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原中共线人的忏悔 (2)

血泪的忏悔　愤怒的控诉
——现身说法揭露中共以“反革命罪”屠杀千万同胞的秘辛

（2） 毛泽东的发明专利——“群众专政”

“革命”是一个充满暴力和血腥的可怕辞汇，自清末以来，在长期稀里糊涂的流传下，变成了一个“笼罩着五彩光环的褒义词”，人们从不考究它的原始意义，只知道“革命”光荣，“不革命”可耻，“反革命”有罪。于是，人们纷纷参加以“革命”为名义的队伍；于是，“革命队伍”壮大起来。

“革命”队伍的人来自五湖四海，其中有许多“理想主义者”，混入了一些“机会主义者”，还有数量庞大“被欺骗的群氓”。当“理想主义者”抛头颅、洒热血，成百上千万群氓用白骨堆砌成通向权力的台阶，最终登上权力的宝座和享用革命胜利筵席的，必定是玩弄权术、惯耍阴谋诡计的机会主义头子。——这是革命的铁的规律。

良知尚未完全泯灭、学问多得昏了头的人，是无法坐稳“革命领袖”宝座的，陈独秀、瞿秋白等便是明证。只有那些熟稔改朝换代历史规律，深入社会底层在“黑社会”运作中游刃有余的小知识份子，如“泗水亭长”刘邦、“流浪汉”赵匡胤和“皇觉寺的小和尚”朱元璋之流，才能掌控错综复杂的农民起义大方向，扫平群雄，变无序为有序。于是，“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毛泽东晚年自省，一辈子祗做了所谓“建政”和“文革”两件大事。有识之士指出，毛泽东一辈子实际上只做了一件大事：为他自己夺权、掌权、登基，做不戴皇冠的现代皇帝以及消灭党内、外政敌，巩固皇权直至寿终正寝。

这种从一开始就目标十分明确的枭雄，头脑特别清晰，他的思维与众不同，总是独树一帜，一切行动都服从这一终极目标。例如，1927年毛泽东掀起“湖南农民运动”，搅得天昏地暗，鬼哭狼嚎，血流成河，意在乱中夺权。由于主、客观条件不成熟失败了，但积累了经验，懂得了“抓枪杆子”的重要性。又例如，抗日初始，彭德怀等中共将领纷纷要求上前线打日本，毛泽东却发出一连串指示，暗中制止八路军当“抗日英雄”，千方百计回避日军锋芒，让蒋介石和日本人打得两败俱伤后，再去摘取胜利果实——夺得全国政权。于是，在毛泽东的掌控下，1936年汇集陕北的各路红军人马两、三万，到“八年抗战”结束的1945年，发展到拥有两、三百万军队，扩大一百多倍，积蓄了与蒋介石逐鹿中原的本钱……

夺得政权，分享胜利果实的中共其他领导人，无不钦佩这种“领导革命，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的“远见卓识”，自愧弗如，只能衷心拥戴。

于是，“解放”后又按照毛泽东的“远见卓识”开展一系列运动，构建新的社会基础，打造“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桶江山。

“解放”后的第一场运动是“清匪反霸”。从1946年开始，中共每“解放”一个地方，便留下一支相当数量的武装力量和文宣人员，结合地下党，组织当地贫苦农民 “清匪反霸”。“清匪反霸”是战争的继续。在“清匪反霸”过程中，消灭持枪的敌人，杀戮“暗藏的反革命”，“以杀树威”建立地方政权。1949年中共建立全国政权后，立即开展“土地改革”，紧接着进行“镇反”、“三反五反”、“取缔反动会道门”和“肃反”等一个个血腥运动，目的都是肃清前政权的社会基础，建立和巩固新政权的社会基础。这一时期，中共重点打击和消灭的是“历史反革命”。所谓“历史反革命”是为前政权服务过的人员、国民党员、三青团员等。在上述运动中杀戮的“历史反革命”没有统计数字，估计是大几百万。［注２］

毛泽东清晰地认识到，无业游民、流动人口是颠覆政权、改朝换代的最大力量源泉。［注３］为巩固共产党（实际是他个人）的统治，坚决消灭游民阶层这一隐患。于是，他设计和实施了一整套用法律的、制度的、行政的手段锁定人的方法。其具体做法是：用严格的户籍制度、基本生活物资（粮、油、布等）配给制、遍布城乡密如蛛网的党支部、公安派出所、街道办事处里弄居委会、农村人民公社生产队以及企事业单位人事档案制度等，把每一个人（包括执行者）牢牢地捆绑在一个固定位置上，老老实实干活，为中共奉献剩余价值……任何人都无法离开这个赖以生存的系统，一旦离开，无钱无粮，乞讨无门，只有死路一条。建政后一系列运动消灭了富人，每一个人的劳动收入，在省吃俭用的前提下勉强维持家庭生活，没有什么积蓄，避免了有钱人用大笔资金支持造反起义。除必要的获得批准的（如干部调动、投亲、招工、参军）之外，将人口自由流动率降到零，并不准乞丐存在。这样，就从根本上堵死了境内起义造反的门路。——这种“画地为牢”的制度创新，比前朝“保、甲连坐制”更有效，确实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对于“消灭乞丐”，50年代初报刊杂志总是歌颂“新社会制度好”。到60年代，饿死4000多万农民仍不准饥民逃荒，不惜代价地在城乡交界处设卡围追堵截，抓捕成千上万的饥民遣送回原籍活活饿死，一再逃荒者和聚众闹事者，送劳教、劳改。一般认为这是避免到处出现乞丐，损坏了党的“光辉形象”，给社会主义“抹黑”。殊不知“伟大领袖”的深意：如果听任农民逃荒，只要松一点口子，由成百上千很快发展到成千上万，数十万，数百万……遮天蔽日如蝗灾般的饥民形成滚滚洪流，所到之处扫荡一空，必然有“陈胜吴广”站出来加以利用，形势发展到那一步就由不得你共产党了……所以当年来自中央的死命令是：发现逃荒的，不管饿死不饿死，无论男女老幼，见一个抓一个，坚决遣送回原籍！

毛泽东十分清楚，实行“阶级斗争”高压政策，“历史反革命”杀戮得差不多了，又会冒出“新生的反革命份子”和“反革命小集团”。为巩固政权，绝对不能让各地的反抗力量联合起来拧成一股绳，务必各个击破，消灭在萌芽状态。

关键在于掌握和控制社会基层，设置一种“自动识别的报警机制”去发现这些刚刚冒头的反对势力并及时扑灭，不让他们获得生存、发展的机会。

于是，“阶级斗争”大师毛泽东又展现他的创新天才，发明和实施了“群众专政”。

毛泽东设计、实施的社会制度和结构，真值得后人好好研究。这种制度除了按“条条”划分，如从上至下的党、政、军、工业、农业、财贸……“一竿子插到底”的系统之外，同时按“块块”分割，将“保卫无产阶级专政”的责任层层落实，直达基层。城市最终落实到居民委员会、居民小组；农村最终落实到生产队。

城市的具体做法是：将家庭妇女、居家老人组织起来，成立“居民委员会”。居委会除设置主任外，还设置治安、宣传、卫生、劳动、青年、妇女……等委员，按院落、里弄设置居民小组，指定或选出组长，将责任层层落实到人。那些婆婆姥姥，斗大的字认不得几个，一辈子被人瞧不起，现在“解放”了，不管官职怎么小，好歹有顶“乌纱帽”，便特别起劲。然后对这些人不断宣传，长期洗脑，报纸电台，大会小会，天天宣讲“党和毛主席”“伟大、光荣、正确”，人们不知不觉便接受了，在头脑中形成先入为主的概念。其次，大力鼓吹“社会认同”，上述主任、委员、组长等芝麻官，都是“出身好”或“出身比较好”的，开会或个别谈话，党员干部反复说“你们是可靠的”，“党是信任你们的”，把人分为三、六、九等之后，拉一派打一派，谁都想靠近主流社会，谁都不愿意划入“阶级敌人”范畴。第三是树立对立面，筛选出一批家庭出身“不好”或有其他问题的人，戴上“四类份子”帽子，交群众管制、监督，成为看得见的“阶级敌人活靶子”，经常召开大会小会，批判斗争，人人都可以唾駡他们。最后是经济实惠，‘升学招工招干征兵’指标下来，优先安排这些人的子女；上面拨下来的各种慰问款、补助款、奖金或某些劳务收入，或明或暗分配给这些积极分子……洗脑就是消灭良心，利诱就是违心的动力，于是，‘党叫干啥就干啥’，这些小脚老太太、白须白发老大爷，布满街头巷尾，以“维护治安”、防止“阶级敌人破坏”为藉口，睁着一双双警惕的眼睛，不知不觉地成为中共的告密者和帮凶。由于1950年代初，50岁以上的家庭妇女许多人缠过脚，便荣膺了一个戏谑称号：“小脚侦缉队”。

这种罗网致密的社会结构，不容许街坊邻里眼中的陌生男性青年频繁进出。你敲开朋友的家门走进去，一次、两次不以为然，次数多了，便有人关注；一句牢骚、半句怪话，落到婆婆姥姥竖起的耳朵里，就是线索。“密报”经治安委员或街道党支部，汇报到派出所，便有人跟踪到你的住处，再通过当地派出所了解你的出身、经历，人际交往情况，分析你到朋友家访问的目的。如果出身“不好”的家庭出出进进的人次较多，就升级为公安局严密监控的对象了……这样，只要有反对共产党的思想萌芽，只要酝酿组织“反革命小集团”开展最初几次联络活动，很快就会被当局发现。——这种严密监控一切人言行的基层社会，把监管“阶级敌人”的权力交给了群众，所以叫做“群众专政”。

毛泽东将法西斯统治发展到了人类有史以来最缜密、最精细的地步，建成了世界上最庞大、最完善、最有效的监视、告密系统，用以巩固他的独裁统治。“群众专政”的实质是，地不分东西南北，人不分男女老少“全民皆特（务）”——全体大陆人民沦为共产党的特务或线人，以捍卫毛泽东的权力为头等大事和光荣任务。(待续)

［注2］： “几百万”的“几”，可以是1至9，“大几百万”的“大几”，则不是1、2，甚至不是3，而是一个更大的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