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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高级公务员到美国学习什么?

 2006-06-11 17:41 桌面版 正體 打赏 0
据说派出公务员到欧美国家“培训考察”,是一项庞大的“政府工程”,由党的组织部系统组织实施。这项工程,似乎多年前就开始了。最近在一个城市的一个政府机关,笔者看到了该市的一个政府文件,规定全市处级以上干部都要到国外“培训考察”一次。

我不知道这些公务员(说到底是当官的)到国外究竟受什么样的“培训”,考什么样的察。为何他们选择的地点是欧美国家,而不是北朝鲜、越南或前苏联?为什么我们是去学习的,美国的总统居然百忙之中会见我们的代表团?

众所周知,我国的各级官员中处级以上的,已鲜有未去国外考察过的了。有些贪官还早就在国外银行开了户头,踩好点,一有事就能逃到国外做逍遥居士。现在已有的外逃贪官已达4000人。而通过组织部门组织公务员集体到外国“培训考察”,真有什么伟大的意义吗?

公务员,公仆,国家各级政府的服务员。国外一些公务员的生活、操守与工作方式,我们的公务员真能学回来吗。

55岁的联邦高地市市长戴尔·斯帕克斯,因为自己家的餐馆生意萧条,家庭收入入不敷出,只能靠当兼职门房补贴家用,缴纳自己的医疗保险费。不幸的是他给脱衣舞俱乐部当兼职门房并且由于该舞厅被扫黄,他成了令人拍案的社会新闻主角。他为何不运用手中的权力,收点贿赂来解决家用问题呢?他一个月收入才 600美元,为何不强调高薪养廉,大幅提高市长的工资?高地市虽然不大,但该市人均年收入约1.7万美元,虽然经济在美国算是低迷,失业人数较多,但仍然不失大有油水可捞的富庶之地。可是,戴尔·斯帕克斯没办法。他如果想将自己工资升到1000美元一个月,得全市市民投票表决才成。在这样一个小城,市长居然说,“什么事都不由我说了算。”因为“任何一个决定都得由市政委员会成员一起来投票。”高地市拥有常住人口1.2万人,政府官员不足百人。其他政府官员也像戴尔·斯帕克斯一样,领取微不足道的薪酬。因此,为政府打工,只能算是兼职。戴尔·斯帕克斯市长舞厅门房做不成了,得设法找到另一份工作。否则,他得申请领取救济金了。

山东一位叫李群的青年官员2000年被送到美国“培训”,被安排在美国纽海文市当市长特别助理。这个市竟然有这样的规定:警察局长只有批准警察3天休假的权力,超过3天必须由市长批准。一次警察局长越权审批,准了2名警察3天的假,市财政与审计局长便把此事有正式报告送到市长桌前,要市长定夺。李群离开美国前,纽海文的John Destefano市长决定请李群吃饭。可为了这顿饭,John Destefano市长却踌躇越来,他说:“按照中国的礼仪,我要请你吃顿饭。可是,在外边用公款吃饭不能超过9美元,超过9美元就等于向你行贿。到我家吃顿饭吧。”结果,李群去了市长家里吃了一顿西式晚餐。

有人说上述两外国城市都是小镇,那么我们就去人家的大城市瞧瞧。德国西部杜塞尔多市可是人口约50余万的一座大城市。在这座城市,家家户户的冬天主要靠燃油、壁炉和木柴取暖,居民家里就有了必不可少的烟囱。政府规定烟囱必须一年清理两次,城里的一批掏烟囱工就专门做这项工作赚钱。2003年冬,一批中国人到杜塞尔多市访问,却遇上市长去掏烟囱了。市长做这这活并非学雷锋做秀,而是为了赚钱。原来,市长以前就是掏烟囱工,当了市长入不敷出,只有继续干他的老本行,挣点银子花花。德国其他城市的市长大人也是如此,他们有的做业余教师,有的去做业余修理工或别的工作。

法国巴斯克地区埃斯普莱特市现任市长安德列·戴海杜先生2004年来到中国,也给中国官员上了一堂生动的一课。当时,他已在当地担任了整整15年的市长职务,但却仍然是一位高级厨师。他请假十多天,到成都一家酒店当10天大厨,将打工收入捐给宝兴邓祠沟教堂,纪念戴维神甫。原来,首先发现大熊猫的戴维神甫就生于埃斯普莱特市。安德列·戴海杜市长在需要做这类筹款工作的时候,就亮出自己的一手漂亮厨艺,往往事半功倍。

英国波克夏郡伍德莱城女市长卡罗尔2001年得知丈夫患上肾脏疾病,若不换肾必死无疑。已经53岁的她得知自己是一名合适的捐赠者,就不顾亲友和2 个已经成年孩子的反对,冒着生命危险,将自己的一个肾脏捐献给了丈夫。后来卡罗尔乳腺癌,丈夫却在此时另结新欢。尽管如此,卡罗尔却无怨无悔,不会报复忘恩负义的丈夫。相反,她通过坚强的意志力和乐观的人生态度,战胜了癌魔。

曾经有这样一件事很有意思,这发生在中国的两会期间。我们的一家电视台的现场直播节目中,请中国市长与美国市长通过电视对话。中国那位市长十分热情地邀请美国市长前往访问。不想,美国那位市长回答说,他由于没有经费而不能在年内成行,因为当年的出访经费已在年初由市议会规定,其中并没有包含访问中国的部分。而那位中国市长却豪爽地表示:“你来吧,我们可以为你支付访问经费!”电视中的中国市长和美国市长是哪位,我们后来的新闻资料都被隐去了。

一些华人有好多位在异国当了市长之类的官员。然而,他们之中却没有一位因此而发财的。在国外当官,除了抱着“为人民服务”的态度,实现人生的理想,再难找到别的什么。而在国内,升官发财,被国人喊了几千年了。

我们派出去的公务员学成归来,真能有什么效果吗?国外的廉洁、民主气息,他们能带回来吗?国外的以人为本的亲民作风,他们能带回来吗?国外的新闻自由,严谨的权力监督体系,他们能带回来吗?国外的公务员的低薪,大公无私的精神,他们能带回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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