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的文革

根据中共的说法﹕“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前所未有的伟大运动，是毛泽东直接领导和亲自发动的政治运动，其主要目的是反对混在共產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事实上眾所週知，该运动不过是中共内部相互倾轧，争权夺利的一场斗争而已。然而，该运动到了西藏，其矛头主要指向西藏文化、宗教，控制西藏学者及其宗教人士。由此，也就成为对西藏文化的摧残和对西藏人民来说成为最残酷、最激烈的运动之一。

在该运动中，以“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习俗、旧传统）和“立四新”（新思想、新文化、新习俗、新传统）为名，将西藏文化、宗教、传统、习俗等全部作为“四旧”而进行了前所未有的巨大破坏，并企图用中国文化、传统、习俗和信仰马克思主义来替代。现将我的家乡在这场运动中，中共集团毁灭西藏文化和残酷毒打西藏人民的几个事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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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 年7月，一群中共的所谓红卫兵高举毛泽东的画像和五星红旗，敲锣打鼓地来到拉卜楞寺“破四旧”。仅就这一天，将环绕寺院周围的五千余座转经筒被摧毁，然后将转经筒内的全部经卷取出后分作鞋底和包装纸用。在这场残酷的运动中，包括贡唐宝塔和大悲观世音菩萨佛殿、印经院等九座佛殿及五百余僧舍全部被摧毁，并将这些地方夷为平地后改成农田。还将“喜金刚学院”改成屠宰场，在佛门净地屠杀生灵是天理不容的。共在佛殿内大小不一的成千上万尊金刚佛像及屋上金顶、法幢、各种珍宝镶饰物等全部运往中国，拆毁建筑物的全部材料运往中共正在修建的机关之房屋所用。

中共还以“破四旧”为名，随心所欲地闯进社会上被称为宗教人员、牧主、地主、富农、反革命、外逃者家属、投机倒把、叛匪家属等罪名的家庭中掠去佛像、供佛器具等与宗教有关的所有东西。与宗教毫无关係的家用金银首饰、铜器、甚至藏袍等值钱的一切财富。不仅如此，还对主人进行斗争或随意毒打，戴上尺余高的纸帽上街游行，投入监狱或黑屋中监禁，并不断折磨毒打。

仅以拉卜楞寺为例，就有嘉木样六世，卸任堪布吉格仓、林仁波齐、麻当活佛、阿莽慈成、嘉木样之父道俄、娘仓活佛、更登达尔杰活佛、堪布阿旺格勒活佛、江若活佛、贡去乎桑盖活佛、雅戎活佛、江周活佛、多尕尔参巴哇活佛、达隆活佛、曹卡哇活佛、格西‧浪格塘金巴、桑吉东智等以及本人都遭到残酷的斗争和肆意毒打，并逼头戴高帽，手拿锣鼓或铁桶，一边游行，一边敲打，还要不停地叫喊自己是“反革命分子”“封建主”、“剥削者”、“牛鬼蛇神”等口号。不仅如此，游街之后将上述人员交给所谓的无產阶级革命造反派监禁。从此，日复一日，夜负一夜不停地对他们进行严厉拷打，逼你承认莫须有的“罪行”。若不承认，则继续拷打逼供，承认后则需写下来，签字画押作为罪证交给他们的上级。中共经常扬言“坦白此宽，抗拒从严，立功赎罪”。其所谓的“罪行” 包括反革命罪、分裂祖国罪、散布对党和毛泽东不满言论罪（任何言论都有可能和这个罪名有关）、传播宗教迷信罪和藏匿宗教器具的罪行、欺骗人民（如算卦）罪，偷听国外电台罪、向国外寄信罪、若自己的父母兄弟在国外则给你按亲叛国分子罪、若自己的父母在反抗中共武装抗暴中牺牲的给你扣上亲叛匪罪、金银等物没有交给国家罪等等，有关罪名，名目繁多，无以言尽。

在这繁多的罪名中，你必须承认一两条；否则毒打与折磨将会无休止地继续下去，每当半夜一时左右，“革命造反派”就在门外吼叫被受害者的名字，受害者必须马上起床，随同前往。但往往迎接他们的是手持棍棒、钢丝鞭的审讯人员，被害者一进他们的房屋，即厉声责问；让你必须承认他们随心所欲地被指控的罪名，否则便开始毒打，先脱去被受害者的全部衣物，然后对赤身裸体的被害人劈头盖脑地用钢丝鞭肆意抽打，直至浑身上下鲜血淋灕，有时还用绳索将被害人双手反捆在背后并悬吊在大梁上，直至不省人事。

类似的事件并非个别现象，而普遍存在于西藏大地。当时拉卜楞甘加有一位僧人叫索扎．什塔和还俗僧人加华，他们俩因否认中共所指控的罪名，打手们用砖头和钢丝鞭对他们进行了七、八天的残酷毒打而致死，因索扎．什塔家属提出控告，中共派来一姓张的医生，经验尸后，则声称死因并非毒打，而是患肝炎而死。中共干部随即警告以后若有人敢说死者是被毒打致死的言论，一律以反革命罪论处。

还有拉卜楞达麦公社山塘宏仓．卓玛草和叶口村的塔尕俩人也被当时活活毒打致死。

另外，安多扎益嘎尔塘的夏交巴被遭毒打后，打手们又用绳索系住大拇指吊在大梁上，一小时后，因大拇指拉断而摔在地上昏迷不醒，这个惨状我是亲眼目睹过的。中共打手还用羊粪火灰倒在该村的才某某头上，当时整个头皮都被烧焦。

#p#在这惨无人道的运动中，无依无靠的藏人因不堪忍受中共的折磨而被迫自尽的人枚不胜数，现只举个别例子，亦其窥见全部事例。任拉卜楞寺管理委员会出纳的麦索．贡去乎却因不堪忍受中共的残暴，于1968年跳崖自尽。

拉卜楞寺卸任“措钦夏俄”（俗称铁棒喇嘛）益喜贡老因不堪忍受毒打而悬梁自尽。

1965年，碌曲县朗木．才奔也因不堪忍受而跳黄河自尽。

1958年，拉卜楞寺僧人索波．慈成郭豆因不堪忍受折磨而自刎而死。

同年，中共强迫拉卜楞寺僧人罗桑达哇批斗嘉木样活佛的经师贡去乎三木智时，他说﹕“批斗老师还不如死”，当晚就悬梁自尽。

同年，中共一公安干部德龙索巴因不堪忍受折磨而悬梁自尽。

1968年，在兰州大沙坪监狱与我同囚一室的基督教徒张贤胜（音译），因信仰问题，被指控为“帝国主义走狗”，最后在监狱中因不堪忍受折磨而自縊而死。

1959年，阿木去乎有一叫旦曲．米那因不堪忍受毒打，绝食而死。

1858年，拉卜楞一叫道赛．慑吾因不堪忍受中共折磨，用刀自尽未死而外逃，后被追赶的中共干部杀死。

1968年，拉卜楞“甘加乡”书记萨岗．才旦和乡长卡囊．仁科因没有按中共毫无人性的政策办事，故遭批斗，批斗期间在乡政府的一间房内双双悬梁自尽。

1968年，甘加乡卡囊村的卡孜与其妻因不堪忍受中共的毒打，悬梁自尽。

1971年，拉卜楞寺僧人勒秀巴．嘉措因自己房内有《菩提道次第广论》等经书和法衣、佛像等物，被中共搜查时发现，中共不仅对其极尽凌辱、折磨，而且在群眾面前强逼其焚毁经卷，法器及法衣等；勒秀巴．嘉措坚决拒绝，并称“与其瀆佛，不如死去”遂于当晚悬梁自尽。

1958年，玛曲县夏雄华秀的豆格吉因不堪折磨，跳黄河自尽。另外该县乔科参智合寺僧人嘎尔巴．坚参和尼玛乡的旺丹都因不堪折磨，自刎而死。。下乔科一叫比丘达聂的僧人被活活打死。

所谓“阿霸藏族自治州”的阿木去乎查理寺的僧人奴郭格西．嘉样加措、恰绸更登和卡扎三人被批斗和严厉毒打致死。

拉卜楞下属阿木去乎寺的“扎仓盖格”（各学院之掌堂师）鲁帕被活活打死。

阿木去乎总管曲丹在监狱中被折磨而死。

阿木去乎牙利吉郭佐．交巴加被中共用烧红的铁锹烙在他身上被活活烧死，还有阿木去乎囊哇．格日和尼玛龙的贡去乎．那多被批斗致死……。

#p#作为一个民族，其特殊的文化只要在人类社会上存在，那麼这个民族就能生存；同样，一旦一个民族的文化消失，这个民族就会走向灭亡。满族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也由於中共将一切不同与他们的文化体系，皆称为“反动文化”而加以消灭，拼命鼓吹“用毛泽东思想佔领思想阵地”。当然，中共的最终目的绝对不仅仅是为了抢夺一些西藏的财富或赶走一些西藏的犛牛；他们的所作所为都是围绕著“在这个地球上消灭西藏民族”这一最终目的。这点通过中共对西藏所进行的四十年来的殖民统治能一目了然。

在这场残暴的运动中，凡寺院和家庭所珍藏的一切西藏文书藉和经卷全数被强制掠去予以焚毁。仅拉卜楞寺，焚毁唐卡、书籍、经卷、刻板等就烧了六天六夜，就这样西藏全境未留一张纸片和一个嘛呢经筒，几乎全部被摧毁。不仅如此，在安多地区的各学校，中共强制停止了一切藏文授课，全部课程，都由中文教授。关闭了有五千多名学生的“西北民族学院”该学校的教室、足球场、礼堂等全被中共兰州军区佔据。

凡是勤勤恳恳地教授藏文的教师和对藏文教学等方面做出过贡献的杰出知识分子，皆扣上“反革命分子”或“分裂主义分子”、“民族主义分子”、“反动派的狗腿子”等罪名，或监禁、或批斗、或进行劳动改造。

例如﹕“西北民族学院”藏文教授丹巴嘉措，被无辜批斗，殴打之后投入监狱，后在七十年代去世。该院另一位副教授贡去乎才旦以莫须有的罪名，开除后发配去放驴。另一位副教授阿旺．曲达亦被开除后发配到一穷乡僻壤之地。拉卜楞小学的藏文教师年智仓、俄巴．夏吾、擦木让．丹玛被戴上纸造的高帽游街，并遭到残酷毒打和批斗。

在这场残暴的运动中，如西藏著名学者希饶嘉措和才旦夏茸．久美柔贝罗哲两人被扣上“分裂主义分子”和“反革命分子”的罪名，对他们进行了长期的毒打和批斗，才旦夏茸先生被关押长达九年，希饶嘉措先生在五年管制期间遭到非人折磨和虐待，后於1968年11月1日去世。

另如对西藏文化教育事业做出特殊贡献的著名学者桑热布嘉措亦无辜撤消在此之前由中共任命的所谓青海省教育厅厅长职务，被发配到一个穷山沟中进行“劳动改造”。

拉卜楞地区的著名学者赛仓．罗桑华尔旦活佛、嘉木样大师之卸任秘书长毛兰木嘉措，医学院之老医生果洛曼巴．丹达尔、贡唐活佛的秘书阿旺嘉措等歷经监禁和凌辱、折磨，毛兰木嘉措先生亦被打成聋子。

又如所谓“甘南藏族自治州”畜牧处处长年智仓、文教处副处长韩智华、粮食处副处长白考和干部才嘎尔因收听国外电台这一罪名，均被判处二十年徒刑。

在这场残暴的运动中，拉卜楞地区的领导，善待人民的第五世嘉木样之兄洛桑才旺先生在一段时期，根据中共政治的需要给予高官厚禄，但最后仍被批斗，并遭受残酷的折磨，最后投入监狱达十年之久。

又如守卫在西藏东南边境的小邦国—安多阿霸麦顙王之后裔华尔贡臣烈热布旦，起初中共出於政治上的需要，给予行政十三级的高干待遇，但随后却以莫须有的罪名进行批斗，在“文革”中终因不堪忍受凌辱而於1966年10月和夫人扎西卓玛一起跳河自尽。

如此，在接二连三地展开极其惨烈的歷次政治运动中，除一二座特殊佛寺外，其余全部被摧毁；不仅不让僧人学经念经，而且一个不留地全部被赶到各地进行“劳动改造”。中共以列寧“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之谬论为原则，将僧侣视为不劳而活的“寄生虫”作为改造对象而使其受尽凌辱与折磨；他们经常逼著僧侣干违背佛法的事或最重最累的活，稍有不慎即遭中共及其追随者的残酷斗争和毒打。

既然如此，勇敢智慧的西藏人民依然竭尽全力来保护僧侣，保卫自己的传统文化，以及宗教信仰等。例如﹕拉卜楞的桑科、阿木去乎、扎益、博拉、多尕尔、羧（合作）、欧拉、乔科等地的深山老林中就散居著许多僧侣，由於得到人民的保护，中共始终没有被查觉，有些甚至在极为秘密的情况下传授宗教教义，传乘佛法香火，这一切均因人民的保护而未被中共查觉。当时，在拉卜楞的桑科地区集中了许多僧侣，中共听到这一风声，称“拉卜楞寺现已迁到桑科去了。然而，再次派兵前去搜捕，均因人民的保护，提前送到安全地带而未遭中共毒手。

当时，如果有人去世，不仅不允许请僧侣举行法事活动，甚至不允许口诵六字真言；然而，每当夜深人静时，人们便迎请部分僧侣为死者举行法事活动。为此，还出现了许多在法事进行过程中，因为中共搜捕而将僧侣藏匿于夹板内或乾脆藏于木箱中的事情。


── 原载 丹增华白尔《我故乡的悲惨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