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咋成了流行病、常见病、多发病?
官吏腐败是一种很难避免的社会“病态”,每一个国家也都设置专业与非专业的“医护人员”进行防治。如今的中国社会更是此类病症的“高发期”,防不胜防,治不胜治,前“腐”而后继,此伏而彼起,每年都有大批官员因“腐”而不治身亡!简直成了流行病、常见病和多发病。要按说中国目前可以说是惩治腐败官员数量最多,级别最高的时期,但为什么反而会出现这种现象?据笔者分析,腐败成本低,风险小,利润高;对腐败现象防范不周,监督不力,惩治不严是重要成因。如今的官员腐败是中国有史以来成本最低,风险最小的时代,也是利润最高的时代,难怪贪官污吏勇于以身试法,屡禁不绝,前赴后继,表现出前所未有的顽强精神。由于人的本性所决定,利益诱惑与承担风险的意识是成正比的,正如马克思所说,利益超过百分之三百,就可以使人铤而走险!如今做官者利润岂止百分之三百,说一本万利都不为过。利润高而风险小,怎能不使人铤而走险!
古代官员更腐败,象著名的大贪官蔡京、严嵩、和绅等等,狂贪聚敛,都有“当国之富”,但他们的腐败成本远远高于我们,一旦败露,轻则抄家、罢官、发配;重则全家抄斩,户灭九族。这几个著名的贪官没有一个得到善终,蔡京、严嵩活活饿死,和绅抄家灭门,让贪官们望而生畏!而如今的反腐却只是象征性地杀了几个高官,多数都免于死罪,而且有判刑越来越轻的趋势,从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官员们的侥幸心理。
49年之后,中共党魁们用严厉手段打击基层腐败,用刘青山、张子善的人头警戒官吏,用群众运动的方式监视官吏,虽然不是长久之计,但那是官员腐败现象最轻微的阶段却是不争的事实,当时几乎没有哪个胆大的官吏敢于弄权来谋一已之私利。如今的防范不周,监督不力也是盛产贪官的成因之一。我们不缺监督的组织机构,缺的是这些组织机构难以发挥实际作用,造成了监督的实际缺失。我们的监督基本上是组织监督和舆论监督。组织监督有人大、政协的程序监督,内部纪检部门监督和财务部门监督;舆论监督主要是媒体监督和群众监督,框架齐全,但如何发挥作用却缺乏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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