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多前，在「议报」网站读到一篇林孟熹先生的文章：「错把冯京作马凉——略谈“往事并不如烟”有关刘光华的不实传闻及其他」。
章怡和「往事并不如烟」有关内容如下：
「一九六四年一月的一个周末，光华又回到东四十一条的家里，同级校友姚祖彝突然来访。姚来自上海，学习经济系，父亲是中兴轮船公司总经理，四九年
前在校园里属公子哥儿类型，四九年 后转变很快，曾任学生会副主席，毕业后分配到外贸部海运公司。姚曾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他既非右派，似乎亦非反革命，不知何罪名，此时已解除教养，在京郊一个劳改农场就业。姚告诉刘，他决定南下偷越边境，并邀刘同行。刘闻言大惊，力持不可。姚表示如今妻离子散，孑然一身，一辱再辱，捨此别无他途。刘则坦言，姚此举太冒险，自己虽难，含冤莫白，“但我对这个党，这个制度仍没有完全丧失信心，加以上有高堂，怎能捨母涉险？而且我认为你也不应该这样孤注一掷”。在刘的一再劝说之下，姚勉强表示打消偷渡之想。
不久我来北京，光华一一告我。我立即感到事情不妙，说：“姚三(姚祖彝排行老三)绝对不会听你的，到时他边境被捕，你必被牵连进去，后果不堪设想”。刘问我该当如何？我说唯一的办法是立即举报，以阻止他这个愚蠢的冒险行动。光华长嘆一声：“唉！姚三目前处境已经够惨的了，我何忍落井下石，再蹬上一脚？况且人家对我这样推心置腹，我又怎能背义举报？这有违我一向做人的原则……”。“那你自己怎麼办？姚三肯定光会被抓回来”。我十分焦急，光华无意再争辩，只淡淡地说了句：“反正姚三已经答应打消偷渡之想了”。不过看来他自己亦未必相信姚的话。
不幸得很，事情一如预料，姚祖彝边境被捕，光华因知情不报被发配到黑龙江绝塞苦寒之地，从此开始了他一生最为磨难和艰辛的十二年……」。
当时，我看完林孟熹先生这篇文章，明白他写这篇文章的目的是想澄清偷越国境的不是刘光华，而是另有他人姚祖彝。文章没有提到姚祖彝的死，但隐约看出姚结局很惨，林先生的观点是姚不但罪有应得，而且还连累朋友(刘光华)。我却感到十分痛心：一则为林先生至今仍然为当年建议刘光华「立即举报」姚祖彝感到理所当然、甚至感到自豪而痛心。已经移居海外的林先生至今尚且抱著「卖友求荣有理」的价值观，仍然留在大陆受共產党愚弄的同胞们更可想而知了；二则也为姚祖彝被捕后供出刘光华「知情不报」，联想到当年的共產中国竟然是一个人人为求自保，不惜出卖朋友，全无道义可言的社会而感到悲哀。我为毛泽东共產党数十年来对中华民族传统道德的破坏和对文化人性的摧残，为中华民族几代人道德沦丧到了不知羞耻的地步痛心。为此，忍不住写了一篇文章「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中国人的道德沦丧令人痛心」，发表在「新世纪」等网站上。(有兴趣的读者请参阅)
不久前，读杜高先生「我不再是我」，里面有提到姚祖彝之死的内容，抄录如下：
「一九六二年五月，北京市公安局把经过两年多大饥饉存活下来的几百名右派劳教分子从各个劳改单位集中到北京南郊团河农场，我因咯血编入病号组，不用参加劳动。病号组的另一人负责打扫院内厕所，也不用下地出工，这人是外贸部的英文翻译姚祖彝。
在当时的右派分子劳改队伍里，姚祖彝算得上衣著最整洁的一个，他穿一套工作服、蹬一双长统雨靴，每天把粪挑到菜田去。他沉默寡言，同任何人都不交谈，打扫完厕所就独自靠在地铺上看书。他枕头底下藏著一小罐香港寄来的猪油，每到吃饭时，他就悄悄地把猪油抹在窝窝头上，令我们羡慕不已。因为有猪油，他的腿没有浮肿，还能挑得动粪桶。
一天上午，风和日丽，人们出工去了，院子里很安静。我到院子里晒太阳，看见他把粪桶冲洗乾净，靠在场边上休息，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本很小的书看起来。我走过去问他看什麼书，他把书递给我，是英文袖珍本“傲慢与偏见”。我们愉快地谈起了这本小说，我这才知道他是一九四八年考入燕京大学英文系，一九五二年毕业分配到外贸部当翻译的，他的家人都在香港。我们同在一个组约半年，交谈仅此一次，他因为遵守纪律，改造表现好，不久便解除劳教，离开右派队，调到职工队去了，我同他也就再没见过面。
一九六九年国庆节后，我终於被释放，父亲叫我到南京调养身体，一九七O年春一天，妹妹上街买菜回来神情紧张地对我说，今天要枪毙一批像你一样的劳改释放右派分子，街上都贴了佈告……。我站在南京街头，挤在看热闹的人群里，看著开赴刑场的卡车从我面前驶过。即将被处决的犯人都被綑绑著，身后插著一块牌子，光著头。在短短几秒鐘里，我一下就认出了站在车前头的姚祖彝，我还想再找其他人(这次被处决的犯人竟有四个是杜高在劳改场互相认识的右派朋友——笔者註)，再看他们一眼，但还没有看清楚，车便驶过去了」。
读到这些恐怖情节，令人毛骨悚然。笔者并不认识林孟熹、刘光华和姚祖彝，算来他们都是我的前辈；笔者之所以为之动情，是因为和他们有相似的出身经歷(即将出版的拙作「中国——一个普通家庭的故事」一书里详细记述了六七十年代广东知识青年偷渡香港的情节)。看了上述的几段文字，姚祖彝先生一介上海书生的形象，已经跃然纸上，虽不识，已感怀。想不到仅仅是因为想改变「妻离子散，孑然一身，一辱再辱」的悲惨处境，追求一种自由幸福的生活，去香港和父母兄妹团聚，就被剥夺了人最宝贵的生命！这是什麼样残暴的社会啊！
笔者上面提到的文章发表后，有人发表不同意见，说中共对姚刘等的暴行，彷如「母亲打错了儿子，儿子不应该责怪母亲」，这是典型的为共產党开脱罪行的囈语。在西方文明世界，母亲打儿子是犯罪行为，害死数千万同胞的中共有资格当我们的母亲吗？我们什麼时候承认过？什麼时候投过他一票？还说姚祖彝不属於政治避难，就不应该偷越国境。难道希望永久摆脱社会的迫害和歧视，追求自由幸福的生活都不可以？什麼逻辑！你们可知道，章怡和提到中共权力枢纽彭真，这个主管政法的最高官员，竟然说「到底党大还是法大，连我也说不清楚」；在清华大学当有学生问到为什麼有「出身不好」的人高考达到分数线仍未被录取时，彭真竟恶狠狠地回答说：「我们的大学就是没有你们的位子」！难道让这样既不懂法，又将国家视作党產的恶霸官僚来统治我们的国家，掌控我们的生命和自由，你会甘心吗？刘光华先生当年说：「我对这个党，这个制度仍没有完全丧失信心」，经过这麼多年的体会，刘先生们对「这个党，这个制度」还有信心吗？
笔者希望林孟熹先生、刘光华先生、姚祖彝先生其他的朋友同学以及在香港的家人勇敢地站出来，告诉大家关於姚祖彝先生的故事，让全世界的中国人不要忘记他，不要忘记千千万万类似姚祖彝先生被暴政迫害至死的同胞，不要忘记中华民族经歷过怎样的民族灾难，永远避免任其重演！
(写於18/9/06)
章怡和「往事并不如烟」有关内容如下：
「一九六四年一月的一个周末，光华又回到东四十一条的家里，同级校友姚祖彝突然来访。姚来自上海，学习经济系，父亲是中兴轮船公司总经理，四九年
前在校园里属公子哥儿类型，四九年 后转变很快，曾任学生会副主席，毕业后分配到外贸部海运公司。姚曾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他既非右派，似乎亦非反革命，不知何罪名，此时已解除教养，在京郊一个劳改农场就业。姚告诉刘，他决定南下偷越边境，并邀刘同行。刘闻言大惊，力持不可。姚表示如今妻离子散，孑然一身，一辱再辱，捨此别无他途。刘则坦言，姚此举太冒险，自己虽难，含冤莫白，“但我对这个党，这个制度仍没有完全丧失信心，加以上有高堂，怎能捨母涉险？而且我认为你也不应该这样孤注一掷”。在刘的一再劝说之下，姚勉强表示打消偷渡之想。
不久我来北京，光华一一告我。我立即感到事情不妙，说：“姚三(姚祖彝排行老三)绝对不会听你的，到时他边境被捕，你必被牵连进去，后果不堪设想”。刘问我该当如何？我说唯一的办法是立即举报，以阻止他这个愚蠢的冒险行动。光华长嘆一声：“唉！姚三目前处境已经够惨的了，我何忍落井下石，再蹬上一脚？况且人家对我这样推心置腹，我又怎能背义举报？这有违我一向做人的原则……”。“那你自己怎麼办？姚三肯定光会被抓回来”。我十分焦急，光华无意再争辩，只淡淡地说了句：“反正姚三已经答应打消偷渡之想了”。不过看来他自己亦未必相信姚的话。
不幸得很，事情一如预料，姚祖彝边境被捕，光华因知情不报被发配到黑龙江绝塞苦寒之地，从此开始了他一生最为磨难和艰辛的十二年……」。
当时，我看完林孟熹先生这篇文章，明白他写这篇文章的目的是想澄清偷越国境的不是刘光华，而是另有他人姚祖彝。文章没有提到姚祖彝的死，但隐约看出姚结局很惨，林先生的观点是姚不但罪有应得，而且还连累朋友(刘光华)。我却感到十分痛心：一则为林先生至今仍然为当年建议刘光华「立即举报」姚祖彝感到理所当然、甚至感到自豪而痛心。已经移居海外的林先生至今尚且抱著「卖友求荣有理」的价值观，仍然留在大陆受共產党愚弄的同胞们更可想而知了；二则也为姚祖彝被捕后供出刘光华「知情不报」，联想到当年的共產中国竟然是一个人人为求自保，不惜出卖朋友，全无道义可言的社会而感到悲哀。我为毛泽东共產党数十年来对中华民族传统道德的破坏和对文化人性的摧残，为中华民族几代人道德沦丧到了不知羞耻的地步痛心。为此，忍不住写了一篇文章「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中国人的道德沦丧令人痛心」，发表在「新世纪」等网站上。(有兴趣的读者请参阅)
不久前，读杜高先生「我不再是我」，里面有提到姚祖彝之死的内容，抄录如下：
「一九六二年五月，北京市公安局把经过两年多大饥饉存活下来的几百名右派劳教分子从各个劳改单位集中到北京南郊团河农场，我因咯血编入病号组，不用参加劳动。病号组的另一人负责打扫院内厕所，也不用下地出工，这人是外贸部的英文翻译姚祖彝。
在当时的右派分子劳改队伍里，姚祖彝算得上衣著最整洁的一个，他穿一套工作服、蹬一双长统雨靴，每天把粪挑到菜田去。他沉默寡言，同任何人都不交谈，打扫完厕所就独自靠在地铺上看书。他枕头底下藏著一小罐香港寄来的猪油，每到吃饭时，他就悄悄地把猪油抹在窝窝头上，令我们羡慕不已。因为有猪油，他的腿没有浮肿，还能挑得动粪桶。
一天上午，风和日丽，人们出工去了，院子里很安静。我到院子里晒太阳，看见他把粪桶冲洗乾净，靠在场边上休息，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本很小的书看起来。我走过去问他看什麼书，他把书递给我，是英文袖珍本“傲慢与偏见”。我们愉快地谈起了这本小说，我这才知道他是一九四八年考入燕京大学英文系，一九五二年毕业分配到外贸部当翻译的，他的家人都在香港。我们同在一个组约半年，交谈仅此一次，他因为遵守纪律，改造表现好，不久便解除劳教，离开右派队，调到职工队去了，我同他也就再没见过面。
一九六九年国庆节后，我终於被释放，父亲叫我到南京调养身体，一九七O年春一天，妹妹上街买菜回来神情紧张地对我说，今天要枪毙一批像你一样的劳改释放右派分子，街上都贴了佈告……。我站在南京街头，挤在看热闹的人群里，看著开赴刑场的卡车从我面前驶过。即将被处决的犯人都被綑绑著，身后插著一块牌子，光著头。在短短几秒鐘里，我一下就认出了站在车前头的姚祖彝，我还想再找其他人(这次被处决的犯人竟有四个是杜高在劳改场互相认识的右派朋友——笔者註)，再看他们一眼，但还没有看清楚，车便驶过去了」。
读到这些恐怖情节，令人毛骨悚然。笔者并不认识林孟熹、刘光华和姚祖彝，算来他们都是我的前辈；笔者之所以为之动情，是因为和他们有相似的出身经歷(即将出版的拙作「中国——一个普通家庭的故事」一书里详细记述了六七十年代广东知识青年偷渡香港的情节)。看了上述的几段文字，姚祖彝先生一介上海书生的形象，已经跃然纸上，虽不识，已感怀。想不到仅仅是因为想改变「妻离子散，孑然一身，一辱再辱」的悲惨处境，追求一种自由幸福的生活，去香港和父母兄妹团聚，就被剥夺了人最宝贵的生命！这是什麼样残暴的社会啊！
笔者上面提到的文章发表后，有人发表不同意见，说中共对姚刘等的暴行，彷如「母亲打错了儿子，儿子不应该责怪母亲」，这是典型的为共產党开脱罪行的囈语。在西方文明世界，母亲打儿子是犯罪行为，害死数千万同胞的中共有资格当我们的母亲吗？我们什麼时候承认过？什麼时候投过他一票？还说姚祖彝不属於政治避难，就不应该偷越国境。难道希望永久摆脱社会的迫害和歧视，追求自由幸福的生活都不可以？什麼逻辑！你们可知道，章怡和提到中共权力枢纽彭真，这个主管政法的最高官员，竟然说「到底党大还是法大，连我也说不清楚」；在清华大学当有学生问到为什麼有「出身不好」的人高考达到分数线仍未被录取时，彭真竟恶狠狠地回答说：「我们的大学就是没有你们的位子」！难道让这样既不懂法，又将国家视作党產的恶霸官僚来统治我们的国家，掌控我们的生命和自由，你会甘心吗？刘光华先生当年说：「我对这个党，这个制度仍没有完全丧失信心」，经过这麼多年的体会，刘先生们对「这个党，这个制度」还有信心吗？
笔者希望林孟熹先生、刘光华先生、姚祖彝先生其他的朋友同学以及在香港的家人勇敢地站出来，告诉大家关於姚祖彝先生的故事，让全世界的中国人不要忘记他，不要忘记千千万万类似姚祖彝先生被暴政迫害至死的同胞，不要忘记中华民族经歷过怎样的民族灾难，永远避免任其重演！
(写於18/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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