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不该被遗忘的预言家——于勉

于勉，山东烟台人，早年参加中共，曾任重庆银行干部学校校长，系行政十三级高级干部。

我和于勉相识于1958年3月在沙坪农场大堡作业区三中队劳动教养期间，初来大堡时，劳教人员住的工棚尚未完工，竹篾片墙还在敷泥，工棚内还没来得及架铺，劳教人员都睡在潮湿的地上，翻开垫被，下面铺的蕨草全是湿的，上面挂满水珠，许多人因此得了风湿关节炎，走路膝关节疼痛难忍，7月份才搭好通铺，我和于勉毗邻而眠，晚上常在枕边窃窃私语，天南海北，无话不谈。加之我又是他的烟台同乡，用胶东土话交谈，格外觉得亲切。他已48岁，大我25岁，我们相处不到一年，由彼此了解，信任到忘年交，他是我终生难忘的朋友和师长。

于勉一生操劳，战争与疾病摧毁了他的健康，未满50岁的人已满脸皱纹，高度近视，看起来十分苍老。到了劳改单位，迎接他的是劳累和饥饿，每天开荒、烧草在等繁重而超体能的农活常压得他喘不过气来。其实最难忍受的还是饿肚皮，我们自来到大堡，几乎没有吃过几顿饱饭，每晚收工回来的晚餐只有一小木瓢包谷清汤粥，靠这点食物充饥常饿得睡不着觉。

当时于勉经济条件较好，常收到亲属从青岛寄来的食物和汇款。他体弱多病少有机会下山。我每次被派外出挑东西都要代他买些麻饼、白糖、核桃之类的东西用于充机，1959年以后。即使有钱也买不到吃的了。

于勉知识渊博，阅历丰富，对事物具有深远的洞察力和超前的思维方式，我俩有两次长时间单独谈话，至今还历历在目，记忆犹新，他不愧为一个极有判断力的预言家。因为我听他说的内容，在后来的岁月中都不幸被他一一言中，变为既成事实。

第一次是在1958年秋天的一个下午，我俩被派往几里外的北山坡中耕洋芋。出工时天气晴朗，不一会儿就下起了大雨，我们躲避不及，只好把锄头插进洋芋地，坐在锄把上，在草帽的遮掩下靠在一起躲雨。我全身都湿透了，又冷又饿，十分狼狈，当时思想“冒包”色，牢骚满腹，于勉见状，就问我是怎样当上右派的？我向他讲了当右派的荒唐经历：“1957年5至7月份我到山东老家探亲去了，8月份才回省团校，我既没有参加鸣放、写大字报，又没有给任何人提过意见，只是看到 7个被打成右派的人心里有些纳闷，在日记里多写了几句：他们昨天还是革命同志，怎么给领导提点意见就变成了阶级敌人？毛主席是事先说好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吗？为什么现在又要给言者定罪呢？这不是出尔反尔吗？我对毛主席搞的阳谋、引蛇出洞、聚而歼之这套把戏实在弄不懂。我这些想法并未向任何人谈。岂料这期间领导已派人偷撬了我的抽屉，看了日记，然后由王毅校长出面命我交出日记。当天就根据日记上这些话把我划为右派。并说我是利用日记猖狂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我不服，极力申辩写日记是当时的思想活动，不属于言论和行动，说不上是进攻。几天之后，我以不认罪，态度恶劣，坚持反动立场被定为极右分子。直到送劳动教养前才有人悄悄告诉我：省团校分了8个右派指标，只差1个了，是用你凑数的。指标完成后又发现团课教研室的刘世斌问题比我还严重，团校请示了市委5人小组，答复是：名额完成了就算了吧，把刘划为中右好了。我对这段荒唐经历越说越气，对于勉说：“如果人的思想活动都可以定罪，这和古代的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腹非罪’，有何区别？是他们撬了我的抽屉，到底是我犯罪还是他们犯罪？”

于勉听后连连摇头，意味深长的对我说： “宪君啊，你真是个书呆子，政治上太幼稚，你教哲学教党史居然不懂政治，你对毛主席也太不了解了。”他把话锋一转又说起了他自己。他说：“我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也经历过延安整风和建国后的政治运动。我觉得党内斗争比与日本鬼子，蒋介石的斗争还要残酷，还要无情。在挽救失足者和镇压‘红旗党’的运动中，我看到不少好同志都成了刀下的冤魂。你不要不知足，现在还要感谢毛主席给你留下了一个脑袋哩！”他又说：“我这个右派其实比你还冤枉，你还有一项思想罪，我是因为没有抓到右派才被打成右派的。”反右派斗争中，上级找他汇报银行干校划了多少右派。他说：“我们学校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 结果这句话成了上级给他划右派的依据。理由是：“你说你们学校没有右派，这句话就是右派言论。毛主席说，‘凡是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难道你们学校不是人群？你和毛主席唱反调，不是反党是什么？”他有口难辩，右派帽子就是这样戴在头上的。

他被撤职后新来的校长，一副极左面孔，上任不久就划了一大批右派，连在校学生都未能幸免。他成了本校的大右派，写不完的检讨，换不完的批斗，又被降为工友使用，天天扫马路，冲厕所，为职工端茶倒水，听候驱使呼唤。他实在忍受不了这种羞辱，终于在一次检讨会上发作了。他说：“我看这次反右派斗争，简直是‘一犬吠影，百犬吠声’，无中生地给人罗织罪名。” 名这句话立刻被上纲上线，批斗会上说他，“含沙射影，把领导反右派斗争的毛主席比喻为一条狗，把响应毛主席号召，积极参加反右派斗争的群众说成是一群狗，这是恶毒攻击毛主席和广大群众。”从此，他又成为极右派，命运急转直下，最后被送劳动教养。

谈到劳动教养的期限时，我说：“劳动教养是最高行政处分，还够不上判刑，估计最多一年半或就该放回家了吧？”他说：“不会吧！哪里有这么便宜的事，你既然被当作专政对象送来，我看决不会轻易放你出去，即使解除劳教还要留在劳改单位就业。公安机关这一套我熟悉！”我听了凉了半截，心里很不是滋味，对前途十分悲观，我说：“这样看来，我这一辈子不是完蛋了吗？”他又说：“不见得！你才23岁，年轻得很，只要能坚持活下来，我看还能等到平反昭雪那一天。”我困惑不解地问：“可能吗？”他的分析是：“反右派斗争是毛主席在青岛会议上一手策划的。毛主席的为人我是了解的。他从来不会认错，他有一句话叫‘一旦得罪，就得罪到底’。我看只要毛主席健在，你我再有多大的冤枉，都不要去想还能翻过来。我年纪大了，病又多，恐怕等不到那一天了，我这副老骨头早晚会丢在大堡这个鬼地方。”当时，我已隐约地领会到他话中的含义，心里想，只有等毛主席去世以后，我们的问题才能得到解决了。我一定要好好活下去，毕竟毛主席大我42岁，我相信自己一定能等到那一天。

#p#第二次说话是在1960年的夏天。从1959年起我离开三中队，到跑马坪五中队给小犯人当大组长。和于勉见面的机会就少了。那时沙坪农场的右派和小犯人们已开始大面积的患水肿病。有些人的脸、手、脚肿得发亮，两只眼只有一条缝。整体已不成人形，有些人则枯瘦如柴，形同骷髅。那些饥肠辘辘的小犯人，出于求生的本能大量外逃，出去偷吃的。他们什么都偷，甚至刚种下的洋芋块，即使浸泡过福尔马林，洒上大粪也被他们刨出来烧着吃了。跑不动的病号，呆在工棚已奄奄一息。劳动生产已无法正常进行。大组长的主要任务是背病号送卫生所，埋死人和追捕逃跑的小犯人。1960年夏天，有一次我抓逃犯路过三中队，在山坡上遇见于勉，他柱着拐棍，步履瞒跚地向我走来，拉住我的手告诉我：“如今身体已每况愈下，健康日益恶化。战争年代饱一顿，饿一顿留下了胃溃疡，又患心脏病，实在拖不起了。近来队部给予特殊照顾，生天发一斤大米给我，可以自己煮来吃，免受食堂盘剥。”他手上提一个美国造猪腰子形铝饭盒，据说是抗美国援朝的战利品，已准备去煮烯饭，见我来了很高兴，顾不得煮饭了，和我坐在山坡上摆起了龙门阵，他问我五中队的情况，我说：“原先有400多人。后来死的死，跑的跑，只剩下一半了，最近又补充进来200多人。我那个大组分了40几个，结果跑了十几个。现在经常追逃犯都搞不赢。有些小犯人去偷彝胞的洋芋，海椒，被彝胞用锄头打死了两个，有的夜晚逃跑又不熟悉道路，跌进峭壁深渊，尸体发臭了才被人发现。成年人也死了不少，熟悉的有陈重寅教援，小学老师罗志荣，大学生周兰新，医生刘天模等，这样下去要不了两年，人都死得差不多了。”于勉听后立即问我：“你知道为什么大量死人？我看不是天灾，而是人祸。在沙坪农场是克扣粮食，在全国是决策失误。”他对毛主席的个人品质极为反威，十分肯定地认为是毛主席制造了这一场全国性的灾难。他说：“这场全国性灾难的起因，根子在57年。说了真话的人当右派，当阶级敌人；说了假话的反而提拔重用。不然，怎么会有58年的大跃进，浮夸风？既然亩产上万斤，怎么会大量饿死人？我看没有57年反右派，就不会有这么多人无疾而终，毛这样一意孤行，中国还会面临更大的灾难！”我为他激烈的言词而担心，怕他说漏嘴惹来麻烦，他对我善意的提醒似乎不以为然，接着说：“当年我说了真话，如今落到这个下场。现在什么都无所谓了。你还年轻，来日方长，说话可要小心。只要能活着出去，你还可以干一番事业。反正我是熬不出头了。”他对整过自己的那些人，一直耿耿于怀，对我说：“那些伤天害理，睐着良心整人害人的家伙，决不会有好下场。不管他们在反右派中捞到多大好处，他们最终要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说话的语气就像《基督山伯爵》中那个法利亚神父，在伊夫堡监狱向邓蒂斯说话一样，他提醒我：“是什么人从你的痛苦中获取了利益，今后就打他算账。”他甚至还向我讲了一个春秋战国时期那个著名的复仇者伍子胥的故事。他说：“当年伍子胥破楚后，把楚平王的尸体从坟墓中刨出来，鞭尸三百以解心头之恨。有人阻拦劝说：弃了吧！将军不要意气用事，要注意影响啊！伍子胥摸着满头的白发说：我都这么大一把年纪了，还顾什么影响不影响。别人爱怎么说就随他去说吧！我才不管呢。”我当时并不怎么理解这个故事的含意，多年之后才逐渐明白了于勉的良苦用心。

这一次见面，他讲的很多，有些内容已记不清了。我看时间不早了，还有追逃犯的任务在身，便起身告辞，匆匆向大堡方向奔去。

两个月之后，我又一次追逃犯路过三中队，路边遇到重庆市公安报来的蒋柏龄。我向他打听于勉的近况，他说：“于勉已经去世了，他是病饿交加含冤而死的。”在那个人为地制造阶级斗争和人为地制造饥荒的年月里，沙坪农场的山沟里早已饿殍遍野。被关押的右派和小犯人很难摆脱这种厄运。像于勉这样的老者，更是在劫难逃，最先命赴黄泉。这是中国一代知识分子悲惨命运的缩影。

1961年春，我又被调到三中队，听和于勉关系较好的郎先瀛等军人讲：“于勉死得很惨，人还未断气，身边的呢子大衣，俄罗斯毛毯和派克钢笔就不知去向。据说是保管在中队部。可谁也没有见过，更没有谁敢打听这些物品的下落。于勉下葬时半裸着身子，用一张破草席裹着尸体埋在山坡一个土坑里。时间大约是1960年秋冬之间，具体日期已无法查证了。

反右派斗争转眼就是50周年了，我们这些大难不死，劫后余出的幸存者，所经历的种种磨难，是一生中永远都挥之不去的阴影。至今我还时常梦到自己又回到了劳改队，为自己尚未脱离牢狱之灾而胆颤心惊，谁也无法抹平心灵上的创伤。

值得欣慰的是：当年于勉的预言，如今果然一一应验。他对许多问题的分析一针见血，判断入木三分。他向我说的都是真话，至今记忆犹新，在“57”难友罹难50周年今天，写下这一段真实的历史，以示对他的怀念。

随着岁月的流逝，我们这批当年20多岁的小伙子，如今已是七八十岁的老翁，何况我们说真话的时间已经不是很多了。不是吗？我们这些幸存者有责任把历史的真相告诉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