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这样的反人民的运动，在世界历史上也是十分罕见的。希特勒和他的纳粹党也在国内进行过焚书排犹运动，也煽动过青年学生们抄家、烧书。弗洛伊德、爱因斯坦的书被烧毁，爱因斯坦被抄了家，相对论、潜意识学说被批判。但是，相比之下，其规模、其时间、其残酷程度远逊于文革。波尔布特之流，在柬浦寨也学着搞了个小文革，虽然也在国内将全国七百万人口中的２００万人迫害致死，但在总体的规模上和创造性上，远远没有超过他的老师所领导的中国的大文革。
文革的历史是真实的，惨痛的，本来应该深刻地反思，牢记历史的教训，让子孙后代铭记不忘。但是，有些中国人一直抱着遗忘主义，希望人们忘记得越多越好，忘记得越快越好。这二十来年的报刊上，文章中，好象文革根本没有发生过似的。有的领导部门甚至规定，文革的事不准写。这实在是一种非常有害的主张。掩饰历史，是一种愚民行为。知道历史，是中国人的一种权利。这样苦心地掩盖历史，扭曲历史，不知是出于何种心态。因为否定文革，是１１届三中全会作了决议的。
文革给人的教训是很多很多的。其中一个重要的历史教训是个人迷信。文革时代的个人迷信达到了史无前例的地步。一个人变成了神。他使全国人民都成了精神的奴隶，也使中央的高官大吏，一个个成了噤若寒蝉的应声虫。它给中国带来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个人迷信横行的年代，一个人的脑袋代替了政治局，代替了中央，更代替了全国１０亿人。这是一个中国人民思想蒙受灾难最深重的年代，是中国历史上精神土壤最为贫瘠的年代，也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最专制的年代。
更严重的是造成了家长作风，一个人说了算，缺乏民主监督。谁要是敢于啃一点不同声音，很可能被撕成碎片。文化革命搞得天怒人怨，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到了这个地步还不能迷途知返，只有等被迷信的人神死了以后才能够端正航向。这里，个人迷信是一个重要原因。
个人迷信之风，对于中国社会产生了极大的破坏作用。文革的灾难，与个人迷信运动是密不可分的。个人迷信推动了专制主义的发展，它是与政治民主化水火不相容的。个人迷信是非理性的盲目崇拜，是一种迷信行为。而政治民主化则是理性和科学。个人迷信是建立在错觉和幻觉的基础上的，而政治民主化则是建立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的。个人迷信容易造成家长作风，献媚之风，裙带之风。而政治民主化则提倡清朗之风，平等之风，举贤之风，求实之风。个人迷信将对国家带来巨大的破坏作用，而政治的民主化将使人正视现实，了解下情，合理地解决各种问题。文革中的个人迷信之风，对于社会的破坏作用，就会如洪水猛兽，给广大干部和亿万民众，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个人迷信运动中，毛泽东一度是最大的得益者。其实，从历史的座标系看，对于他也不是一件好事。当年太平天国天王洪秀全，在个人迷信的氛围下生活久了，自以为真的是天父之子，当天京被围之时，还真以为天父会来帮助他抗清，以为来助他的天兵多如牛毛。天京城里没有粮食，许多兵民饿死路旁，他却还在梦呓地说天降甜露（其实是一种草）可以充饥。迷信使他看不到真实，他焉会不败？文革对于毛泽东来说，似乎是成功了，政敌刘少奇打倒了，他的权威树立了，但是，他的历史的罪责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个人迷信就是对于助长过个人迷信风气的人，可能也不是一件好事。韩非子死于他鼓吹的圣王之手，刘少奇对于个人迷信的发端，曾经起过那么一点作用。但是，最后堂堂国家主席，被批斗，被关押，生无尊严之名，死无葬身之地，求当农民而不能得，妻子儿女不能保，其教训是颇为深刻的。林彪也是个人迷信的吹鼓者。林彪的情况比较复杂，内中有许多谜案，但是，如果当年个人迷信没有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党内民主生活健全的话，不一定会是那么一个结局。我至今搞不明白，在公开的会议上，提出一个国家要有一个头，要设国家主席，怎么就成了反党活动？这是什么法律和什么党章所规定的？陈伯达和王、关、戚，都曾为个人迷信作过一点鼓吹，结果都是被那位神打了下去。
文革的个人迷信之风是怎么形成的？现在多数把原因归之于四人邦和林彪。不过，四人邦是文革的中后期才形成的，王洪文是十大后才上台的，在台上的时间也不多，能量也不大。说四人帮刮起了个人迷信之风似乎有点勉强。说林彪造成了个人迷信之风，这有部分道理。林彪确实对这股风有责任，但是，我认为主要责任不在他。早在他之前，刘少奇就在七大上对毛搞起了个人迷信。他万万没有想到，他掀起的个人迷信的恶浪，最后使自己死无葬身之地。
文革的个人迷信为什么能够如此盛行？
第一，这与某些鼓吹者故意掀起的造神运动有关。无论何朝何代，总是会有一些人高唱吾皇圣明的赞歌。上边需要什么，他们就鼓吹什么。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作曲家会谱细腰的赞歌，理论家会写论证细腰必要性和重要性的论文。这种人营造迷信的氛围，老百姓在这些人的糊弄之下，自然成了迷信大军中的成员。中国的知识分子中的一群似乎特别擅长于做这样的工作。上头喜欢什么，他们就论证什么，领导需要什么，他们就能提供什么。我非常有把握地肯定，如果慈禧太后活到今天，并且依然垂帘听着政，中国某些文人对她老人家的赞歌也会响彻云霄。
第二，它与毛泽东心理欲望和政治需要有关。最应该对个人迷信负责的是毛泽东本人。毛泽东曾对斯诺说过，文革初期，需要有一点个人迷信。他说的需要一点，是他的欺人之谈。他其实需要的不是一点，而是许多。全国早请求晚汇报，跳忠字舞，连周恩来这样的国家总理，也言必背语录，手拿小红书，肩戴红袖章，毛泽东从来没有加以阻止。他亲自在天安门城楼上八次接见红卫兵，都是个人迷信的鼓动会，对于红卫兵们的个人迷信的场面，他乐此不疲。那些人民日报的文章，连篇累赎地鼓吹个人迷信，他见了安之若素。全国２９个省市的革命委员会的致敬电，都用最肉麻的字眼，是个人迷信的样板，他安之若素。个人迷信始作俑者，不是林彪，不是江青，而是毛泽东本人。如果不是他煽动着个人迷信的狂潮，个人迷信运动不会如此空前
绝后。他是文革个人迷信运动的发动者，是现代个人迷信的源头。
从历史的舞台上深沉地观察，他根本不是神，他只是一个自己制造了这场历史的闹剧、充当了这个闹剧中的一个滑稽的角色的人物而已。想当年，伟大长，伟大短，奉顺话、捧场话不绝于耳，而他的所作所为，实际上是亲自发动了一场全国性的历史大动乱，将中国亿万人民推进万人深渊。如果他真是一个能洞察一切的伟大的神，为什么尸骨未寒，连侄子的未来都不能洞察、连妻子都不能保护呢？庙里的菩萨是泥工们塑出来的，菩萨只是菩萨。
第三，个人迷信，更是文革年代中国思想专制制度的产物。那时的中国，没有新闻开放，没有新闻自由。当时的报纸，都是一篇社论全国通用，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的文章，就是真理，如果有谁表示一点不同的声音，就有可能招来杀身之祸。那位只是因为写了出身论的青年作者遇罗克，就被判处死刑，而且还是周恩来亲自批准的。如果一个国家有开放的舆论，有不同的声音，甚至有反对的声音，可以自由批评，没有坐牢杀头的危险，那么，个人迷信之风是不可能形成的。所有个人迷信盛行的国家，都是新闻不开放、舆论一律的国家。例如，苏联对斯大林，朝鲜对金氏父子的个人迷信等等。都是在一个人们的话语权、思想权被严格控制的政治环境下产生的。中国的宪法，当政的领导人都要或明或暗地写上自己的理论创造。要是美国宪法也这样写，上百个总统，每个人都要写上一段他的理论，这部宪法恐怕会长得不可思议。文革是思想专制的顶峰，也是个人迷信的顶峰。思想专制和个人迷信是一个藤上的瓜，它们是互为因果，互相促进的。
第四，文革中个人迷信的产生，是以中国落后的民众素质为基础的。从一定意义上讲，什么样的土壤上，出什么样的蘑菇。如果毛泽东在西方，那样的民众，由不得他搞个人迷信。也不会让他搞个人迷信那么久，那么烈。中国长期的封建统治，中国长期的小农经济，中国几亿没有文化的农民，他们的思想是很容易被控制、被铸造的。即使是今天，仍然有毛泽东的信仰者。就是像王光美这样很有文化的人，那样深受文革折磨的人，仍然不是一个清醒者。她的丈夫和她本人，以及她的一家，在文革中都被毛泽东迫害得透不气来，她本人被毛泽东和江青所支持的清华大学学生骗到清华，经受了难忘的岁月，她自己在牢中多年，但迟至今日，她却仍然声称自己是毛泽东的好学生。历史是多么地令人痛惜啊。古时候，皇帝下旨打臣下的屁股，抄臣下的
家，杀臣下的头，臣子们还要叩头，还要说谢主龙恩。王光美以毛泽东的好学生自居，她的心理可能代表着相当多的民众心理。这样的民众，这样一块被封建毒素严重污染的土壤里，个人迷信是容易流行的。
中国的文化人，对于甚嚣尘上的个人迷信有没有责任呢？他们也是有责任的。知识分子中有少受害者，也有不少清醒者，更多的是无可奈何者。在那样的高压环境下，为了避祸免灾，讳心地也喊几句万岁，跟着说几句四个伟大之类的话，这是情有可原的。但两千多年读书做官的情结，使不少知识分子把当官当作人生价值的体现，而在那个时代，要当官，不积极参与个人迷信活动是万万不能的。连周恩来这样的人，都不免为个人迷信吹火扬汤，更不要说大大小小的已经得宠和企望得宠的知识分子了。毛泽东是中国历史上整知识分子整得最凶、最狠、最多的人，但是，恰恰是少数知识分子，为了邀宠和做官，成了歌功颂德的吹鼓手，为个人迷信推波助澜。中国知识分子人格的软弱性，造成了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以歌功颂德为乐事的恶习。
今天，还有没有个人迷信呢？这种历史的病毒还是到处可见。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在各种各样的场合，大大小小的领导总要讲话，总要发指示。在各种文件和会议上，上级领导的讲话没有一次是不重要的，一把手的指示没有一句是不正确的，顶头上司的批示没有一次是不英明的。无论什么会，无论什么文件，下级的干部们总会表态一番，某某领导的批示非常重要，非常英明，非常正确。领导的许多屁话，空话，大话，胡话，无关痛痒的话，就这样统统变成了伟大的真理。历史已经证明是非常错误的东西，也因为是领导的话而流传海内，流毒不已。有些知识分子的脑海里，个人迷信已经成为一种文化无意识。不给领导歌功颂德一番，总有点旺旺不可终日，有个有点名气的教授，他的一本书被某个领导人看到了，说了两句无关痛痒的好话。这
位教授就如金圣叹获得了御批一样兴奋，专门写了文章写了学习这个领导几句话的长长的体会，表达自己的幸福和得意之情。有个著名的作家，受命与一个外国人合写某个中国领导人的传记，目的是要歌颂这位领导人“改变了中国”。此人十分高兴，兴匆匆地写了提纲，拟好了采访计划，一付春风得意的样子。谁知，也许后来那位领导人或他的幕僚考虑再三，觉得让外国人来歌功颂德更合适，更有分量，于是收回承诺，只给了他一个采访者的虚名，他为此恨恨不已。这一喜一恨，有知识分子的一点可怜的劣根性，有一点领袖崇拜、个人迷信的病根在作怪。凡此种种，可见个人迷信积淀之深厚。
历史的教训是一笔财富，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不过，历史一再地表明，历史常常会重演。历史的污浊会变个花样重新泛澜。历史的教训不会自然而然地吸取。我们付出古今中外少有的历史大代价，如果不去正视它，不吸取教训，就有可能再次付出历史的代价。但愿人们不要轻易地忘记了惨痛的教训。
（作者为上海社科院退休研究员）
(《网路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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