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下，生活在中国大陆的13亿老百姓无不对“看病难”、“读书难”、“住房难”感受至深，尤其是处于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更犹如是背负着沉重的“三座大山”过着啼饥号寒的日子，几乎是到了令人窒息的地步。而这所谓“三座大山”之一的“看病难”，早已成为百姓身上刻骨铭心的情感伤痛！
正如老百姓所说：“不怕生错病，就怕看不起病”。这意思是说医院的门槛太高、有病无钱请莫入，在昂贵的天价医疗收费面前，我们珍贵的生命也只能默默地忍受着病痛的折磨，更甚至是死亡的威胁，因而这“看不起病”便由经济现象演变成了精神现象，成为严重威胁普通百姓生命的社会问题。
以中国大陆的经济发展现状来看，持续20余年的ＧＤＰ高速增长更象是值得我们骄傲的光辉历程。但国家用于社会福利的投入似乎永远都满足不了百姓的生命保障需要。尽管说我们的医院在规模上越建越大、越建越豪华，设备和器械的整备水平离发达国家也并不遥远，甚至于还有大量的民间医疗机构、私人诊疗所涌入到“治病救人”的市场中来，但有病无钱医治仍旧是大部分中国老百姓面临的生存难题。
国有医疗机构改革变相公共的把社会福利资源弄成了利润最大化的商业盈利机构，所谓私营、民办的医疗机构也同样在药价、行业的黑幕掩盖下伺机鱼肉百姓，把正常的社会医疗办成了盘剥大众的“虎狼”行业。
2005年，一个叫宋馨的人，在长春市一间颇具规模的药厂做业务代表，其个人的月经济收入在万元以上。据宋馨自己透露：之所以能够有如此之高的经济收入，完全是得益于药品在销售到医院的环节中，有高达十几倍甚至是几十倍的利润价差；而这样的暴利药品能够顺理成章地销售到每一个患者的手上，不外是商家以高额的回扣作为对医院、医生个人的驱使，导致医务人员在诊疗过程中把处方的重点尽量往高价药品上倾斜。这样，医院和医生个人得到的利益回报就得到了充分的满足。
在这种况下，往往是回扣越高的药品销路就越好。据宋馨介绍，很多护士长、教授级医生每月从售药利润中分到的回扣就高达十余万元，充分地暴露出药商、医院以及医生共同利益勾结的黑幕与事实，足见我们的社会医疗机构已蜕变成不法药商的敛财工具。
再来看我们的患者，他们是怎样在病痛与医疗机构的双重折磨下经历生死的。具有关媒体披露：哈尔滨市一位年届的老人患病住院，从入院到最后死亡仅仅是67天的时间，而全家人为此所付出的医疗费竟然高达550万元。事后，家属在核查医院治疗收费的各种单据时，发现其中重复收费与无中生有的费用居然有近百项之多，这样的事例恰好说明在我们的现行医疗体制下，“救死扶伤”的社会责任在强大既得利益的冲击下，早已在利益的追逐中被彻底粉碎。
尤其是那些生活在社会地层的弱势群体，在面对着医疗资源被制度垄断、被不法商家无情盘剥的悲惨境地时，他们宁愿用肉体去承受病痛的折磨、去抵抗病魔对躯体的侵蚀，也不愿把含辛茹苦挣来的一点仅够维持生计的收入葬送于无情的医疗体制，更何况真付出这微薄的金钱未必能换得到生命存活的保证？正象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位老先生，在被医疗机构盘剥去如此之多的金钱以后，仍旧惨死在这罪恶的医院里。
所以，那些城市无业人员、下岗工人、贫困农民，不论是患上大痛小病或是风寒绝症，他们在意识上首先想到的并不前是往医院救治，而是采取“小病过赖，大病过捱，挺不过去就买棺材。”，这种对于生命的悲叹与处置方式，不能不说是中国社会的现实悲哀！
但我们始终认为，不论一个国家是处于什么样的政治制度，不论它表现出来的综合国力是怎样的强大，如果连其国民的医疗利权利都无法去保障，那么，这种自恃的强大无疑是空虚与脆弱的。而医疗体制、药商不法压榨民众的肆意横为，恰好印证了管理体制的无能、社会制度的无德。
（2006-05-02于堰塘）
〔提供者：（贵州贵阳）李任科〕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正如老百姓所说：“不怕生错病，就怕看不起病”。这意思是说医院的门槛太高、有病无钱请莫入，在昂贵的天价医疗收费面前，我们珍贵的生命也只能默默地忍受着病痛的折磨，更甚至是死亡的威胁，因而这“看不起病”便由经济现象演变成了精神现象，成为严重威胁普通百姓生命的社会问题。
以中国大陆的经济发展现状来看，持续20余年的ＧＤＰ高速增长更象是值得我们骄傲的光辉历程。但国家用于社会福利的投入似乎永远都满足不了百姓的生命保障需要。尽管说我们的医院在规模上越建越大、越建越豪华，设备和器械的整备水平离发达国家也并不遥远，甚至于还有大量的民间医疗机构、私人诊疗所涌入到“治病救人”的市场中来，但有病无钱医治仍旧是大部分中国老百姓面临的生存难题。
国有医疗机构改革变相公共的把社会福利资源弄成了利润最大化的商业盈利机构，所谓私营、民办的医疗机构也同样在药价、行业的黑幕掩盖下伺机鱼肉百姓，把正常的社会医疗办成了盘剥大众的“虎狼”行业。
2005年，一个叫宋馨的人，在长春市一间颇具规模的药厂做业务代表，其个人的月经济收入在万元以上。据宋馨自己透露：之所以能够有如此之高的经济收入，完全是得益于药品在销售到医院的环节中，有高达十几倍甚至是几十倍的利润价差；而这样的暴利药品能够顺理成章地销售到每一个患者的手上，不外是商家以高额的回扣作为对医院、医生个人的驱使，导致医务人员在诊疗过程中把处方的重点尽量往高价药品上倾斜。这样，医院和医生个人得到的利益回报就得到了充分的满足。
在这种况下，往往是回扣越高的药品销路就越好。据宋馨介绍，很多护士长、教授级医生每月从售药利润中分到的回扣就高达十余万元，充分地暴露出药商、医院以及医生共同利益勾结的黑幕与事实，足见我们的社会医疗机构已蜕变成不法药商的敛财工具。
再来看我们的患者，他们是怎样在病痛与医疗机构的双重折磨下经历生死的。具有关媒体披露：哈尔滨市一位年届的老人患病住院，从入院到最后死亡仅仅是67天的时间，而全家人为此所付出的医疗费竟然高达550万元。事后，家属在核查医院治疗收费的各种单据时，发现其中重复收费与无中生有的费用居然有近百项之多，这样的事例恰好说明在我们的现行医疗体制下，“救死扶伤”的社会责任在强大既得利益的冲击下，早已在利益的追逐中被彻底粉碎。
尤其是那些生活在社会地层的弱势群体，在面对着医疗资源被制度垄断、被不法商家无情盘剥的悲惨境地时，他们宁愿用肉体去承受病痛的折磨、去抵抗病魔对躯体的侵蚀，也不愿把含辛茹苦挣来的一点仅够维持生计的收入葬送于无情的医疗体制，更何况真付出这微薄的金钱未必能换得到生命存活的保证？正象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位老先生，在被医疗机构盘剥去如此之多的金钱以后，仍旧惨死在这罪恶的医院里。
所以，那些城市无业人员、下岗工人、贫困农民，不论是患上大痛小病或是风寒绝症，他们在意识上首先想到的并不前是往医院救治，而是采取“小病过赖，大病过捱，挺不过去就买棺材。”，这种对于生命的悲叹与处置方式，不能不说是中国社会的现实悲哀！
但我们始终认为，不论一个国家是处于什么样的政治制度，不论它表现出来的综合国力是怎样的强大，如果连其国民的医疗利权利都无法去保障，那么，这种自恃的强大无疑是空虚与脆弱的。而医疗体制、药商不法压榨民众的肆意横为，恰好印证了管理体制的无能、社会制度的无德。
（2006-05-02于堰塘）
〔提供者：（贵州贵阳）李任科〕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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