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吏腐败是一种很难避免的社会“病态”，每一个国家也都设置专业与非专业的“医护人员”进行防治。如今的中国社会更是此类病症的“高发期”，防不胜防，治不胜治，前“腐”而后继，此伏而彼起，每年都有大批官员因“腐”而不治身亡！简直成了流行病、常见病和多发病。要按说中国目前可以说是惩治腐败官员数量最多，级别最高的时期，但为什么反而会出现这种现象？据笔者分析，腐败成本低，风险小，利润高；对腐败现象防范不周，监督不力，惩治不严是重要成因。
如今的官员腐败是中国有史以来成本最低，风险最小的时代，也是利润最高的时代，难怪贪官污吏勇于以身试法，屡禁不绝，前赴后继，表现出前所未有的顽强精神。由于人的本性所决定，利益诱惑与承担风险的意识是成正比的，正如马克思所说，利益超过百分之三百，就可以使人铤而走险！如今做官者利润岂止百分之三百，说一本万利都不为过。利润高而风险小，怎能不使人铤而走险！
古代官员更腐败，象著名的大贪官蔡京、严嵩、和绅等等，狂贪聚敛，都有“当国之富”，但他们的腐败成本远远高于我们，一旦败露，轻则抄家、罢官、发配；重则全家抄斩，户灭九族。这几个著名的贪官没有一个得到善终，蔡京、严嵩活活饿死，和绅抄家灭门，让贪官们望而生畏！而如今的反腐却只是象征性地杀了几个高官，多数都免于死罪，而且有判刑越来越轻的趋势，从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官员们的侥幸心理。
49年之后,中共党魁们用严厉手段打击基层腐败，用刘青山、张子善的人头警戒官吏，用群众运动的方式监视官吏，虽然不是长久之计，但那是官员腐败现象最轻微的阶段却是不争的事实，当时几乎没有哪个胆大的官吏敢于弄权来谋一已之私利。如今的防范不周，监督不力也是盛产贪官的成因之一。我们不缺监督的组织机构，缺的是这些组织机构难以发挥实际作用，造成了监督的实际缺失。我们的监督基本上是组织监督和舆论监督。组织监督有人大、政协的程序监督，内部纪检部门监督和财务部门监督；舆论监督主要是媒体监督和群众监督，框架齐全，但如何发挥作用却缺乏经验。
人大说起来权力很大，宪法上赋予了对“一府两院”的任免权和监督权，而实际上对各部门领导人的实际任免权并不在人大手里，充其量是走一个任免的程序，年终审查一下单位领导的述职报告，再提一个建议了事。政协的监督只是参谋性质，更难起到实际作用了。
内部监督难度更大，纪检部门虽然有职责监督同级党委，但他是在部门领导下工作，升迁任免掌握在领导手中，要想让他监督同级党委简直是强人所难了。财务监督更是难以做到，单位领导对财务部门的重视程度超过任何一个部门，用人权在手，一方面稍不对领导心思立即会被撤换；另一方面单位领导都要对财务部门多一分关照，务必使之和领导完全一致。因此，多数财务部门不仅起不到监督领导的作用，在严重违法乱纪的部门，财务部门也是多少有份的。
舆论监督更是可想而知了。现在的腐败分子多数都是高学历、高智商的，作案手段早已今非昔比了，铁桶一般的内部（不是说没有人有意见，而是有意见的人多数不了解内幕），高超的作案手段，内部人都难以说清的事，局外人更是了解不到内情，想监督都无从下手。至于群众监督，更是一句空话了。
正是由于监督的缺失，使官员随意的行使权力，绝对的权力必然导致绝对的腐败，这就是腐败分子产生的主流源头（不再举例，举不胜举），要想彻底根治腐败，就要从源头抓起，让监督真正发挥作用，会在很大程度上对腐败起到抑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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