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眼中的康熙大帝

康熙大帝

 
余尝以大清达人杰士超越古初，而记述阙如，用为叹憾。道光之末，闻嘉兴钱衍石结事仪吉，仿明焦越《献征录》，为国朝《征献录》，因属给事从子应符写其目录，得将相、大臣、循良、忠节、儒林、文苑等凡八百馀人，积二三百卷，借名人之碑传，存名人之事迹。自别京师，久从征役，而此目录册者不可复睹。同治初，又得鄢陵苏源生文集，具述其师钱给事于《征献录》之外，复节录名臣，为《先正事略》。于是知钱氏颇有造述，不仅钞撰诸家之文矣。又二年，而得吾乡李元度次青所著《先正事略》，命名乃适与钱氏相合。前此二百馀年，未有成书。近三十年中，钱氏编摩于汴水，次青成业于湖湘，斯足征通儒意趣之同，抑地下达人杰主，其灵爽不可终阅也。

自古英哲非常之君，往往得火鼎盛。若汉之武帝，唐之文皇，宋之仁宗，元之世祖，明之孝宗。其时皆异材勃起，俊彦云屯，(火昆)耀简编。然考其流风所被，率不过数十年而止。惟周之文王暨我圣祖仁皇帝，乃阅数百载而风流未沫。周自后稷十五世，集大成于文王。而成康以洎东周，多士济济，皆若秉文王之德。我朝六祖一宗，集大成于康熙。而雍乾以后，英贤辈出，皆若沐圣祖之教，此在愚氓亦似知之。其所以然者，虽大智莫能名也。圣祖尝自言：年十七八时读书过劳，至于咯血而不肯少休，老是而手不释卷。临摹名家手卷，多至万馀；写寺庙扁榜，多至千馀。盖虽寒酸，不能方其专。北征度漠，南巡治河，虽卒役不能逾其劳。祈雨祷疾，步行天坛，并酸酱亩盐而不御。年逾六十，犹扶病而力行之。凡前圣所称至德纳行，范无一而不备。上而天象、地舆、历算、音乐、考礼、行师、刑律、农政，下至射御、医药、奇门、王遁，满蒙、西域、外洋之文书字母，殆无一而不通，且无一不创立新法，别启律途。后来高才绝艺，终莫能出其范围。然则雍、乾、嘉、道，累叶之才，虽谓皆圣祖教育而成，谁曰不然？

今上皇帝嗣位，大统中兴，虽去康熙益远矣，而将帅之乘运会立勋名者，多出一时章句之儒，则亦未站非圣祖馀泽陶冶于无穷也。如次青者，盖亦章句之儒从事戎行。咸丰甲寅、乙卯之际，与国藩患难相依，备尝艰险，厥后自领一队，转战数年。军每失利，辄以公义纠劾罢职。论者或咎国藩执法过当，亦颇咎次青在军偏好文学，夺治兵之日力，有如庆生所讥挟策而亡羊者。久之，中外大臣数荐次青缓急可倚，国藩亦草疏密陈：“李元度下笔千言，兼人之才，臣音弹劾太严，至今内疚，惟朝廷量予褒省。”当时虽为吏议所格，天子终右之，起家，复任黔南军事。师比有功，超拜云南按察使。而是书亦于黔中告成。

圣祖有言曰：学贵初有决定不移之志，中有勇猛精进之心，末有坚贞永固之力。次青提兵四省，屡蹶仍振，所谓贞固者非耶？发愤著书，鸿篇立就，亦云勇猛矣。愿益以贞固之道持之，寻访钱氏遗书，参计修补，矜练岁年，慎褒贬于锱铢，酌群言而取衷，终成圣清巨典，上济周家雅颂誓诺之林，不允足壮矣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