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清谈风气之盛、之烈，后人很难想象。清谈又称“微言”、“清言”、“清议”、“清辩”等。这种清谈经常通宵进行，所谓“微言达旦”；有人耽溺清辩，到了忘食的地步，所谓“左右进食，冷而复暖者数四”；更有甚者，有的名士为了在清谈中应对制胜，竟至彻夜苦思而累病甚至累死的。晋人卫体弱而好清谈，一次在和谢鲲的通宵辩论中发病而亡，大概是死于心脏病发作。这种清谈并不是漫无目标，而是围绕着当时的文人比较感兴趣的问题进行。比如“才性之辩”，就是当时一个热点问题。又比如，由于道家思想流行，对老庄之学感兴趣的人渐增，此外，同样被视为阐发玄学精微的“易”学，也受到人们的重视，于是探讨“老、庄、易”（并称“三玄”），也成了清谈的重要内容。不少名士，精通“三玄”，不仅在清谈中才思敏捷，侃侃而谈，而且著述有成，成了一代玄学家，如曹魏时的何晏、王弼、稽康、阮籍，魏晋之际的向秀，西晋时期的郭象、裴等。
魏晋风尚对这一时期乃至稍后的南北朝的文化影响很深。例如在当时特殊环境下生成的“隐逸文化”，就是一例。“隐逸文化”的表现是多方面的，最直接的表现就是这一批名士遁迹山林，当起隐士，这本身就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尽管儒家创始人孔子说过“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隐”；孟子也说过：“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文人得意时仕，失意时隐，自古而然。但六朝隐士之多，恐为历代之冠。“隐逸文化”的另一个表现，就是出现了对隐居生活由衷赞美和吟咏的“隐逸诗”。有的诗的标题就用了“招隐”二字。比如西晋张载的《招隐诗》有这样的句子：“来去捐时俗，超然辞世伪，得意在丘中，安事愚与智。”因写《三都赋》而洛阳为之纸贵的左思，也写了两首《招隐诗》，其中有句曰：“惠连非吾屈，首阳非吾仁，相与观所向，逍遥撰良辰。”诗中提到的惠连是指柳下惠、鲁少连，曾屈已受禄；首阳的典故则是指不食周禄、宁愿饿死首阳山的伯夷、叔齐。意思是说，无论是惠连的曲意求仕，还是夷齐的舍身全节，都与我无涉，我只知倘佯逍遥，怡然自得。
东晋大诗人陶渊明有“千古隐逸诗人”之称，他虽没有以“招隐”为题的诗篇，但他的诗却达到了“隐逸诗”的巅峰。最有名的当然要数那篇题为《饮酒》第五的诗：“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这样的“隐逸诗”，真是到了超凡脱俗的地步。和“隐逸诗”同时，流行起来的还有山水诗，这也是“隐逸文化”的一个表现。
山水诗和“隐逸诗”可说是孪生姐妹。要隐逸，就必然会得意于丘中，倘佯于林泉，这必然会拥抱山川、赞美山川，吟哦之间，形成寄情于景、借景抒情的山水诗。和前朝山水不同的是，六朝的山水诗，更多一分超然物外的意境和逍遥自适的心情，诗风则更加轻灵飘逸，文笔则更加婉约隽永。有人认为，六朝诗风过于浮靡，这如果是指部分诗作，特别是后期的某些所有的诗都归结为浮靡，是失之偏颇的。有人喜欢把六朝的诗同汉赋相比，认为后者气势雄浑，而前者则纤巧有余，凝重不足。这是一个审美取向的问题。犹之听惯了黄钟大吕声响的人，往往会不喜欢丝竹轻音。其实，汉赋也好，六朝诗作也好；黄钟大吕也好，丝竹轻音也好，凡是优秀的，都有其美学价值，而不能用一根尺子来衡量。拿六朝的山水诗来说，就不乏佳作。像左思的诗句“未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谢灵运的诗句“云日相辉映，空水共澄鲜”和“望山白云里，望水平原外”；谢的诗句“天际识归舟，云中辨江树”等等，其意境之美，可和盛唐的山水诗相媲美。钟嵘的《诗品》，对谢诗的评价是：“一章之中，自有玉石”；“奇章秀句，往往警遒”。清代的王夫之在讲到谢的诗时说“‘天际识归舟，云中辨江树’，隐然一含情凝眺之人，呼之欲出。从此写景，乃为活景，故人胸中无丘壑，眼底无性情，虽读尽天下书，不能道一句。”说得很中肯。当然，六朝的诗作包括山水诗，也有平庸的，也有一味堆砌辞藻而流于浮靡的。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所批评的“鬻声钓世”、“淫丽烦滥”，就是指的这种文风。
总之，一个时代的文风、文韵，受当时的影响很大。六朝是如此，其他时代不也是这样吗？
“隐士”就是隐居不仕之士。首先是“士”，即知识分子，否则就无所谓隐居。不仕，不出名，终身在乡村为农民，或遁迹江湖经商，或居于岩穴砍柴。历代都有无数隐居的人，皆不可称为隐士。《辞海》释“隐士”是“隐居不仕的人”，没有强调“士”，实在是不精确。《南史·隐逸》云：隐士“须含贞养素，文以艺业。不尔，则与夫樵者在山，何殊异也。”而且一般的“士”隐居怕也不足称为“隐士”，须是有名的“士”，即“贤者”，《易》曰：“天地闭，贤人隐。”又曰：“遁世无闷。”又曰：“高尚其事。”……是“贤人隐”而不是一般人隐。质言之，即有才能、有学问、能够做官而不去做官也不作此努力的人，才叫“隐士”。《南史·隐逸》谓其“皆用宇宙而成心，借风云以为气”。因而“隐士”不是一般的人。
《孟子·滕文公下》中所称的“处士”（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也就是隐士，指的是有才有德而隐居不仕的人。但这个“处士”，是指从来未做过官的人。先官后隐如陶渊明也叫隐士，却不能叫“处士”。
旧时认为隐居的人不求官，不求名，不求利。《旧唐书·隐逸》称“所高者独行”，“所重者逃名”。《易·蛊》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隐居求高，即是人品高尚的人，所以“隐士”又叫“高士”。江苏常熟至今尚保存元代大画家隐士黄公望的墓，墓道石碑即刻“黄高士墓”。元代另一位大画家倪云林也被人称为“倪高士”。晋宋时戴逵和他的儿子戴勃、戴颙都是著名的大画家、大雕塑家、大音乐家，他们都隐居不仕，所以《历代名画记》称之“一门隐遁，高风振于晋宋”。戴氏父子是大艺术家，然而传记不列入“文苑”，也不列入“艺术”，却列入“隐逸”，是因其有才艺才被称为“隐士”，因其“隐”，方有“高风”。《史记》中记古人语“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看来隐士是立了“德”，所以正史皆为隐士立传。但德在何处？却是值得研究的。
比如严光，拒绝了汉武帝的亲自征召和封赏，而隐居富春江。范仲淹《严先生祠堂记》中说：“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据说这“风”，原写作“德”。在范眼中，严光之德崇高如山。而南宋诗人杨万里就在《读〈严子陵传〉》一诗中说：“客星何补汉中兴？空有清风冷似冰。早遣阿瞒移汉鼎，人间何处有严陵!”朱元璋说的更是击中要害，他在《严光论》一文中说：“汉之严光，当国家中兴之初，民生凋敝，人才寡少，为君者虑，恐德薄才疏，致民生之受患，礼贤之心甚切，是致严光、周党于朝。何期至而大礼茫然无所知，故纵之，飘然而往。却仍凄岩滨水以为自乐。……假使赤眉、王郎、刘盆子等辈混淆未定之时，则光钓于何处？当时挈家草莽，求食顾命之不暇，安得优游乐钓欤？……朕观当时之罪人，罪人大者莫过严光、周党之徒。”（见《留青日札》卷十一《子陵耕钓处》附）朱元璋虽是大老粗，又是暴君，但他这段话却有值得思考的内容：隐居的人德就高吗？
实际上，从来隐士，大抵可以分为十种：其一是真隐、全隐，如晋宋间的宗炳、元代的吴镇等，从来不去做官，皇帝下令征召也不去，而且也不和官方打交道。其二是先官后隐，如陶渊明。陶是著名隐士，传列《晋书》、《宋书》、《南史》三史中的“隐逸”，其实他不是一个纯粹的隐士，他当过官，因对官场不满才隐居。明代的沈周，一天官未当过，传列入《隐逸》。而他的学生文征明，只在京城当了一年翰林，然后便安心隐居至死，但其传就未被列入《隐逸》而列入《文苑》。陶渊明也是先官后隐，但其“隐”的名气太大，超过其诗名，不过陶渊明后来是真隐了。像陶渊明这样先官后隐的隐士较多。其三是半官半隐，如王维，开始做官，后来害怕了，但如辞官隐居又没有薪水，生活没有保障，于是虽做官，而不问政事，实际上过着隐居生活。这类人从名分上不能算做隐士，但有隐逸思想。有隐逸思想表现在意识形态上是相同的。其四是忽官忽隐，如元末明初时王蒙、明末董其昌，做了几年官，又去隐居，朝廷征召，或形势有利，又出来做官，做了一阵子官又回去隐居。这种人不果断，拖泥带水，王蒙创造了拖泥带水皴，董其昌的画用笔含糊不清，太暗而不明，就和他们的性格有关。其五是隐于朝。这种人身为官但思想已隐，做官不问政事，“居官无官官之事，处事无事事之心，”随波逐流，明哲保身。这种人对国家损害最大。其六是假隐，如明代陈继儒，虽不做官，但好和官家打交道，有人写诗讥笑他“翩翩一只云间鹤，飞去飞来宰相家”。其七是名隐实官，如南朝齐梁时陶弘景，人称陶隐士，虽然隐居山中，朝中大事还向他请教，被称为“山中宰相”。这种人身为隐士，实际上不具隐士思想，他不做官只是为了更自由而已。其八是以隐求高官，如唐代的卢藏用。刘肃《大唐新语·隐逸》记，卢藏用考中进士，先去长安南的终南山隐居，等待朝廷征召，后来果然以高士被聘，授官左拾遗。后来，另一隐士司马承祯亦被征召而坚持不仕，欲归山，卢藏用送之，指着终南山云：“此中大有嘉处。”这就是“终南捷径”。用这种隐居手段以求高官者，实非真正的隐士。其九是不得已而隐，实际上从事最热心的政治，如明末清初的顾炎武、黄宗羲等，他们“隐居”只是为了表示不与清王朝合作，实际上从事最激烈的反清斗争。石溪也如此，他反清失败后，为了逃避迫害，隐于禅，但他终生都忠于明王朝，终生反清，情绪十分激烈，一直没能静下来。这一批人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隐士。其十是先隐居，基本上是真隐，但等待时机，等到时机就出山，等不到就隐下去。如殷商时伊尹、汉末诸葛亮、元末的刘基等。其次还有一种不得已的隐者，如明末清初的弘仁，早年攻举业，明清易祚之际，他奋起反清，失败后不得已而隐，但后来一变在思想上真的隐了。只要思想上真的隐了，在意识形态上表现出来的都是以“淡”、“柔”、“远”为宗的。
隐士在每一个时代的情况都不同，但总的来说，还有一个时代性的问题。谈起历史，“安史之乱”可以作为封建社会的一个转折点。“安史之乱”前，封建社会蒸蒸日上；之后，每况愈下。时代对知识分子有一定影响，而知识分子对时代的影响更大。因为任何时代，社会的实际领导阶层只能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凝聚起来，一齐为国家着想，国家就有希望，否则便会相反。从群体上看，唐代之前，知识分子都能为国家着想。汉代马援那句名言：“男儿要当死于边野，以马革裹尸还葬耳，何能卧床上在儿女子手中邪？”（《后汉书·马援传》）激励无数志士仁人为国捐躯。唐代的知识分子们“不求生入塞，只当死报君”，“报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要得此生长报国，何需先入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唐朝的君臣们共同努力，拧成一股绳，使国家强大起来。宋朝的知识分子也还是好的，虽然没有唐代知识分子那样报国心切，而且也有一部分人颓废，但大多数知识分子尚能为国忧虑。北宋的知识分子“进亦忧，退亦忧”，“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南宋的知识分子“一身报国有万死”，“位卑未肯忘忧国”。南宋早期有岳飞、陈东为国事努力，中期有陆游、辛弃疾等诗人拼搏于抗金第一线，晚期还有文天祥、张世杰、陆秀夫等为国捐躯。而且崖山、海陵山的抗元军民们是集体牺牲，无一叛降，这是何等的气概，元以后便没有了。
唐以前，是君臣共同努力使国家强大。宋就不同了，臣民为国，而君相却卖国。名义上国家是属于皇帝的，而毁坏国家者，恰恰是皇帝。北宋败于宋徽宗及蔡京、童贯等六贼之手。南宋的支持者是宗泽、岳飞等人，而卖国的恰是高宗赵构和宰相秦桧等。南宋末，国事也正败在宋理宗、宋度宗、丁大全、贾似道等君相手中。当宋朝的臣民抗元正激烈时，皇帝、太后却投降了，而且命令臣子投降。臣之努力正是为了报国报君，而君却如此，所以南宋之后，知识分子都寒了心。
元朝的知识分子则不再过问国事，元曲有“体乾坤姓王的由他姓王，他夺了呵夺汉朝，篡了呵篡汉邦，到与俺闲人每留下醉乡”，“葫芦今后大家提，想谁别辩个是和非”。元代士人不问国事，终日在勾栏妓院中和妓女优伶一起鬼混，也和元的等级制度有关。元代的士人几乎是集体退隐。明朝的情况又特殊。朱元璋是个天才，他由一个贫苦的农民、叫花子，依靠士人当上了皇帝，但又总是怀疑士人看不起他，因而他大杀了一批士人，还发明了“批颊”即当面打士人的嘴巴，动辄便把士人打死、掼死，这是他自卑心理造成的，从而造成了士人的自卑。一个人只有得到别人尊重时，才能更好地为国为民着想；一个人得不到别人尊重时，他想到的往往只是他个人，甚至会毁坏国家、损害他人。所以，历代的功臣和士人都能尽力维护国家，而太监、佞臣等靠自残或迎逢而深居宫廷，他们得不到别人的尊重，往往就会损害他人、损害国家。明朝的士人不被皇家尊重，在高压政策下，他们不得不为君所用，但也决无发明，仅是虚应故事而已。一旦高压解禁，曾被轻蔑的士人便只考虑个人，而不再考虑国家。当国家危难之时，很少有人挺身而出。明永乐年间预修过《永乐大典》的慧暕和尚说：“洪武间，秀才做官吃多少辛苦，受多少惊怕，与朝廷出多少心力，到头来小有过犯，轻则充军，重则刑戮，善终者十二三耳。其时士大夫无负国家，国家负天下士大夫多矣。”到了永乐后期，国家尊重知识分子，对士人采取宽松政策，很多知识分子开始还心有余悸，后来胆子大了，一部分知识分子以传播画艺等为名，到国外去定居，在国外搞得好就不回国，搞不好又回到国内来，来去自由。这个时候，慧暕和尚又说：“今日国家无负士大夫，天下士大夫负国家多矣。”（见陆容《菽园杂记》卷二）朱元璋时代，知识分子虽然无负国家，但因心惊胆战，只能顺着朱元璋的意思去办事，个人的才智都没能很好地发挥。到了永乐年间，高压政策解除，知识分子得以解放，但曾被轻蔑又因失去了对国家的信任，大都为自己着想，很少有人愿为国家献身，所以说“天下士大夫负国家多矣”。但明代早期知识分子尚能知重名节，而中期至后期的知识分子连名节都不要了。《明史·阉党传》上有一段总结云：“明代阉宦之祸酷矣，然非诸党人附丽之，羽翼之，张其势而助之攻，虐焰不若是其烈也。中叶以前，士大夫知重名节，虽以王振、汪直之横，党与未盛。至刘瑾窃权，焦芳以阁臣首与之比，于是列卿争先献媚，而司礼之权居内阁上。迨神宗末年，讹言朋兴，群相敌雠，门户之争固结而不可解。”最后说：“患得患失之鄙夫，其流毒诚无所穷极也。”历代的知识分子对阉人是不屑一顾的，而明中期之后，知识分子为了个人利益，竟附丽于阉人，充其羽翼，而且“列卿争献媚”，何其鄙也。到了这一步，这一批人已失去了知识分子的起码人格。
明末天下大乱，正是知识分子为国尽忠之时，可是朝中知识分子纷纷逃离。李自成打到北京城外时，崇祯帝敲钟召百官议事，竟无一人上朝。崇祯帝临死前写在衣襟上一段话就强调：“皆诸臣误朕。”（《明史·庄烈帝》）“诸臣误朕”实从洪武年间的“朕”不尊重“诸臣”积累而至。明末陈洪绶目睹朝中官员所为，他总结当时官员“皆身谋而不及国”（见《宝纶堂集》）。当年君待臣太狠了，君不把臣看重，臣也就不会把君看重，不为君谋，只好为身谋，也许是臣的素质低下原因之一。
明末清初，身为明朝高官并为一代名人的钱谦益、吴伟业、王时敏、王铎等等一大批文人都投降了清朝，心安理得地为新王朝服务。钱谦益的名诗：“春风自爱闲花草，蛱蝶何曾拣树栖”，正代表这一批知识分子的心态。自古以来，忠臣不事二主，而钱谦益却自比蛱蝶，无须择树择主，真是太没骨气了。
清初，统治者开始整治这批没有骨气的文人。据康干时王应奎的《柳南续笔》卷二所载《诸生就试》所云：“鼎革初（清初），诸生（明所遗秀才）有抗节不就试者。后文宗（主试考官）按临，出示：‘山林隐逸，有志进取，一体收录。’诸生乃相率而至。人为诗以嘲之曰：‘一队夷、齐（伯夷、叔齐，周初忠于商朝的隐士）下首阳，几年观望好凄凉。早知薇蕨终难饱，悔杀无端谏武王。’及进院，以桌凳限于额，仍驱之出。人即以前韵为诗曰：‘失节夷、齐下首阳，院门推出更凄凉。从今决意还山去，薇蕨堪嗟已吃光。’闻者无不捧腹。“（按《清朝野史大观》有相同记载，文字略异）清王朝告示隐逸之士，如果出来应试，朝廷便会录用。这些没有骨气的“隐士”便纷纷参加考试，一参加考试，就是想当清朝的官，也便失了节，便不是隐士了。但清朝录用的人数很少，大部分人都被赶回老家，官未当上，隐士也当不上了，好不凄凉啊，虽有怨也无法出于声，只好藏于心。清王朝在明清易祚之际杀了一批抵抗的文人，然后又收买一批有才学之士，隐居之士中有才学之士又一次被收买，对剩下的文人便愚弄一通，一脚踢开。有怨声又能怎么样?无非是咒骂几声。于是清统治者采取第三步措施，大兴文字狱，把一批有怨声的文人抓起来判刑，割去脑袋，脑袋一割，就不能再咒骂了，其他的文人也就老实了。软硬兼施，威恩并济，清统治进一步巩固之时，文人们也被整苦了。
从此，文人们无所适从，只好继续钻到故纸堆里考证点文字。无所适从之后，便是无不适从。清中期黄易写了一联云：“左壁观图，右壁观史；无酒学佛，有酒学仙。”正是文人们的生活写照。明朝君待臣开始硬，后来软；清朝的政策是一硬二软再硬，这软硬交替用于士人身上，士人们既失去了刚性，又失去了韧性，失去了士人在社会中的领导形象和作用。“无所适从”还反映了他们的苦痛，“无不适从”则自己变自己为无足轻重的小人了。洪亮吉那段名言：“士大夫渐不顾廉耻。有尚书侍郎甘为宰相屈膝者；有大学士七卿之长且年以倍而求拜门生为私人者；有交宰相之僮隶并乐于抗礼者……有人前长跪以求讲官者……士大夫之行为如此，何以责小民之夸大夤缘？辇毂之下如此，何以责四海九州之营私舞弊？”士大夫为什么会如此？因为他们被朱元璋和清统治者整得不再尊贵了。古时候，士大夫有很高地位，很体面的身份，明以前士大夫（臣等）与君议事不用下跪，乃至“刑不上大夫”，现在他们动辄下跪，被打、被抄杀，与小人无异，甚至不如小人自由，身价如此，什么事还干不出来呢？
时代如此，文人如此；文人如此，时代如此，清王朝也就渐渐软弱了。
早期隐士，有自己的追求和志趣。有的确是厌恶官场生活，隐居后，致力于文化建设；有的隐居后，仍然关心国家大事。如商山四皓，如陶弘景隐居山中，从事道、儒、佛的研究，但仍为朝廷谋划大事，被称为“山中宰相”。孔子曰：“隐居以求志。”隐居为求其志，而非消极无所求。
明清时期，朝中的官员都“身谋而不及国”，隐士们隐于山林、隐于市、隐于朝而皆无所追求。他们隐居是无可奈何，因此，明清的隐士隐也无所谓隐，官也无所谓官。只有一批抗清复明的志士在不得不隐的情况下而隐，后来却变成了真隐。
不论早期还是后期，隐者总的说来都是弱者。他们既不能面对现实拍案而起，或奋而反抗，或钻营求进，只好退隐，但却有更多的时间从事文学艺术等创作。他们或过着悠闲的田园生活，或结庐于山林之中，所以中国的田园诗和山水画特盛。而且，隐士们笔下的山水画和田园诗虽然也风格各异，但在大的方面却有一个总的风格，这和隐逸者的性格基本一致有关。如前述隐逸文化总的风格有三：其一是柔（弱），其二是淡，其三是远。这个问题值得注意。
尽管陶渊明也曾“金刚怒目”，但他隐居后的诗风总的倾向还是“柔”，鲜有刚猛雄浑的气势；王维也如此。“南宗”一系山水画从王维到董源、巨然到黄公望、吴镇、倪云林等画风也都以“柔”为特色。到了明文征明、董其昌及清“四王”，其画更柔。“柔”是老、庄的境界，特别是庄子的境界。和历史上隐士一样，早期的“柔”和后期的“柔”大有不同。老、庄的“柔”是外柔而内刚。《老子》曰：“柔弱者胜刚强”，“柔之胜刚”，“柔弱处上”，“守柔曰强”，“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因之，老子守柔为了刚强和“处上”，“至柔”为了“至坚”，为了“攻坚强”；“无为”为了“无不为”，庄子同之。庄子的“柔”，更以无限的力量和冲天的气势为内蕴，以俯视宇内为高度，所以《庄子》第一篇谈的是“逍遥游”，其游固逍遥，然“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其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其背“不知其几千里也”，“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这是何等的气势，何等的力量。他还要“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没有十分伟大的内在力量是无法实现的。
老庄之学在六朝时期最盛行，六朝人读老、庄，谈老、庄，学老、庄，外柔而未尝失去内刚。嵇康学老、庄，敢于“非汤武而薄周孔”，敢于嘲弄贵公子钟会至遭杀身之祸而不惜。阮籍学老、庄，敢于装醉酒而拒绝帝王的拉拢，敢于长叹“时无英雄，而使竖子成名”。直到唐代李白学老、庄，仍不失为豪迈气概和傲岸作风，他们的作品都不曾有过软弱柔媚之气。唐人之前的画，线条虽然是柔而圆的，但却内含至大至刚之气，包蕴着蓬勃的生命力量。宋元人学老、庄，外柔已向内渗透，但内在的生命律动仍跃跃欲试。而明清人学老、庄，早已失去了老、庄的内在本质，只见柔媚而不见刚强了，这在董其昌和“四王”的画中皆可见到。正是时代精神使然。
即使不刚强、不反抗，仍然动辄被腰斩、杀头、批颊、掼死，召之即来，驱之又必须即去，叹一口气都有文字狱等待。为了生存，如前所述，士人们既失去了刚性，又失去了韧性，因而形之于“态”（文学艺术作品），何来刚强？所以，早期的“柔”和后期的“柔”大为不同：早期的“柔”是柔中见刚，后期的“柔”则是柔软无骨而萎靡了。
淡：老、庄的“淡”固然指自然无所饰，也就是“朴”，朴而不能巧，《庄子》云：“吾师乎，吾师乎……覆载天地，刻雕众形，而不为巧。”此外，《庄子》的“淡”还有纯、静、明白之意，《庄子》云：“纯粹而不杂，静一而不变，淡而无为，动而以天行。”“明白入素，无为复朴。”则早期的“淡”都有自然无饰、纯、静、明白之意。金人元好问说陶渊明的诗“老翁岂作诗，真写胸中天”。黄山谷《题子瞻画竹石》云“东坡老人翰林公，醉时吐出胸中墨”。这在早期的文学作品和绘画作品中触目可见。但后期的“淡”虽然看上去似自然无饰，然而刻意追求的“淡”却无法掩饰，完全靠技巧刻画而成。前期的“淡”，犹如大自然中的真山真水；后期的“淡”，却如花园中的假山假水，固然也追求和真山真水相同，而人们在相同中却能看出不同。当然，后者的技巧比前者要高得多。董其昌、“四王”的画技巧皆高于前人，但人们在其画中仅见技巧，而见不到一种特殊的精神状态，如果说后者有精神状态，那只是一种萎靡的精神状态。像恽南田算是真正的隐士了，他的画以“淡”为特色，但却可以看出是高度的技巧而成就的“淡”，非自然而然的淡。
远：逸士之所以成为隐士，是因为他们远离政权，远离官场，他们或不愿爬上高处，或从高处退下来，都立在“远”处，“心远地自偏”，心远，其诗其画也自有“远”的感觉。陶渊明的“悠然见南山”，王维的“开门雪满山”，都给人“远”的感觉。我曾写过《诗有“三远”》一文，说：“陶渊明‘悠然见南山’是平远，李白‘登高壮观天地间’是高远，杜甫‘群山万壑赴荆门’是深远。”而隐士们的“远”只是“平远”，鲜有“高远”和“深远”。具有隐逸思想的画家画山水也只求“平远”一种。元明清的画家甚至视“高远”和“深远”为压抑和险危，几乎所有的山水画都是“平远”之景。黄公望、吴镇、倪云林等尤甚。影响所至，无隐逸思想的画家也都向“平远”方面发展了。其实，“高远”和“深远”更有气势，而隐士们（包括隐于朝、市的“隐士”）“百年心事归平淡”，只在“平淡”上着眼，“平远”更近于“平淡”。他们还要“化刚劲为柔和，变雄浑为潇洒”，连“刚劲”和“雄浑”都要反对，因为这和“平远”、“平淡”不合，平远给人以“冲融”、“冲淡”的感觉，不会给人的精神带来任何压迫和刺激。一般说来，“平远”的用墨较淡，只画中景和远景，鲜画近景，淡而远，平而和，在平和、淡远中把人的情绪思维也引向“远”和“淡”的境界，这更符合隐逸之士的精神状态，也是山水画在艺术上更成熟的境界。
最后还要谈一个问题。历来学者对隐士都是持反对态度的，认为隐士逃避现实，应负国家衰亡之责。当然，隐逸不宜提倡，年轻人隐逸不仅不宜提倡，还应加以反对。但隐逸者所创造出灿烂丰富的文化却不容否定。而且，隐逸的根源在政治浑浊和强权统治，应该鞭挞的正是这一批独夫民贼和卑鄙之徒。《南史·隐逸》有云：“夫独往之人，皆禀偏介之性，不能摧志屈道，借誉期通。若使夫遇见信之主，逢时来之运，岂其放情江海，取逸丘樊？不得已而然故也。”天下事，能努力的，当然应该努力，但有时是努力而无济于事的。苏东坡《大臣论》有云：“天下之势，在于小人，君子之欲击之，不亡其身，则亡其君。”结论曰：“非才有不同，所居之势然也。”如武则天、慈禧，只一妇人，然天下势在其手，千军万马都不能奈其何，又何况一手无缚鸡之力的士人呢？当然强者可以反抗，虽失败也不要紧。弱者呢？只好退隐，总比同流合污要好。
隐士表面上超脱，在意识形态上也表现出超脱，实则内心都有无穷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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