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名高官选择自杀身亡。日前，媒体报导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第一副会长张舟，在家中靠近窗户的暖气管上吊身亡。这位52岁的副部级高官的自杀，据传是与"工作压力大及精神状态不好"有关，"他患有忧郁症，自杀前两天已写下遗书"。8年前，44岁的张舟任新疆自治区政府副主席，"此后官运平平"，2005年赴北京出任贸促会副会长、党组书副记。在北京，他总觉得待遇还不如新疆，生活不习惯，看病不方便，地处闹市的住房小。近年贸促会被揭露多起腐败大案，主管干部的张舟面临的压力很大。张舟自杀当天，上午还会见外宾，中午在办公室如常活动，下午回家还叮嘱司机晚上送他去参加一个宴会，傍晚司机前往他家时发现他已身亡。
张舟的自杀，再度引发人们对官员自杀原因的探究，官员自杀已成为一种不容忽视的社会现象。
中国大陆最近发生多起高官自杀事件。官员自杀，大陆媒体一般都不会作报导，仅从有限的报导看，官员自杀的有：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史久武2006年1月跳楼身亡；河北省唐山市国土资源局开平分局副局长赵俊文，2006年1月从办公楼窗口坠下身亡；重庆市大足县人事局副局长李福多，2006年1月在家中自杀；湖南省副省长郑茂清2005年12月割腕自杀未遂；履新不足3个月的吉林市副市长王伟，2005年12月悬梁于家中；黑龙江省检察长徐发2005年8月从9楼高的家中阳台跳下身亡。
这之前有：江西省中共上饶市委书记余小平在家中自缢，中国银行益阳分行行长朱国勋在看守所自杀，河南省地税局长谢应权在办公室自杀，浙江省金华市金东区司法局副局长王建湄跳楼自杀，山东省公安厅副厅长万国忠畏罪自杀，还有四川省雅安市公安局长、福建省福鼎市质监局长、湖南省横东县教育局长、河南省新郑市市长、甘肃省泾川县县长……
毫无疑问，官员自杀大部份是涉嫌贪污腐败，自知无法逃避法律严惩而心理压力过大，或者企图中断查案线索而保护既得利益者，于是选择了自杀。官员自杀引起人们广泛关注，是出于官员身份的特殊性和公务员本身的公共性。有趣的是，自杀的官员所从事职业的工作范畴，往往是被称作当今腐败"高发区"、"易发区"，市长县长、银行行长、公安局长、国土资源局长、人事局长。当今官员腐败多如牛毛，在公众心目中的官员整体形象就是"败坏"，可谓官德坍塌，见官就骂。因此，对官员自杀的条件反射，对官员非正常死亡的第一反应，人们往往认为肯定与腐败有关。在腐败成为一种默认值时，官员一旦自杀，对该官员的道德怀疑，几乎成为公众的一种集体无意识。
也有冤枉的
其实，非正常死亡的官员中，有些确实与腐败无关。官员也是人，也有"心理疲劳"的时候，脆弱的心理素质而最终导致自杀。今天的官员面临多方面的"发展与责任"的压力。有官员说，他最耽心群体上访事件，处理不好就影响官职升迁，而这上访事件说发生就发生。有官员说，他最耽心矿难、台风、洪水、传染病，半夜睡梦中电话最惊心，这些事一旦发生，一有闪失就难保明天还在领导位子上。来自各种人际关系的压力，来自社会各种诱惑的压力，来自家庭妻儿的压力，来自工作失误而道德自责的压力，官员也难免会焦虑、愧疚、烦恼、郁闷。把官员自杀，下意识地全部视为贪污腐败，是这个社会的不幸──官员信任危机成了一种气候，国家机关的公信力太弱。
知情权是信息社会中人的基本渴求，特别是官员的非正常死亡，如果不公开，更会引起公众疑虑，带来传言纷纷。湖南省望城县杨姓中共县委副书记在电信大楼跳楼身亡，当地严密封锁消息，翌日宣传部下令不准传媒采访，事情往往适得其反，他的死愈加神秘，反而引起人们好奇心。网民众口一词咬定杨之死与腐败有关："铁定是贪污犯，为保全上面领导，自绝人民"，"遭人灭口了吧"……而后县委通报说杨的死因是"生病不堪折磨"、"纯属意外死亡"，根本就没有网民相信此说。
对官员自杀，要么捂着不准传媒披露，要么草率过早轻下结论，这是问题的两面。官员自杀了，首先要将官员之死的情况当即向公众披露。而后，当局应该广泛听取公众对自杀官员的评价，即使是"腐败嫌疑"也应该千方百计将案件查下去，不能一死百了。四川省雅安市公安局长李海留下遗书后自杀身亡。雅安当局很快对李海的死亡作出结论：李海因病痛折磨，对战胜疾病，搞好工作缺乏信心，心理素质脆弱，于是选择轻生。不过，半年过去了，四川中共省委书记张学忠在一次讲话中，对李海之死作出相反的结论。他说："雅安公安局长收了黑钱，跳楼是自绝于人民。"这就很被动。该查出的问题还要继续清查，该追究的责任还要继续追究。如果不追究，有些腐败者就是以自杀掩盖自己的其它问题，甚至保护其同伙。
早些年，香港警务处助理处长张之琛跳楼自杀，当局旋即公布死因，丝毫没有引起公众的疑虑，媒体纷纷从临床心理学角度解释原因，这反映香港公务员的道德形象令百姓满意，官员得到公众的理解和同情。什么时候中国大陆也能如此，这才是社会的大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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