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差大臣们不能说不辛苦。一年走访几个省，一个省约谈几百人次。不仅工作量大，他们还要像大侦探福尔摩斯一样，从谈话的蛛丝马迹中寻找真相，从排山倒海的“假语村言”中过滤真话，寻找贪官腐败的证据。
为什么需要这些钦差呢？因为省级“一把手”位高权重，监督他们历来是个老大难，中央为此十分头疼。所谓老大难，按照当时的中央巡视组组长任克礼的说法，是因为“群众监督鞭长莫及、舆论监督不便涉及、班子内部监督很难制约”。而胡温指望钦差们能够凭借中央的权威，监督省级一把手，解决这些老大难问题。这一制度刚问世时，的确赢得了大陆民众不少掌声。但是，效果怎样？
2003年时，效果好像不错。官方媒体于那年的8月众口一致高调报道，胡温反腐新政使十三名省部级高官中箭落马。其中包括贵州省委书记刘方仁，云南省长李嘉廷，河北省委书记程维高，国土资源部部长田凤山，等等。但后来呢？前几天《南方周末》刊载了“巡视制度三周年”系列报道，提到2005年的反腐业绩时，只引用了几个“软指标”：中央巡视组于2005年到过81个市，谈话人次达2458。至于到底是否有高官落马，系列报道只字未提。看来，中央巡视小组的反腐效果不过尔尔。
尽管效果不明显，胡温的反腐思路却是明显的。就是用中央的钦差整治省级一把手，用省级的钦差整治市级一把手，再逐渐推广到用市级钦差监督县处级干部。胡温的目的就是建立一个自上而下的中共党内垂直监督系统。必须承认，三年前，胡温政权在反腐方面还是有一点魄力的。只是这个有点魄力的“钦差治腐”的思路有致命的缺陷。
钦差大臣巡视出访是老祖宗留下来的传统。古时的钦差只有一个老板，就是皇帝。皇帝是用不着贪污的，因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现在的钦差要负责的可不是一个老板，而是一大堆老板。包括中组部，中纪委，还有政治局。这一大堆老板有的廉洁，有的不那么廉洁；有的自己干净而子女家属很不干净。眼下，老板中的上海帮和团派，正为抢夺大权而斗得乌眼鸡似的。钦差们应该向谁负责呢？如果省级一把手的贪腐牵连到中央的老板或者老板的儿孙们，钦差们敢在太岁头上动土吗？
大陆民众都知道，巨贪通常手眼通天，背后定有强硬的权力靠山。程维高如果不是在中央有靠山，谁能保护他在贪腐暴露后长达五年的时间里平安无事？上海首富周正毅和至今仍滞留在加拿大的赖昌星，显然与中央高层有密切的关系。否则，为何有人敦促周正毅出狱后务必保持低调，“千万不可乱说话”和“不要接受传媒访问”？为何中共高层对赖昌星被引渡回国感到担心？他们怕什么？钦差们敢去查处这些贪官的中央后台吗？如果这些来自中央的巡视小组不能监督中央一级的干部，那么，谁来监督中央？
在反右，文革和六四问题上，北京当局一向主张向前看，拒绝记忆。但在反腐问题上，中共却选择向后看，在一大堆文物故纸堆中，拾出了钦差巡视这个古董。是不是除了向后看，没有别的选择了？当然不是。在稍微发达一点儿和稍微民主一点儿的国家，老百姓监督当官的，媒体监督政府，多数人监督少数人，天经地义，名正言顺。但在中国大陆，中共宁可要古代封建的“草”，也不要现代文明的“苗”。原因应该只有一个：“刑不上中央”。
中共选择自己监督自己，选择少数清官监督多数贪官，使大陆反腐变成不可能的任务。大陆反腐的真正希望在民间、民众、民意。对各级第一把手，特别是对中央的监督，应该依赖于民间、民众、民意。民众不说话，监督没有效。不让民众说话，就是不让监督生效。没有自下而上的监督，中央巡视制度再完美，也是“银样蜡枪头”，中看不中用。
自由亚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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