补委员的百分之七十六、中央军委副主席的百分之八十六、三届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百份之七十、国务院副总理的百份之八十七和中央各部委主要负责人、各省市党委书记的百分之七十五都受到残酷迫害。叶剑英所说的“迫害两亿人，致死两千万人”中间，各级党员干部死于非命者占了相当部份，也即中共各级干部死于文革者，绝不少于十七年前他们屠杀的国军战俘（包括反共游击队员）的总数。到毛泽东发觉情况不对，把红卫兵驱赶到农村插队落户、以军事管制手段夺回造反派在机关、工厂、学校的领导权时，局势已经益发不可收拾。毛泽东到病危前两年才感到，他所信任与培养的接班人原来都是阴谋家、野心家，有的调动军队想发动政变赶他下台、有的甚至策划用短程导弹、用火焰喷射器谋杀他；相比之下，他的夙敌蒋委员长待他实在太仁慈了──他在江西屠杀了千百万无辜民众，却进出重庆无人追诉；他的副手刘少奇被捕四次，只要写个自白书次次都能安全回到党的怀抱；所谓“四·一二大屠杀”其实祗杀了几十人，逮捕的几百人也多数因登报自新而获释了，哪有关押二、三十年的？
“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
于是，时隔廿六年毛泽东掷下一句“都放了算了”，到全部放完时，孙科（按：他曾指出：内战不存在战犯问题）与毛泽东都墓木已拱。那么多凄惨痛苦的狱中生活以及成批处决的残忍镜头，由释放的战俘及其子孙传播到全球各地，形成了长期挥之不去的憎共、反共、恐共情绪。设若老当年虚心接受章士钊等人的诤言（一九四九年二月十五日晚叶剑英徐冰设宴招待上海和平代表团时，曾任北洋政府国务总理兼外交总长的颜惠庆认为“中共调子唱得太高”；章士钊说；“现在是楚汉之争，桂系正在起着当年韩信那样的作用，韩偏楚则汉不能成功，争取桂系实属重要”。章士钊又告诫中共，中共的所作所为不要让人害怕，不要逼走桂系，更不要逼得美国武装日本来对付中共，进而引起外国干涉等等。事后毛泽东对这种“抬高桂系势力和作用，畏惧帝国主义干涉”的说法很是不满，指出颜、章们的共同立场是“使革命带上温和的色彩”），倘若中共不坚持“镇反”与惩办“战犯”，何至海峡两岸对立五十五年，何至爆发韩战越战，何至非洲拉美太平洋小国周旋于两岸之间予取予求？毛泽东临死前一年才开仓放人，但是积聚了廿多年的仇恨已经难以轻易消解了，此所以邓小平打算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统一中国，而直至他临终仍没见到中国统一，智慧与气魄等而下之的中国共第三、四代接班人，自然更难应对这个“统一”难题了。
设若毛泽东没有下令将被俘的国民党军政人员枪毙千份之一，不凶神恶煞地向各省市军管会下令“要大杀几批”“要狠狠地杀几批”“杀得不够多的省区，特别是大中城市，应当继续放手抓一批杀一批，不可停得太早”“天津今年内杀一千五百，四月份以前杀五百人，完成这个计划，我们就有了主动……杀反革命比下一场透雨还痛快！”“七月底以前杀掉预算数字的三份之二”“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在今年一年内要处决一、两千人才能解决问题”，那么粟明德将一帆风顺毕业于北大农学院，现在可能成为袁隆平一类的高产水稻育种专家，也许能登上中国工程院院士的学术高位，何致于偷渡香港转辗赴台成为唐柱国，而在台湾的国民党“匪情专家”至今连“下放”同“劳改”都分不清楚，何致于台北中央广播电台〈自由中国之声〉以强大发射力突破中共的强力干扰发出那一份传单底稿，天津那位煤球厂工人也就不致于刻印那八十份传单，江青康生们也就不会以这一重磅炸弹轰击那一百多位中共元老，那么文化大革命也许只限于“文斗”层面，像中共历届政治运动一样，在一两年间就偃旗息鼓了，何致有十年之久的腥风血雨场面？
除了冒死偷渡赴台的唐柱国，大陆上还隐藏着千千万万誓报杀父之仇的张柱国李柱国王柱国，他们长期受诛连，遭受政治迫害，成了贱民，一有机会就像定时炸弹般会爆炸。还有一种情形是隐瞒亲属、社会关系的“阶级敌人”──仅南京一地，文革前户籍统计台属仅两万户；八十年代末台湾当局解除戒严开放大陆探亲后，南京台属飙升至廿五万户。由此可见，在中共的严密统治下，尚有九成余台属漏网，他们伪装积极，混入共产党，居然被选为“学习毛泽东著作积极份子”，有的还进入了基层领导班子，当毛泽东提出“造反有理”的口号对付政敌刘少奇时，他们立即成为红卫兵、造反派组织内最坚决、最勇敢的一群。文革结束廿多年后，人们才从亲历者的回忆录中发现：原来文革初期对中共各级干部施刑最戮力者，多系枉死的国府党政军特官员的子孙后代。例如北京八一电影制片厂导演严寄洲二○○三年夏天在国务院文化部属下的《炎黄春秋》月刊上撰文揭露，文革时对领导干部拷打最不留情者“有些原是国民党军官，有些是有杀父之仇，对共产党干部进行阶级报复……故事片室主任冯一夫讲了一句最典型的话：咱们厂里如今是国民党专了共产党的政！”笔者熟识的一位老医生亲口告知：他所在的医院，文革期间下手最狠、将院长党委书记打死打残废者，几乎全是留用的国军军医，他们合理合法地按毛泽东的指示，为惨死的父兄、战友、同袍报了血海深仇。这就难怪毛泽东在一九六八年五月“清理阶级队伍”时说了这么一句名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群众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在他亲自批示印发的〈北京新华印刷厂斗批改经验〉一文中披露，该厂“廿六个加入过国民党的工段长一级干部中，已有廿二人混入共产党……”
种瓜得瓜种蒺藜者收获芒刺
从另一个角度看，中共自镇反到文革长期屠杀无辜民众，它究竟得到了什么呢？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种蒺藜者必然收获芒刺。那样大规模的血腥屠杀造成的伤痛与仇恨，经过三个世代都难以泯灭，而海峡两岸的长期分离只是让日本、美国从中渔利──中共每年必须耗费数以百亿计的军事、外交开支才能确保自己坐稳江山，以致于二战的胜利国──中国，竟要忍受战败国日本的恣意欺侮与凌辱，竟要割让固有领土给俄国、北韩、越南、缅甸、印度来换取边境的所谓“和平共处”，还要听任利比里亚、汤加、多明尼加那些非洲、加勒比海、太平洋小国诛求无已，以维持外交关系为由长期勒索巨额金钱。
经过十年文革的创痛，中共当权派方才悟出怨冤相报无休无止的教训，才感觉到民众追求人权、财富的欲望是不能以暴力压制的，于是便有邓小平改革开放的理论与“一国两制”构想的面世。虽然中共当权派及其‘龙子龙孙’以权牟私，利用国有资产私有化以及窃取经济情报为自己赚取了千百亿的非法利益，但是自由、民主、人权的道路是不可逆转的，在未来的岁月中，中国大陆终究难免会走上“弄假成真”的民主政制道路。从这一点看，文革十年死难的两千万同胞之鲜血与生命，铸成了中国大陆从极权统治和平演变到代议政制的康庄大道，他们的鲜血并未白流，他们将永远受到中华民族子孙万代的景仰与怀念。这就是我们今天虔诚地纪念文革爆发卅周年时发自内心的感慨。
（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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