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于珍(假名)在日本丈夫的陪同下来到日本入国管理局“出头”，办理黑转白的手续。在等待室的时候，她轻轻地把手放在日本丈夫的膝盖上。她知道，这是能让入国管理局官员相信他们俩的婚姻真实的一个小细节。这一切，都由朋友预先教好，为了万无一失地取得日本定住资格。
日本丈夫叫大泽。是一个中年的出租司机，两人在陪酒酒吧相识，相识不久，他们便谈好了价格和条件，并办理了结婚手续。
目前，入管局对国际结婚签证“黑转白”的手续查办得越来越严。为了杜绝假结婚骗取定住签证，入管局可谓是绞尽脑汁：前几年还仅仅是入管局官员深夜电话或突然家访，查看夫妻两人是否同居，而近两年又开始编出一套生活问题进行夫妻分别面试……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针对入管局的严查严堵，企图经过婚姻久居日本的华人又想出了同居一屋——假结婚却居住在同一屋檐下——的方法，以求蒙混过关，取得合法在留资格。
由于不少华人女性在假结婚的同时，本身就有情人或正式的丈夫，所以近几年来，三人(两男一女)同居的现象越来越多，渐渐成为骗取结婚定住签证的安全方程式。然而，这终究不是一种正常的生活方式，它承载了太多非人性的东西，也承载了太多的眼泪和无奈。
假丈夫的幸福感
大泽带着何于珍去入管局领取一年的特殊在留资格。他明白，这是违法的，自己只是何于珍定居日本的一个棋子，但他心甘情愿。也许是缘分吧，从一开始他就对何于珍充满了同情。
一直独身的大泽和何于珍相识在东新宿的一个陪酒酒吧，何于珍是那里的陪酒女。不知道为什么，大泽看到何于珍的第一眼就喜欢她。和这种女人在一起，大泽有说不清楚的轻松感。他接二连三地来到这家酒吧，还请何于珍出去吃过一顿便饭。
一天晚上的事情，给大泽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那天，大泽刚坐下不久，邻近的一个酒吧的小姐便冲了进来，用带着上海口音地日语叫着“条子来了！我们酒吧刚刚被查，你们动作快一点……”酒吧妈妈桑的脸色一下子变了，她冲到何于珍面前抓起她的胳膊，把她从沙发椅上拎了出去：“珍子，还不快走！”何于珍面色苍白，脚步零乱地逃到化妆室。后来一个陪酒小姐告诉大泽，何于珍从化妆室的后门溜走了。
大泽这才知道，何于珍黑户口的身份，在日本没有合法的身份。要是万一被入管局查出来，就只剩下遣送回国的一条路了。
大泽突然觉得何于珍很可怜，一个中国人在日本求生活就不容易，何况连一个正式的身份都没有。他不知道失去工作的何于珍怎么生活下去，又担心她会真的被入管局抓起来，于是他拨响了何于珍留给他的手机电话。
两天后，两人在池袋的伯爵咖啡室见面了。何于珍第一句话就是：“大泽先生，我需要你的帮助。”接着何于珍和盘托出，讲了她的计划：“大泽先生，我知道你是单身，所以只有你可以帮我。你能不能和我结婚？”
大泽怔在那里，半天缓不过神来。
“当然不是真的结婚，是假结婚。不瞒你说，我有未婚夫，他和我同是黑龙江人。我们只是想在日本生活下去，你不知道我们的家乡有多穷，一家人一年四季吃的都是土豆和白菜。”何于珍说着眼睛就红润起来了。
大泽看着这样的何于珍，感觉她是一个可怜的女人，善良的女人。他想：至少她没有因为自己的居留资格抛弃自己的情人。这一点还是可敬的。
于是，他们谈起了条件，何于珍说每次签证给他250万日币，直到她领到日本国籍。同时，她和男友会借一套房子，让大泽一起住：“房租你不用担心。但水电费，我们一人一半。这样，你就可以在这几年里储够钱，再娶一个像样的媳妇。”
“为什么要住在一起？”大泽提出疑问。“你不知道，现在都是这样的，入管局查得很紧。”何于珍回答得很干脆，“必须这样，我和男友都不想冒险。”
于是二男一女的新婚生活就这样开始了。大泽住楼下的小卧室，而何于珍们住楼上。
何于珍的男朋友韩云是一个勤勤恳恳的人，每天要打二份工，天天都下午出门，第二天早上才回家。三人从来没有吵过架，大泽是一个沉默寡言的男人，不善表达，而何于珍和韩云比较开朗，经常用很不流利的日语开大泽的玩笑……自从住在一起后，大泽感觉自己的生活快乐了很多，至少偶尔想喝酒的时候，在家里会有两个人陪着他。
何于珍经常教大泽如何应付管局。经验多得让大泽咋舌。当然，大泽也学得很努力，因为三个人已经是一条绳子上的蚂蚱。入管局晚间来了查寻电话，大泽就会应付自如地说：“你等一下，她现在正在洗澡间。”然后，跑到楼上把何于珍叫下来；他亲切地和周围邻居称何于珍是自己的老婆，说韩云是自己在工作单位的同事，以防日后入管局暗中的“群众调查”……
尽管大泽非常明白万一入管局知晓真相后，自己会面临怎么样的人生，但是他还是愿意这样做。从某种角度上，大泽已经把这两个中国人当作了自己人——朋友或者是兄妹。他很想让这两个人安定地在日本住下，在他心里有一个很强烈的念头：“他们不是坏人，他们都不容易。”
这是一种邪恶和善良交织的生活。不管如何，大泽还要和何于珍及韩云愉快地生活四年。
他很享受这样的生活，因为这样对三个人都有好处，盘算一下，他银行存折光今年一年已经多了近400万日币，这是一个普通出租司机做不到的事情。
陌生女人的来信
记者曾经收到过一封陌生女人的来信。在信里，她哭诉自己如何受到邻居老太的欺侮：“……她经常会打开我们家的垃圾翻来翻去地检查……我进进出出，她一直用很奇怪的目光看着我，有一次我看到她在走廊里和另一些女人议论我，神情怪怪的，真让人受不了。……这种日子真不能过下去了，她明显是歧视我们中国女人……”
为了这封陌生女人的来信，记者走访了神奈川县的一幢县营住宅。信里那位陌生女人所说的邻居老太在她干净的客厅里接待了我。
桌上是日本线茶和日式煎饼。老太给记者的印象并不刻薄，相反很温和，她穿着和服，头上挽了一个很简单的髻，一看就是很老式的日本妇女。
老太说出了她的疑惑。她说，隔壁什么时候结婚的，她不知道，因为隔壁没有按照日本人的习惯办喜宴，向左右邻舍发喜饼：“这一点，我再古板也是可以理解的，现代人都不兴这一套了。”
直到隔壁伊藤家门牌上又并列地写上了一个“余”字，老太才知道那个伊藤老头又结婚了。这个“余”姓中国女人蛮漂亮的，人高高的，清晨丢垃圾时会笑着和邻居打招呼，看上去蛮懂事的。邻居们都说，那个拿政府生活救济的伊藤老头真是福气，娶了一个漂亮的中国老婆。
但是结婚没有多久，怪事就发生了。伊藤家就又多了一个人—一个很英俊的小伙子：“一开始，我还没有注意，以为是伊藤家的朋友，但是后来进出频了，才引起了周围人的注意。有一次，我居然看到那个中国女人挽着小伙子的手出外，顿时就觉得犯了糊涂，我们都是过来人了，这种亲热地挽手方式一看就能了解两个人的关系。更令我不解的是，夜里很晚那个小伙子都在伊藤的家里。我的卧室紧靠着隔壁的浴室，深更半夜经常听到隔壁浴室传出来男女嬉笑声，用的是中文。那个伊藤老头是不会讲中文的，而且也不是他的声音。”
有一次，老太曾婉转地向伊藤老头提出，希望他们家晚上安静一些。而伊藤老头木木地道歉：“昨晚，老婆来朋友了。太晚吵了你，真不好意思！以后一定注意！”
朋友？接待朋友怎么会在浴室？邻居老太无论如何都想不通。最后，她只能暗自得出答案：那个伊藤老头太好欺侮了。那个中国女人也太放肆太坏了，把日本丈夫当傻瓜，婚外恋搞到家里来了，这太让愤慨了。
老太愤愤地讲出了自己的结论。但记者却雪亮一片：这又是一户“假结婚”的人家。
记者离开神奈川那一幢县营住宅的时候，心里很是疑惑：难道日本真是天堂？让中国女人冒着风险扯谎？留在日本，她们是不是真的幸福？非人性的三个人的世界中真的不会起一点点风浪吗？
日本丈夫叫大泽。是一个中年的出租司机，两人在陪酒酒吧相识，相识不久，他们便谈好了价格和条件，并办理了结婚手续。
目前，入管局对国际结婚签证“黑转白”的手续查办得越来越严。为了杜绝假结婚骗取定住签证，入管局可谓是绞尽脑汁：前几年还仅仅是入管局官员深夜电话或突然家访，查看夫妻两人是否同居，而近两年又开始编出一套生活问题进行夫妻分别面试……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针对入管局的严查严堵，企图经过婚姻久居日本的华人又想出了同居一屋——假结婚却居住在同一屋檐下——的方法，以求蒙混过关，取得合法在留资格。
由于不少华人女性在假结婚的同时，本身就有情人或正式的丈夫，所以近几年来，三人(两男一女)同居的现象越来越多，渐渐成为骗取结婚定住签证的安全方程式。然而，这终究不是一种正常的生活方式，它承载了太多非人性的东西，也承载了太多的眼泪和无奈。
假丈夫的幸福感
大泽带着何于珍去入管局领取一年的特殊在留资格。他明白，这是违法的，自己只是何于珍定居日本的一个棋子，但他心甘情愿。也许是缘分吧，从一开始他就对何于珍充满了同情。
一直独身的大泽和何于珍相识在东新宿的一个陪酒酒吧，何于珍是那里的陪酒女。不知道为什么，大泽看到何于珍的第一眼就喜欢她。和这种女人在一起，大泽有说不清楚的轻松感。他接二连三地来到这家酒吧，还请何于珍出去吃过一顿便饭。
一天晚上的事情，给大泽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那天，大泽刚坐下不久，邻近的一个酒吧的小姐便冲了进来，用带着上海口音地日语叫着“条子来了！我们酒吧刚刚被查，你们动作快一点……”酒吧妈妈桑的脸色一下子变了，她冲到何于珍面前抓起她的胳膊，把她从沙发椅上拎了出去：“珍子，还不快走！”何于珍面色苍白，脚步零乱地逃到化妆室。后来一个陪酒小姐告诉大泽，何于珍从化妆室的后门溜走了。
大泽这才知道，何于珍黑户口的身份，在日本没有合法的身份。要是万一被入管局查出来，就只剩下遣送回国的一条路了。
大泽突然觉得何于珍很可怜，一个中国人在日本求生活就不容易，何况连一个正式的身份都没有。他不知道失去工作的何于珍怎么生活下去，又担心她会真的被入管局抓起来，于是他拨响了何于珍留给他的手机电话。
两天后，两人在池袋的伯爵咖啡室见面了。何于珍第一句话就是：“大泽先生，我需要你的帮助。”接着何于珍和盘托出，讲了她的计划：“大泽先生，我知道你是单身，所以只有你可以帮我。你能不能和我结婚？”
大泽怔在那里，半天缓不过神来。
“当然不是真的结婚，是假结婚。不瞒你说，我有未婚夫，他和我同是黑龙江人。我们只是想在日本生活下去，你不知道我们的家乡有多穷，一家人一年四季吃的都是土豆和白菜。”何于珍说着眼睛就红润起来了。
大泽看着这样的何于珍，感觉她是一个可怜的女人，善良的女人。他想：至少她没有因为自己的居留资格抛弃自己的情人。这一点还是可敬的。
于是，他们谈起了条件，何于珍说每次签证给他250万日币，直到她领到日本国籍。同时，她和男友会借一套房子，让大泽一起住：“房租你不用担心。但水电费，我们一人一半。这样，你就可以在这几年里储够钱，再娶一个像样的媳妇。”
“为什么要住在一起？”大泽提出疑问。“你不知道，现在都是这样的，入管局查得很紧。”何于珍回答得很干脆，“必须这样，我和男友都不想冒险。”
于是二男一女的新婚生活就这样开始了。大泽住楼下的小卧室，而何于珍们住楼上。
何于珍的男朋友韩云是一个勤勤恳恳的人，每天要打二份工，天天都下午出门，第二天早上才回家。三人从来没有吵过架，大泽是一个沉默寡言的男人，不善表达，而何于珍和韩云比较开朗，经常用很不流利的日语开大泽的玩笑……自从住在一起后，大泽感觉自己的生活快乐了很多，至少偶尔想喝酒的时候，在家里会有两个人陪着他。
何于珍经常教大泽如何应付管局。经验多得让大泽咋舌。当然，大泽也学得很努力，因为三个人已经是一条绳子上的蚂蚱。入管局晚间来了查寻电话，大泽就会应付自如地说：“你等一下，她现在正在洗澡间。”然后，跑到楼上把何于珍叫下来；他亲切地和周围邻居称何于珍是自己的老婆，说韩云是自己在工作单位的同事，以防日后入管局暗中的“群众调查”……
尽管大泽非常明白万一入管局知晓真相后，自己会面临怎么样的人生，但是他还是愿意这样做。从某种角度上，大泽已经把这两个中国人当作了自己人——朋友或者是兄妹。他很想让这两个人安定地在日本住下，在他心里有一个很强烈的念头：“他们不是坏人，他们都不容易。”
这是一种邪恶和善良交织的生活。不管如何，大泽还要和何于珍及韩云愉快地生活四年。
他很享受这样的生活，因为这样对三个人都有好处，盘算一下，他银行存折光今年一年已经多了近400万日币，这是一个普通出租司机做不到的事情。
陌生女人的来信
记者曾经收到过一封陌生女人的来信。在信里，她哭诉自己如何受到邻居老太的欺侮：“……她经常会打开我们家的垃圾翻来翻去地检查……我进进出出，她一直用很奇怪的目光看着我，有一次我看到她在走廊里和另一些女人议论我，神情怪怪的，真让人受不了。……这种日子真不能过下去了，她明显是歧视我们中国女人……”
为了这封陌生女人的来信，记者走访了神奈川县的一幢县营住宅。信里那位陌生女人所说的邻居老太在她干净的客厅里接待了我。
桌上是日本线茶和日式煎饼。老太给记者的印象并不刻薄，相反很温和，她穿着和服，头上挽了一个很简单的髻，一看就是很老式的日本妇女。
老太说出了她的疑惑。她说，隔壁什么时候结婚的，她不知道，因为隔壁没有按照日本人的习惯办喜宴，向左右邻舍发喜饼：“这一点，我再古板也是可以理解的，现代人都不兴这一套了。”
直到隔壁伊藤家门牌上又并列地写上了一个“余”字，老太才知道那个伊藤老头又结婚了。这个“余”姓中国女人蛮漂亮的，人高高的，清晨丢垃圾时会笑着和邻居打招呼，看上去蛮懂事的。邻居们都说，那个拿政府生活救济的伊藤老头真是福气，娶了一个漂亮的中国老婆。
但是结婚没有多久，怪事就发生了。伊藤家就又多了一个人—一个很英俊的小伙子：“一开始，我还没有注意，以为是伊藤家的朋友，但是后来进出频了，才引起了周围人的注意。有一次，我居然看到那个中国女人挽着小伙子的手出外，顿时就觉得犯了糊涂，我们都是过来人了，这种亲热地挽手方式一看就能了解两个人的关系。更令我不解的是，夜里很晚那个小伙子都在伊藤的家里。我的卧室紧靠着隔壁的浴室，深更半夜经常听到隔壁浴室传出来男女嬉笑声，用的是中文。那个伊藤老头是不会讲中文的，而且也不是他的声音。”
有一次，老太曾婉转地向伊藤老头提出，希望他们家晚上安静一些。而伊藤老头木木地道歉：“昨晚，老婆来朋友了。太晚吵了你，真不好意思！以后一定注意！”
朋友？接待朋友怎么会在浴室？邻居老太无论如何都想不通。最后，她只能暗自得出答案：那个伊藤老头太好欺侮了。那个中国女人也太放肆太坏了，把日本丈夫当傻瓜，婚外恋搞到家里来了，这太让愤慨了。
老太愤愤地讲出了自己的结论。但记者却雪亮一片：这又是一户“假结婚”的人家。
记者离开神奈川那一幢县营住宅的时候，心里很是疑惑：难道日本真是天堂？让中国女人冒着风险扯谎？留在日本，她们是不是真的幸福？非人性的三个人的世界中真的不会起一点点风浪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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