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与魔共舞的一生

浙江乌镇人沈雁冰的一生充满了“矛盾”，他为自己取的笔名“茅盾”真是恰到好处。这位才情天纵的文学家与另一位中共文学弄臣郭沫若一样，与极权政权纠缠了一生、暧昧了一生，形成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最令人瞠目结舌的“文化灾象”。

茅盾，本名沈德鸿，字雁冰，1896年7月4日出生于浙江桐乡县乌镇一个商人家庭。早些年我曾到访过他的故乡，这是杭嘉湖平原上一个有2,000多年悠久历史的古镇，茅盾的童年就是在这古老秀丽的镇上度过的。这里地处太湖南岸，盛产稻米、丝绸和杭白菊，历来是人文荟萃之地。

茅盾五岁开始接受启蒙教育。1907年考入乌镇高等小学三年级。他的国文成绩在四年级时已成全校之冠。在一次会试中，主考人在少年茅盾的卷子上批道：“12岁小儿，能作此文，莫谓祖国无人也！”在这样的环境中，加上乌镇交通发达，紧邻杭州与上海，造成了少年茅盾面向世界的开放心态和精致温藉的文笔风格。

他十岁丧父，由其母抚养长大。读完北京大学预科后无力升学，于1916年进入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任职，从此开始他的文学生涯。1920年任《小说月报》主编，同年12月底，与郑振铎等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并把老牌的《小说月报》改造成为领一时风骚的文学重镇。此时的茅盾，还是一位纯粹的“先锋作家”。

自从1918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经李大钊、陈独秀等人的介绍，马克思主义瘟疫开始在中国大地传播，并成为新兴知识分子的一种时尚。对于茅盾这样的新锐作家来说，自然无法幸免。何况他又是一位极度敏感，而又相当自恋的年轻人。

1920年7月，在苏共中央远东情报局的运筹下，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同年10月茅盾由李达、李汉俊二人介绍参加了该小组。紧接着，陈独秀南下建党，1921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诞生在上海租界一所石库门内（后搬到了茅盾故乡边上的嘉兴南湖）。此时，茅盾受到陈独秀总书记的激赏，已成为中共最早的秘密党员之一，堪称中国最老资格的党员作家！

奇怪的是，这段“显史”被中共党史、中国官方文学史和茅盾本人刻意隐瞒了半个世纪。直到20世纪80年代后才被掩掩遮遮地披露出来，那些史料的语焉不详与吞吞吐吐之态，让人怀疑其中藏着什么猫腻。

21年入党后的茅盾在党内的地位与身分，至今仍扑朔迷离。有人说这段时间他在从事情报工作，是上海滩文化界、文学界的高级特工，所以身分一直没有暴露。对于这段公案，茅盾至死没有开口作辩，也许永远要成为一个谜案？

但是，近期有一些史料被公开发表，原来茅盾加入中共以后，白天上班编杂志，晚上开会搞政治。他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利用商务印书馆编辑的合法身分和有利条件，担任了中央机要联络员，负责全国各地方党组织与中央的联系。各地报告用“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沈雁冰先生转钟英小姐收”这样的形式，邮寄给茅盾，或用“转陈仲甫先生台启”形式转寄党魁陈独秀。可见茅盾当时身分的特殊重要性。

一时间，商务印书馆同人还以为茅盾在十里洋场有了一名叫“钟英”的情人。他的好友兼同事郑振铎为挑明这个谜底，趁茅盾不在拆开了一封“转钟英小姐收”的信，不禁吓了一跳！原来竟是地方党组织给中央的报告。“钟英”乃是“中央”的谐音。

1925年五卅运动中，商务印书馆掀起罢工高潮，秘密党员茅盾露出水面，被推为商务印书馆罢工中央委员会委员之一，同时当了罢工运动的新闻发言人，并亲自执笔草拟与商务当局谈判的复工条件。

同年，国民党召开西山会议后，茅盾和恽代英奉中共中央之命在上海组织了国民党左派的上海市党部。1925年底，茅盾和恽代英等被选为左派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代表，赴广州出席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留广州工作，在毛泽东任代理部长的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作秘书。1926年3月，中山舰事件后，茅盾返沪。

1926年底，北伐军占领武汉成立国民政府。茅盾奉命赴武汉，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教官。1927年春出任汉口《民国日报》主编。7月，汪精卫组织“分共会议”决心清党，茅盾撤离武汉，准备参加南昌起义。可是抵达九江后，因路途阻塞未能成行，他便回到上海。这时，茅盾遭到国民党政府通缉而转入地下……

27年“4．12”事变似乎是个分水岭，从此文学家茅盾似乎“回归”了。9月，茅盾发表小说《幻灭》，标志着他在党内已经失宠，或者已脱离了“组织关系”。至1928年6月，他又先后完成《动摇》和《追求》，即长篇小说三部曲《蚀》的创作。同年7月，茅盾又象跟蒋介石闹翻的郭沫若一样，离上海去了日本。旅居日本期间，他著述颇丰。

茅盾从日本回来已是1930年了。到上海不久，他便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并一度担任过“执行书记”。“左联”是中共地下党的一个外围组织，让茅盾当执行书记，是不是又被“组织”重新接纳了？至今仍存疑。我们看到的是，从此茅盾经常和鲁迅在一起，从事“革命文艺活动和社会斗争”……

此后，茅盾的人生轨迹是这样的：1937年到武汉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主编《文艺阵地》；1938年冬赴新疆任新疆各族文化协会联合会主席；1940年5月到延安；1940年底到重庆；后又到桂林、香港，担任《大众生活》编委；1946年底应邀赴苏联访问。

辉煌的顶点是1949年后，他的官衔是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主席、文化部长、第一至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常务委员、第四、五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等，但并不是党员。1981年3月27日，茅盾病逝于北京。据报道，他临终前恳切地向中共提出：“如蒙追认为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员，这将是我一生最大荣耀。”中共中央根据“茅盾的请求和他一生的表现，决定恢复他的中国共产党党籍，党龄从1921年算起。”

盖棺论定，终成宿愿。这是他亲手钉入自己棺材盖上的“最后一枚钉子”。这位曾经写出过《子夜》的吾乡文人，这位著名小说家、批评家，被20世纪中国文学史视为宗师级的“文学巨匠”，竟然在与魔共舞了一辈子之后，死到临头所念念不忘的，并不是曾给他带来偌大荣誉与恩惠的文学，而是那一张早年失落的沾满几千万同胞血腥的“党票”！不亦悲乎？

（2006-07-23宁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