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5月初，中国社会调查所对北京、上海、广州、南京、武汉等地高校1000名大学生展开了一项针对“大学生心理”方面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超过1/4的被访者曾经有过自杀念头。
近30年来，大连理工大学社会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柳中权一直关注青少年自杀现象。 “这是一个成熟社会不能杜绝的现象，不该被刻意渲染。”柳中权说，然而，如今这个社会问题亟待全社会关注：近年15岁到34岁的青少年死亡事件中，自杀已经成为第一死因，约占死亡总人数的26.04%。柳中权呼吁：青少年自杀是一种可以避免的社会问题。关键在于引导。“生命教育”需要尽快进入素质教育。
“象牙塔骄子”缘何轻生者众？
2005年4月23日16时，
北京大学中文系一名大二的女孩，从9楼跳下自杀。她生前在校园的BBS上留下了一封遗书。遗书中这样写到：我列出一张单子，左边写着活下去的理由，右边写着离开世界的理由。我在右边写了很多很多，却发现左边基本上没有什么可以写的，那又为什么不能够在此时便终结生命？不用再说生命的价值了。如果人死的时候可以许一个一定会实现的愿望，我也许会许下让所有人更加快乐吧。人应该有选择死亡的权利……
柳中权说，46%的人对自杀的思考时间不超过5分钟。从自杀意念的产生到自杀行为的付出，一条鲜活的生命在5分钟之内便终结了。
“独生子女大学生已经变成了如今大学生群体的主流。”柳中权说，这一代特有的依赖、敏感、孤僻等性格特征决定了一些人一旦离开父母，无助、孤单感便异常强烈，直接导致其极端行为的出现。
“一不小心，自己马上就要‘奔三’啦……没有了以前那种闲来无事，拈花微笑的雅致；也没有了一路嚎叫，欲与天公试比高的豪情壮志……从某种意义上讲，像我这样在1975至1985年出生的人是中国社会压力最大的族群。”
近日，一个网友在网络中发出了这样一段文字，立刻引起了众人共鸣，“奔奔族”也随之成为一个网友们热议的话题。甚至有人给奔奔族下了明确的定义：
一个年龄介于20岁至30岁的全新族群，为网络而生，并占据着媒体和公众的视野，是当前中国社会中最重要的青春力量。他们顶着学业、就业、生活三座大山的巨大压力，被称为是中国社会压力最大、最水深火热的族群。
“如今的青少年成长正逢E时代。”柳中权说，对于这一代有许多评价：信仰缺失、精神沙漠化……然而，网络盛行之际，沟通能力缺失是青少年面前的最大弊病，直接对其心理健康造成影响。
自杀成为青少年第一死因
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是中国最大的研究自杀预防和干预的官方机构，在1996年开始在国内24个地区做自杀死亡和自杀未遂的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中国每年有28.7万人自杀死亡，还有至少200万人有过一次以上的自杀未遂。
“经济发展中的社会处于文化转型期，文化失衡造成了部分人群的心理失衡。”柳中权说，由于市场经济的社会救助体系没有形成。压力落到人群的个体之上。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柳中权所就职的高校便发生过学生自杀事件。自当时起，柳中权开始对“青少年自杀”这一特殊的社会现象进行研究。
柳中权发现，我国自杀现象与西方学者的研究有很大出入。西方的自杀人群为城市里的中年男性，男性自杀率是女性的3倍。导致自杀行为的直接诱因包括抑郁症等精神疾病、长年疾病所累、心理因素、家庭社会人际关系紧张，以及遗传因素。而我国目前的自杀率达10万分之23，相关于美国的两倍。平均每两分钟就有一人死于自杀。15岁到34岁的青少年死亡事件中，自杀已经成为第一死因，约占死亡总人数的26.04%。
此外，农村人口自杀率高于城市3倍之多。柳中权介绍，目前可查的自杀原因中，58%是服农药自杀。且妇女比例远远高于男性。
上世纪80年代，阜新第一人民
医院的一名主任医师曾经专门研究过自杀者结束生命的地点，并和柳中权专门探讨过此项问题。这名主任医师分析，海滨、风景山区、标志性高建筑物是发生自杀的最频繁地点。
为了证实自己的推论，该主任医师经常在千山一处自杀事件高发的悬崖边守望，几年来竟劝退了数名有轻生念头的本地或外地人。他们专程来到此处景点，为自己选一处“理想的魂归之所”。
“西方社会学家研究，自然环境对人们将自杀想法付诸实施产生一定左右。”柳中权说，比如酷暑及严寒时节都是自杀高发段，极端的温度让人萌发极端念头。
“心理救助”系统尚不完善
“和学生们聊天时发现，他们最常用的一个口头语就是‘郁闷’。”柳中权说，长辈人不该将其视作年轻人无病呻吟的表像。事实上，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正日益突出。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的调查显示：大学生心理行为障碍率占16%-25.4%，并且有上升趋势。
我国每年的5月25日被确定为“全国大中学生心理健康日”，5月25日，取谐音“我爱我”之意，旨在关注学生群体的心理健康，许多高校都面向学生频繁开设心理健康咨询与教育活动。从高校心理咨询得出的不完全结论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情况需要社会关注。
柳中权说，目前可掌握的资料显示，大学生心理障碍人数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23%，增长到90年代的25%，近来已在30%以上。同时，大学生自杀人数也在近些年呈急剧上升趋势。
近年来，高知人群甚至精英人群的自杀更引起全社会瞩目。
今年5月16日上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一名即将毕业的董姓女博士，从校园宿舍楼八层跳下身亡。与其他选择轻生的博士相比，董博士的离去更让人惊愕和惋惜。
6月30日上午，
北京师范大学管理学院一名教授、博士生导师文某从办公楼坠下，当场死亡。
柳中权说，学业和恋爱是大学生自杀的两大直接诱因。大连医科大学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中心根据临床心理咨询经验和一线咨询结果表明，80%大学生的心理障碍问题是由于“两性”和“婚恋”问题引起的。
此外，大学生自杀的其他原因还有心理疾病、就业、贫困等等。柳中权说，由于就业面比较狭窄，理科生的自杀率明显高于文科生。
与本科生相比，研究生、博士等精英人群在求学中还要面临恋爱、婚姻、家庭生活等现实问题。同时，对学业期望也有非常严重的焦虑。尽管学科研究更细更专，学习强度更大，但是在就业时市场却与学生的预期相去甚远。柳中权认为，以目前案例分析，高知人群的承受能力日益脆弱，对他们的心理健康关注更应该提前。
我国正在建立有效的大学生心理救援机制，并且首次将心理咨询和辅导正式列为49所大学的在职教育硕士课程的研究方向，我国高校也将拥有一批为学生心理健康保驾护航的专业教师。
但是，目前高校的心理咨询教师配备数量仍远远不足。柳中权说，国际通用标准是每1000人配备一名“心理辅导师”，而我国每5000名高校学生还分配不足一名心理咨询教师。而且从质量上看，我国的心理咨询教师还处于政治思想教育水平，与公共心理卫生“医师”水平相去甚远。
“生死教育”应向低龄化发展
今年六一前夕，共青团大连市委、大连市少工委将编辑出版的1万册《践行“八荣八耻” 养成100个好习惯》一书，作为“六一”儿童节礼物，全部免费赠送给全市城乡少先队中队。书中推荐了社会公德、做人、学习、劳动、运动、饮食等十个方面的 100个好习惯，其中“公德好习惯”的第三位，就教导孩子们要尊重生命，爱惜生命。
辽宁省青少年研究会调查显示,约2/3的中学生在抗挫折、适应社会能力方面不及格,面对挫折、困难,不知如何解决,甚至产生厌世、轻生的念头。
柳中权说，我国传统观念中，“死亡”与不祥直接联系，大多数家长、学校也认为此话题过于沉重不宜与孩子过多交流。事实上，在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生死教育”已相当普及。自1960年开始,美国从幼稚园到大学逐步开设了这门课程,医院和社会服务机构也有不少相关座谈、研习。
“随着独生子女占据社会主流人群，心理健康的培训应该向低龄化发展。”柳中权说，家长、学校以科学、健康的方式对孩子将生死说“破”，引导孩子爱惜生命、尊重生命，才能更极时地促进其健康发展。
柳中权同时认为，求助轻生者是每一个公司的社会义务——自杀面前旁观者不该“清”。
“人们对于自杀现象应该有一种理解的态度，不能给予歧视和偏见。”柳中权说，新闻报道中近年出现几则“冷酷”的新闻：面对跳楼者的犹豫，一些人甚至鼓动或挑拨，“在轻生者最脆弱的时候，一句简单的冷嘲热讽足以成为其结束生命的‘动力’。”
近30年来，大连理工大学社会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柳中权一直关注青少年自杀现象。 “这是一个成熟社会不能杜绝的现象，不该被刻意渲染。”柳中权说，然而，如今这个社会问题亟待全社会关注：近年15岁到34岁的青少年死亡事件中，自杀已经成为第一死因，约占死亡总人数的26.04%。柳中权呼吁：青少年自杀是一种可以避免的社会问题。关键在于引导。“生命教育”需要尽快进入素质教育。
“象牙塔骄子”缘何轻生者众？
2005年4月23日16时，
北京大学中文系一名大二的女孩，从9楼跳下自杀。她生前在校园的BBS上留下了一封遗书。遗书中这样写到：我列出一张单子，左边写着活下去的理由，右边写着离开世界的理由。我在右边写了很多很多，却发现左边基本上没有什么可以写的，那又为什么不能够在此时便终结生命？不用再说生命的价值了。如果人死的时候可以许一个一定会实现的愿望，我也许会许下让所有人更加快乐吧。人应该有选择死亡的权利……
柳中权说，46%的人对自杀的思考时间不超过5分钟。从自杀意念的产生到自杀行为的付出，一条鲜活的生命在5分钟之内便终结了。
“独生子女大学生已经变成了如今大学生群体的主流。”柳中权说，这一代特有的依赖、敏感、孤僻等性格特征决定了一些人一旦离开父母，无助、孤单感便异常强烈，直接导致其极端行为的出现。
“一不小心，自己马上就要‘奔三’啦……没有了以前那种闲来无事，拈花微笑的雅致；也没有了一路嚎叫，欲与天公试比高的豪情壮志……从某种意义上讲，像我这样在1975至1985年出生的人是中国社会压力最大的族群。”
近日，一个网友在网络中发出了这样一段文字，立刻引起了众人共鸣，“奔奔族”也随之成为一个网友们热议的话题。甚至有人给奔奔族下了明确的定义：
一个年龄介于20岁至30岁的全新族群，为网络而生，并占据着媒体和公众的视野，是当前中国社会中最重要的青春力量。他们顶着学业、就业、生活三座大山的巨大压力，被称为是中国社会压力最大、最水深火热的族群。
“如今的青少年成长正逢E时代。”柳中权说，对于这一代有许多评价：信仰缺失、精神沙漠化……然而，网络盛行之际，沟通能力缺失是青少年面前的最大弊病，直接对其心理健康造成影响。
自杀成为青少年第一死因
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是中国最大的研究自杀预防和干预的官方机构，在1996年开始在国内24个地区做自杀死亡和自杀未遂的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中国每年有28.7万人自杀死亡，还有至少200万人有过一次以上的自杀未遂。
“经济发展中的社会处于文化转型期，文化失衡造成了部分人群的心理失衡。”柳中权说，由于市场经济的社会救助体系没有形成。压力落到人群的个体之上。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柳中权所就职的高校便发生过学生自杀事件。自当时起，柳中权开始对“青少年自杀”这一特殊的社会现象进行研究。
柳中权发现，我国自杀现象与西方学者的研究有很大出入。西方的自杀人群为城市里的中年男性，男性自杀率是女性的3倍。导致自杀行为的直接诱因包括抑郁症等精神疾病、长年疾病所累、心理因素、家庭社会人际关系紧张，以及遗传因素。而我国目前的自杀率达10万分之23，相关于美国的两倍。平均每两分钟就有一人死于自杀。15岁到34岁的青少年死亡事件中，自杀已经成为第一死因，约占死亡总人数的26.04%。
此外，农村人口自杀率高于城市3倍之多。柳中权介绍，目前可查的自杀原因中，58%是服农药自杀。且妇女比例远远高于男性。
上世纪80年代，阜新第一人民
医院的一名主任医师曾经专门研究过自杀者结束生命的地点，并和柳中权专门探讨过此项问题。这名主任医师分析，海滨、风景山区、标志性高建筑物是发生自杀的最频繁地点。
为了证实自己的推论，该主任医师经常在千山一处自杀事件高发的悬崖边守望，几年来竟劝退了数名有轻生念头的本地或外地人。他们专程来到此处景点，为自己选一处“理想的魂归之所”。
“西方社会学家研究，自然环境对人们将自杀想法付诸实施产生一定左右。”柳中权说，比如酷暑及严寒时节都是自杀高发段，极端的温度让人萌发极端念头。
“心理救助”系统尚不完善
“和学生们聊天时发现，他们最常用的一个口头语就是‘郁闷’。”柳中权说，长辈人不该将其视作年轻人无病呻吟的表像。事实上，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正日益突出。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的调查显示：大学生心理行为障碍率占16%-25.4%，并且有上升趋势。
我国每年的5月25日被确定为“全国大中学生心理健康日”，5月25日，取谐音“我爱我”之意，旨在关注学生群体的心理健康，许多高校都面向学生频繁开设心理健康咨询与教育活动。从高校心理咨询得出的不完全结论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情况需要社会关注。
柳中权说，目前可掌握的资料显示，大学生心理障碍人数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23%，增长到90年代的25%，近来已在30%以上。同时，大学生自杀人数也在近些年呈急剧上升趋势。
近年来，高知人群甚至精英人群的自杀更引起全社会瞩目。
今年5月16日上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一名即将毕业的董姓女博士，从校园宿舍楼八层跳下身亡。与其他选择轻生的博士相比，董博士的离去更让人惊愕和惋惜。
6月30日上午，
北京师范大学管理学院一名教授、博士生导师文某从办公楼坠下，当场死亡。
柳中权说，学业和恋爱是大学生自杀的两大直接诱因。大连医科大学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中心根据临床心理咨询经验和一线咨询结果表明，80%大学生的心理障碍问题是由于“两性”和“婚恋”问题引起的。
此外，大学生自杀的其他原因还有心理疾病、就业、贫困等等。柳中权说，由于就业面比较狭窄，理科生的自杀率明显高于文科生。
与本科生相比，研究生、博士等精英人群在求学中还要面临恋爱、婚姻、家庭生活等现实问题。同时，对学业期望也有非常严重的焦虑。尽管学科研究更细更专，学习强度更大，但是在就业时市场却与学生的预期相去甚远。柳中权认为，以目前案例分析，高知人群的承受能力日益脆弱，对他们的心理健康关注更应该提前。
我国正在建立有效的大学生心理救援机制，并且首次将心理咨询和辅导正式列为49所大学的在职教育硕士课程的研究方向，我国高校也将拥有一批为学生心理健康保驾护航的专业教师。
但是，目前高校的心理咨询教师配备数量仍远远不足。柳中权说，国际通用标准是每1000人配备一名“心理辅导师”，而我国每5000名高校学生还分配不足一名心理咨询教师。而且从质量上看，我国的心理咨询教师还处于政治思想教育水平，与公共心理卫生“医师”水平相去甚远。
“生死教育”应向低龄化发展
今年六一前夕，共青团大连市委、大连市少工委将编辑出版的1万册《践行“八荣八耻” 养成100个好习惯》一书，作为“六一”儿童节礼物，全部免费赠送给全市城乡少先队中队。书中推荐了社会公德、做人、学习、劳动、运动、饮食等十个方面的 100个好习惯，其中“公德好习惯”的第三位，就教导孩子们要尊重生命，爱惜生命。
辽宁省青少年研究会调查显示,约2/3的中学生在抗挫折、适应社会能力方面不及格,面对挫折、困难,不知如何解决,甚至产生厌世、轻生的念头。
柳中权说，我国传统观念中，“死亡”与不祥直接联系，大多数家长、学校也认为此话题过于沉重不宜与孩子过多交流。事实上，在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生死教育”已相当普及。自1960年开始,美国从幼稚园到大学逐步开设了这门课程,医院和社会服务机构也有不少相关座谈、研习。
“随着独生子女占据社会主流人群，心理健康的培训应该向低龄化发展。”柳中权说，家长、学校以科学、健康的方式对孩子将生死说“破”，引导孩子爱惜生命、尊重生命，才能更极时地促进其健康发展。
柳中权同时认为，求助轻生者是每一个公司的社会义务——自杀面前旁观者不该“清”。
“人们对于自杀现象应该有一种理解的态度，不能给予歧视和偏见。”柳中权说，新闻报道中近年出现几则“冷酷”的新闻：面对跳楼者的犹豫，一些人甚至鼓动或挑拨，“在轻生者最脆弱的时候，一句简单的冷嘲热讽足以成为其结束生命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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