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临终呼“他坑了我”

 
　袁世凯虽出身纨绔子弟，但是，在人生的关键节点上，体现出的却是转变的勇气。19岁时，因两次考秀才都落第的他，一怒之下焚尽历年所作诗文，说：“大丈夫当效命疆场，安内攘外，焉能龌龊久困笔砚间，自误光阴耶。”乃投身和其叔父有深交的淮军首领吴长庆手下(30年后，袁世凯和张之洞等联合推动了科举制度的倒台)。

　　投笔从戎给了袁世凯自己无限的想象空间。而1882年夏天，发生在朝鲜的兵变，看似不起眼，却在中日两个大国和袁世凯这个“小人物”身上，同时产生深远的影响。

　　同样处于内忧外患情况下的大清国的属国朝鲜，此时因为国王李熙性情懦弱，他的父亲——摄政的大院君李应和王妃闵妃之间的争斗，使局势更加扑朔迷离。当李应之权被闵妃剥夺后，他便唆使兵士作乱。在他们的背后，分别站着中国和日本。闵妃倾向日本，而哗变士兵在欠饷和对日本愤激的情形下，烧杀日本领馆，致使日本使臣逃回。乱起时，朝鲜驻天津官员金允植求援淮军首领、两广总督张树声(李鸿章因母亲去世而丁忧，张乃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张迅即派遣其手下吴长庆率六营(约4500人)淮军，由北洋水师丁日昌的“超勇”、“扬威”二舰护送前往朝鲜平乱。

袁世凯在出国前已经径自通过其堂叔袁保龄攀援李鸿章。由李鸿章奏举，袁世凯任驻汉城清军“总理营务处，会办朝鲜防务”。8月26日，清军进入汉城，以“煽动兵变”罪拘捕大院君李应，交“登瀛洲”舰押送回天津。袁世凯为此立下大功。

　　1884年中法战事起，12月，日本鼓动朝鲜开化党人发动甲申政变，趁庆祝邮政局成立之机，刺杀禁卫大将闵泳翊，勾结日军占领王宫组织新内阁。朝鲜旧臣向中国25岁的驻朝特使袁世凯“痛哭乞师”，袁世凯率兵平息政变，再次立功。次年，袁世凯被李鸿章保荐任驻朝鲜总理交涉通商大臣。

　　朝鲜事件的结果，是袁世凯在事实上主动改变了中国不干涉属国内部事务的传统，从而把李鸿章逐渐拖进朝鲜事务，和日本发生正面冲突。1885年4月，李鸿章和伊藤博文签订《天津条约》。其要点是：双方如果得到朝鲜的要求出兵，事前应该先知照对方。此举为1894年甲午战争的爆发埋下了伏笔。李鸿章无奈地看着日本的崛起。他认识到，只有不断加强对朝鲜的控制，才能抵抗日本的进攻态势。这也在客观上促进了袁世凯的进一步被重用。

　　甲午战争爆发时，袁世凯化装从朝鲜逃回北京。侥幸拣得性命后，他在第二年遇上了朝廷欲图雄起的时机。一方面，他上书朝廷提出练兵，另一方面，他结交疆臣权贵如刘坤一、张之洞、荣禄等。几番活动，袁世凯得以在天津小站编练新军。

　　生死对决那几天

　　历史机遇的存在，只有对袁世凯这样善于应变的人物才有意义。1898年戊戌变法期间，袁世凯认定，维新派一方可能是一个政治机会，加上他本人的确也算是锐意进取的新派人物，所以，他保持了和康梁的密切接触，并且也提出过变法的主张。直到1898年9月18日，袁世凯才不得不面对帝党与后党、维新派和保守派的生死对决。

　　处于危急关头的光绪，给康梁下了一道密诏，望维新派“速密筹设法相救”。维新派捧诏痛哭，求救于袁世凯。当天深夜，谭嗣同到华法寺袁的寓所与他商谈，请他救圣上，“围园劫后”。袁表示竭死力以补救，并怒目曰：“若皇上在仆营，则诛荣禄如杀一狗耳。”9月20日当天，袁世凯在假惺惺地向光绪请训后，借口弹药不足和要更选将官，匆匆赶回天津向荣禄(直隶总督)告密。而作为慈禧的亲信，荣禄则连夜进京面禀慈禧。9月21日晨，戊戌政变发生，光绪被囚，随后维新派被捕杀。

　　对于袁世凯的告密，目前争议颇多。主要的证据是，首先，9月21日早晨慈禧太后发动政变时，并没有下令捉拿谭嗣同，连康有为的罪名也只是“结党营私，莠言乱政”。并且在第二天慈禧开始新的训政后，连停止新政的谕旨都没有发布。直到第三天，慈禧太后才大肆捕杀维新派。估计此时，她才得知维新派要罢黜太后的密谋。可见政变当日慈禧并没有得到荣禄的禀报。

　　其次，荣禄不可能连夜乘火车赶回北京。袁世凯自述到天津时“日已落”。等他告密到荣禄那里，荣禄再返回北京告密，时间上已来不及了。因为当时京津间火车由于技术限制，在夜晚不能通行。如果荣禄深夜赶回北京，后党方面做好一切准备，接着次日凌晨就发动政变，显然时间上不允许。可见，戊戌政变并非袁世凯告密而发生，但是他的告密促使后来慈禧加重了对维新派的惩罚却是无疑的。

　　慈禧差点也要了袁世凯的头。正是荣禄极力保他，才使得袁世凯得以幸免。荣禄说，别人说袁世凯首鼠两端，我看他不是。他是我的人。袁世凯由此转危为安，成为后党的骨干，并被提升为工部右侍郎。这是因为袁世凯在得知北京发生政变后，在天津向荣禄痛哭流涕地表达了忠心，和盘托出了维新派的密谋，才由此得到荣禄的信任。
不过，社会上依然流传着这样的童谣：“六君子，头颅送。袁项城，顶子红。卖同党，邀奇功。康与梁，在梦中。不知他，是枭雄。”

　　随后镇压义和团和妥善应对八国联军侵华，使得袁世凯得到了清廷上层的完全信任。1901年11月李鸿章临死前说：“环顾宇内人才，无出袁世凯右者”，力保袁世凯继任直隶总督。荣禄等也极力推荐。于是，慈禧提升袁世凯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并加封太子少保。

　　1898年～1900年的机遇对袁世凯而言，是创造历史的第一次机遇。但是，袁世凯最终没有采取激进的行动，主要原因是他观察到清政府的气数并没有耗尽，慈禧当政的气势，仍然压制着任何图谋不轨的野心家。而且，就袁世凯而言，毕竟羽翼未丰，生性狡猾的他只能选择和强势一方的合作。

归隐的渔夫迟迟不剪辫子

　　1908年，光绪和慈禧相继驾崩，宣统继位。摄政王载沣监国，有意除掉身为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的袁世凯。袁得密报，惊恐万状，遂以“足疾”为由，辞官归隐，躲进河南安阳北门外的洹上村别墅。为掩人耳目，袁世凯让人拍了几幅题为《烟蓑雨笠——渔舟图》的照片，发表在当时颇有影响的《东方杂志》上。袁世凯垂钓的模样使人觉得这位不到50岁的枭雄，真的要归隐了。然而，袁世凯在一系列归隐的诗中表达了自己的雄心。比如“野老胸中负兵甲，钓翁眼底小王侯”。实际上，袁世凯的寓所内设有直通北京的电报房，随时可与北洋将领们通消息。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迫使清政府急令冯国璋率北洋军南下镇压。冯国璋南下途中，先到河南彰德秘会主子袁世凯，请示主意。袁世凯授之以“慢慢走，等着瞧”的秘诀。而北京东交民巷使馆区也有“非袁出来不能收拾大局”的传言。清廷迫于形势，只好在辛亥革命后第四天重新起用袁世凯，先后任命其为湖广总督、钦差大臣、内阁总理大臣，使袁世凯重新掌握了军政大权。

　　于是，袁世凯得到了可以创造历史的第二次机会。

　　但是，袁世凯表示革命的行动，却是在一番激烈的交易中逐渐明确的。他要等到有了十分的把握，才采取了最终的行动。剪掉辫子是当时表示革命的标志性行为。而袁世凯剪辫子的事情，是一拖再拖。一说是1912年2月12日，即隆裕太后颁布清帝退位诏的当天晚上。此说不符合袁世凯当时的心迹。如果没有得到当临时大总统的承诺和法律上的地位，袁世凯是不会轻易剪掉辫子的。

　　于是，另一说可能成立：有学者据英国《泰晤士报》驻华记者莫里循致《泰晤士报》代理外事主任布拉姆的信，确定：1912年2月16日下午3时15分，在外务部大楼，由蔡廷斡为其剪掉辫子。另据莫里循致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的信中说：1912年2月14日，袁世凯还不肯剪辫子。尽管当天孙中山正式辞掉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职务，并举荐袁世凯任总统，但是直到次日，南京参议院才选举通过袁世凯为中华民国第二任临时大总统。孙中山电袁世凯，说“民国大定，选举得人”。袁世凯又观察了一日，终于下决心剪掉了自己的辫子。这确实符合袁世凯老奸巨猾的性格。

　　即使从后来他一再不愿意去南京就职，并且制造“兵变”以拖延去南京就职的情况来看，袁世凯在那些与革命党人纠缠的日子里，始终保持着相当的警惕。袁世凯剪掉辫子后的第20天，临时参议院同意袁世凯在北京就职。不久，临时政府迁往北京。袁世凯“窃国”成功了。

　　“他坑了我”

　　袁世凯临终前，大呼“他坑了我”。关于“他”指的是谁，只有“洪宪皇帝”自己知道了。

　　不过，袁世凯要做皇帝，的确是他对时局的判断上出了严重的差错。不管“他”是谁，他自己都是那场闹剧首先应该负责任的人。

　　袁大总统要高升一步，推动他的倒是有几股外在的力量。一是他的大公子袁克定，因为想做皇储。二是他的癞蛤蟆转世的迷信，或者他的老婆巨莽缠身的隐喻，都造成其坚信做皇帝是顺从天意。三是日本人要搞《二十一条》。四是他授意亲信杨度纠合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组织“筹安会”，鼓吹恢复帝制。杨度等被称为“筹安会六君子”。他们的联合推动，使袁世凯丧失了对民意的准确判断。

　　袁世凯在1915年～1916年间，面临着打造中国宪政体制的历史机遇，但是，他被自己做皇帝的美梦迷惑，导致其君主立宪的意义没有凸现出来，而做皇帝的意愿则被理解为“复辟”。刚刚推翻帝制的国人，无论如何也无法理解还有什么可以在宪法之内行动的皇帝。

　　至于通过卖国以获取帝位之说，近年已经有学者查到袁世凯逐条反驳日本条件的证据。而在《二十一条》的最后，袁世凯是这样批示的：“各条内多有干涉内政侵犯主权之处，实难同意。”从年少时进驻朝鲜，到《二十一条》的谈判，袁世凯本人对日本人并没有好感，而且是处处防备。他在欧洲战争打得热火朝天的时候，曾寄希望于“西人掣制日本”的以夷制夷之策，但最终无法实现。

　　是君主立宪，还是走向共和，在1911年的对决中，中国历史的自然进程已经给出了合适的答案，即哪怕在一个民智未开的国度，通过革命，仍然可以超越历史的应有阶段。尽管中国的传统政治文化还无法理解什么是共和体制，但是，只要君主被推翻，不管以任何方式再恢复君主的称号，都已经无法在社会上获得共识。袁世凯自己的北洋将军们都反对他当皇帝，何况普通百姓了。

　　袁世凯这第三次的历史机遇，是要在中国确立制度创新的合法性。但是，由于袁世凯本人在思想上和知识上的缺陷，致使他本人不仅无法理解共和体制，而且也无法理解真正的立宪君主体制。因此他错过了成为中国的华盛顿或者杰斐逊的历史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