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莫斯科广播电台工作多年的维佳，退休后常与我聊天。这次说到一些他认识的老军人们道出的鲜为人知的过去。例如：苏联卫国战争的时候，斯大林下令把监狱里关的重刑犯人（10年至25年徒刑）全部放出来担任残忍的送死队。专门让他们到最危险回不来的地方去打仗送死，那些人90%以上都死掉了！
战争期间，许多壮年红军士兵解决不了性饥渴的问题。部队唯一的女性就是护士或者医生,但是除了当官的，士兵如果与护士发生关系或者强奸护士是要枪毙的。这些憋得登登的男人，就在战场上寻找合法的机会。一位护士刚被打死了，身上冒着热血、热气，大家立刻上去扒掉衣裤，轮流奸淫体温尚存的尸体……
苏联进行氢弹爆炸试验的时候，在计算的不同距离，放下坦克车、动物，远一点的是大批身穿防化服的士兵组成人墙进行活体试验。防化服装的性能质量不可靠、不起作用，许多士兵当场毙命（核辐射后遗症多啦）。然后给家里发信，编造光荣死亡的理由。
今年79岁，吃过人肉的退休军官，中校巴夫洛维奇．童年的经历真悲惨…“吃了很长时间”；“当时很多人都抢着吃，凡是吃的都活了出来，没有吃人肉的大多数活活饿死了！”等等。这话特别震惊了我！
历史上没少听到人吃人的传说，也看过记载和报导，即使文革时期毛泽东的红卫兵在广西发生的人吃人有较翔实的记载报导，也仍然觉得是在报刊上的东西，没有听到，看到吃人者亲自出来说话，总觉得相似神话，距离遥远。这次闻知在身边就有这种奇人奇事，所以决定抓紧采访吃过人的军官。否则人世沧桑，几年过去，现身说法没有了，又变成了悬疑、“只是听说的”。
人肉是血腥的！我想。人吃人是很原始古老的事情，为什么会发生在社会主义苏联？人肉好吃么？怎么样吃人肉？带着这些问题，2006年6月29日11点，我们去拜访这位年事已高的退役军官：亚历山大．巴夫洛维奇中校（以下简称巴），身穿半袖衫便装，精神矍铄地站在楼下迎接我们。进入远东军区司令部军官家属楼，他与老伴的住宅进行采访。
巴中校怎么看也不超过70岁，似古书上所说的鹤发童颜。他不坐沙发，只坐在对面的凳子上，腰背挺直，特别有气质。因为早知来意，愿意公诸于世这段历史，不需要我发问，他就侃侃而谈。
“我父亲的命运特别不好，被迫当兵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一次，他被钉上十字架两次！那是在战争中被德军俘虏。德军对俄国战俘管理宽松，一位战友约他一起逃跑，被抓住了。按规定钉到十字架上两小时惩罚。由于没有找到钉子，改用绳子绑上双臂。
第二次在女房东家密谋逃跑。这次12个人都被抓住了，全部上了十字架。十个人超越了极限，死去了，只剩下了父亲与另外一个人活下来。后来父亲与女房东结婚，并且生了一个儿子，我的德国哥哥。当时的战俘可以在德国随便找女人结婚或者同居。
1923年德国决定遣返全部俄俘。父亲虽然有了妻子儿子，也被遣返回俄。
苏联十月革命后，到处红色恐怖，滥杀无辜，男人缺少。父亲找了一位姑娘结婚生活。他们没有房子，就到乡下住在教堂的一间十几平方米的饲料室内里。出生了我们姊妹四个人：我是老大，余下的三个是女儿。
“十月革命的破坏，经济大萧条，到处是饥荒。无产阶级没有吃的了，只能喊口号了，列宁迫不得不放宽了政策；鼓励农民增加粮食生产，使原始商品交换稍有恢复。到1932年，半数人能够有饭糊口，半数人仍然在挨饿受冻。这是不错的“新经济时期”。
“1933年集体农庄运动开始了！苏联农民更大的苦难也就从那时候发生了。那一年深秋，从城里派出大批工人党员工作队下乡。他们的首要任务是征集粮食。按照党中央命令，‘必须把农村的粮食全部征集上来，装上火车运回城，解决城里（由于只顾革命了）出现的大饥荒和经济萧条。’工作队不顾农村现状。盲目确定指标，硬性规定每家必须缴纳多少粮食，不管你有没有吃的（实际上是到乡下抢劫粮食），不按规定数量缴纳粮食就地枪毙。
“农民有少数把活命粮食藏了起来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工人老大哥’搜查出来一点，也要把人枪毙。（这可不是杀一儆百了，是杀死50%，镇压吓傻另外50%，以便全部抢劫掠夺走）许多农民被先后打死啦。乡村几乎被共产党摧毁了！”
“第二项任务是逼迫所有的农民‘志愿’加入集体农庄。凡听从愿意加入的，可以给一家人留下少量（不过一个月的口粮）；凡是不同意加入的，房屋粮食全部没收，全家人驱逐出户。对于前些年鼓励农民发展生产，先富起来一点的农民，粮食房屋土地全部没收，人被抓走或者杀头，还要安上一个‘新富农’，人民的敌人的罪名。所以后来苏联人几十年产生的惰性，有吃有喝就行了，大家集体贫穷，平均共产。就是那时的血腥教训！”
“那一天我家进来了三名城里来的共产党。其中一个女的，上身穿着皮夹克，腰间挎着一把手枪。（巴中校比划着手枪的位置）他们扫视了一下我们一贫如洗的家庭，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就动手翻动寻找粮食。家里这几天就要断炊了，他们搜查出还可以供我们全家人吃两天的大麦，全部装入口袋；又在一个破木箱里找到了一公斤多散杂粮食，也全部扫入口袋。母亲看着四个嗷嗷待补的孩子，只有这一点维持生命的口粮，就伸手争夺，他们不还给，踢打推倒了妹妹和我，硬性抢劫。母亲手里抓住米袋子不放，用牙齿咬他们的手背。那个女的掏出手枪，雨点般地砸向母亲的头和脸，多处打开花，鲜血喷流。这时候他们三个人坐下来写判决书。并当场宣读：布尔甚维克法庭决定：抗拒交纳粮食，一家人全部枪毙！
“他们分别掏出了手枪…在这最后时刻，是母亲拯救了全家。她拚命地挣脱跑出屋外，大声喊叫：‘共产党员要杀我们了，共产党员要杀我们全家了！’周围农民纷纷拿着铁铲铁叉跑过来把他们围住了。互相对峙，两名男人胆怯了，说：我们现在把他们处死，农民可能把我们也打死了。我们晚上再来执行枪决。说着他们就退却了。什么叫做杀人不眨眼？什么叫做杀人如麻、草菅人命？什么叫做抢劫掠夺，打家劫舍？什么叫做没有人性？世界上没有超过共产党的！
“好心眼的邻居们告诉我们，红色政权必然要来报复，让我们赶快逃命。妈妈去找来了爷爷，他赶来一辆大马车，让我们全家人躺在车上，身上盖上大麦草，然后向上面装了满满一大车牛粪。拉着我们出村庄。（六七十年后，我们兄妹相见，回忆当年死里逃生，鼻子里还有那时候全身浸透粪水留下的浓烈牛粪味道！巴中校用手摁一摁鼻子，似乎就在昨天。）
“村口外与人民为敌的“红色政权”执勤岗哨反复探查，没有发现破绽，认为只是向田里送粪，放过去了。全家人逃到深林里，找到了一个废弃的猎人临时住的小窝棚猫下来。当时全家只有一个大圆面包，（巴中校比划一下大小）我们分吃了两天。
“过去了几天，一点吃的也没有了。爸爸说，‘我是判决书上写着的人，出去就没命了。你是我的大儿子，家里的长子，你回村庄里去寻找点儿吃的吧！’就交给我了一把斧头，一个口袋。母亲还是决定陪我同去。我们走了几户人家，人都没有了。我自己到邻居家，一看13岁的男孩子别佳死在屋子里。就大喊‘妈妈，别佳死了！别佳死了！’（巴中校那凝重的叙述回忆，惊恐呼喊的眼神，与73年前童年时一模一样，仍然慑人心魄！）妈妈让我用斧头砍下他的腿和胳膊回去吃。并且嘱咐我，不能砍脑袋，那就不尊重死人了。我们拖着死人的胳膊和腿回到了森林里。（注：整理采访谈话时发现“父亲交给我了一把斧头，一个口袋”，是否意味着原来就确定了寻找砍死人用的？我后来打电话核对村庄的俄文名字，却怎么也不忍心询问这个动机。）
“从此吃死去的人肉，这是我们唯一能够找到的活命食品。６岁的我（1927年出生）从此负担起养护全家六口人的重担！我每天出去寻找尸体砍下肢体背回来。有一次一条活活饿死的牛，只有皮包骨头，扔在了村庄边。我发现牛肚子已经被狼撕着吃了，就砍大腿砍脖子皮。
“这时候已经进入冬天了,气温在零下25℃～30℃。寒冷异常，村庄里被无产阶级先锋队枪杀死了和饿死的人比比皆是，露天扔在村外无人掩埋，变成冷冻僵尸。半年的长冬，我每天出去寻找尸体和新打死、饿死的人。那时候宣判执行枪决的人家，逃跑出来了部份，躲藏到深林里和其它地方。寻找死人吃活命，是大家唯一的出路。人吃人者已经成帮结伙了。每当村庄里向外扔死人的时候，我们大家趴伏在远处瞧着，等着，等他们走远了，我们一拥而上，纷纷砍剁软绵绵的皮肉……
“一年以后，在一个农庄担任文书的舅舅，给父亲谋职了一个偏僻的山林作护林人，我们才在那里搭起来两间草窝棚栖身。
“在那两三年的期间，躲藏无产阶级专政在白雪覆盖的深山老林，凡是不吃人的都活活饿死了；依靠吃死人的才可能活了下来。不留情的镇压，剥夺和抢劫，真正的民不聊生。”巴中校提高了说话的语气和份量：“我虽然长期吃人肉，但是我可以保证—我没杀死过一个活人，没有吃过活人！”
维佳帮着解释：他一生特别痛恨列宁和斯大林灭绝人性的政策！
我问他：“人肉好吃么？”他正色、肯定地回答：“好吃”！
采访前我想询问一下，人肉香不香？怎么一个吃法？面对着共产历史的受害幸存者，顽强不屈的求生者，食人肉吃僵尸是为了活命，这些话还怎么能问得出口？怎么能够再伤害他的心灵！几天、几个月的尸体，病饿死，枪杀的尸体都要找回来吃，哪里会是什么美味佳肴，仅图活命而已。还能够谈上炒菜，烹调或者下酒么？如果再问他见了死尸害怕不害怕？那更是多余的了！现在我能够想像得出，一个被迫“早熟”的少年儿童，手上、衣服上长年都是污血，不能洗手，没有衣服可换；一定不如现在屠宰场工作的工人身上穿的工作服……
全家人甚至没有棉衣、棉被御寒。冰天雪地的天亮爬起来，面对着外面堆放的死人断肢残臂，告罄了还是够一天果腹；住处周围，堆积如山是人的骨头；一个少年儿童在过膝深，甚至齐腰深的大雪中，挣扎出来奔向远方，寻找各种面孔痛苦死亡的尸体，砍成拿得动的小块拖回来，能再问他‘当时害怕不’？把巴中校的悲惨童年，什么样的小说作家也想像、描写描写不出来的！
1989年在阿穆尔州，一位华裔的房东，70多岁的俄罗斯老太太，曾经向我说，30年代，饥饿的人们在自己土地里挖出一个生土豆吃，立刻被处死！我现在才懂得了它的份量。（按：集体农庄，共产主义道路本来是个死胡同，在30年代就已经看得分明了。可是中国的毛泽东在20年后亦步亦趋苏联领导人的反人民政策，也在中国强行推行合作化和后来的“人民公社”—集体农庄的翻版。毁坏了中国的农业，使人们多少年得不到温饱，生活在饥寒交迫中。还要异想天开地搞“大跃进”—实际上的大倒退。后来饿死了几千万人，也发生了人吃人。如果当年有这位苏联老大哥现身说法，了解到真实情况和后果，也许能够早收敛起祸国殃民的政策？）
巴中校接着说，“被共产党枪决打死的人和活活饿死了的人，太多太多了！卫国战争期间，人们都没有那个时期挨饿、困苦，朝不保夕。这就是走‘集体农庄’道路。
“除了城里派来的共产党员工作队，当地农庄的少数布尔甚维克党员，也加入他们的行列，配合帮助行凶抢劫。村庄里一多半人被打死或者饿死了…能对付活下来的，都是皮包着骨头的骷髅，刮大风一定能够把人吹倒！
“后来知道，确实有少数人成功地隐藏了自己的口粮。他们在工作队掘地三尺搜查的空档，把粮食装到袋子里，沉入河底。躲藏了过去。”
你们那个村庄有多少人？叫什么名字？在什么地方？
“有几万人——最少两万人以上。（维佳插话：那时候的村庄大！）村庄在伏尔加格勒，归萨拉托夫市管辖，名字叫吉亚切夫斯卡。”
说到后来：“妈妈曾经给一户富裕的家庭当过女佣，那户有见识的人家告诉妈妈，‘想方设法让儿子读书吧！’妈妈牢记住这一条出路，把我前后送到远处10几个农庄，更名改姓10多次，终于在建筑大学毕业。我报名当了兵，经过考试授少尉军衔。是部队的建筑工程师。25年的部队生涯领导了好多规模宏大的建设工程。
“1951年开发军事工业新城市‘共青城’，我们到那里。认识了我的太太，我们结了婚。”他的太太看着我在摄影记录，就找出了他在部队穿的军装：肩牌上两条杠两颗星，胸前挂满了各种勋章。太太帮助他穿上，军官的威武庄严立刻显现出来，英雄不减当年。让我继续摄影、拍照。
“我们是同龄人”，他的太太卓娅说。“我们家在毗邻新西伯利亚的阿尔泰地区，名字叫做茨别那依郭勒斯克。那里是高寒地区，冬天的最低气温可以达到-60℃。
“我父亲是最勤劳能干的农民。‘新经济政策’的几年里，父亲盖起了四间大房子，母亲前后生养了我们12个女儿，父亲让她再生，第13个是个男孩子，我们的弟弟。养育15口之家，能够生活富裕多不简单！是‘十月革命后’幸存农村中的能人。
“1933年同样的罪恶政策也施行到我们那里。父亲被定为“新富农”。全家人被扫地出门。房屋财产全部没收，谁让你敢在共产时期先富起来？父亲逃到深山里,免遭处死。
“母亲带领我们13个无家可归的孩子，躲藏到城市潮湿阴暗的地下室里，后来孩子们陆续大了一点，就送到了孤儿院。父亲东躲西藏还是被抓住。让他到军队前线“送死队”。还算幸运，父亲由于能干会做饭当了伙夫。一次大事故烫伤了双腿，才活着回来了…”
79岁的安娜，是位美女。去年在大街上与姊妹穿着自己裁缝的夏装，顺路参观服装设计比赛，被评委发现是最合体的老年时装，发给最佳设计缝纫奖励。
这位“新富农”的女儿，天生遗传基因就是能吃苦、能干。苏联解体以后，年近70岁的她,肩扛手提当“倒娘”，一趟又一趟的跑中国绥芬河,买货回来卖,硬是为50多岁的儿子买下了一套房子！现在的退休金每月4,000卢布，丈夫6,000卢布。
把历史、真实的经历如实地讲述出来，巴中校如释重负。显得松了一口气。我告诉他们，让世人们知道这一段秘闻，也是对历史的贡献和交代。
（编者注：该文部份曾于《开放》杂志刊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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