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厚重复杂的土地利益面前,“故土情结”往往被误为矫情的呻吟;但即使作为社会运行的平衡,也需要一种科学的全面统筹的观念避免整个城市陷入功利泥沼,需要一种共识维护城市记忆和遗存。
北京的土地变迁之所以受到格外的关注,不仅因其文化古都,更因为其身为京畿,提供示范。
1267年,忽必烈于燕京营建新都城———元大都。
新都城参用了儒家经典《周礼.考工记》中“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每边开三门),国中九经九纬(城中干道九纵九横),经涂九轨(纵向的干道可并行九辆马车),左祖右社,面朝后市”的理想描述。
皇城以大宁宫太液池中的琼华岛为中心,西岸是太后居住的隆福宫和太子居住的兴圣宫。东岸是“大内”。大内南部是以大明殿为中心的举办典礼朝会的外朝区,北部是以延春阁为中心的日常办公和生活的内廷区。大内以北是御花园。太庙建在城东,即“左祖”,社稷坛建在城西,即“右社”。主要的市场设在城西北部积水潭北岸的“斜街市”,即“后市”。因积水潭是大运河的终点,是货物集散地,适于交易。此外还有东市、西市。
1271年,忽必烈将国号“蒙古”改为“大元”,忽必烈由蒙古大汗成为大元皇帝,即元世祖。
1272年,忽必烈还将正在建设中的新都城由“中都”改称为“大都”。
1274年,大都的宫殿建成,这年正月初一,忽必烈在新宫殿中举办大典,接受百官朝贺。而这朝贺的礼仪制度,也是刘秉忠制定的。
大都城继续施工,至1276年基本建成。
北京建城史有3000年。从忽必烈营造元大都算起,也有近800年。那时的元大都的营造几乎都不存了,但元大都并没有消失掉,现在,它就活在胡同里。北京长安街以北的每一条胡同都和这座800年的古都有关,北京的胡同活着,元大都也就活着。
考古学家说,胡同是一个出现在元代的名字,它的原意是“帐篷与帐篷之间的通道”。胡同被忽必烈营造元大都时广泛地应用。
在现在胡同在一条一条地消失。因为胡同的消失,北京正在改变着模样。
一条胡同,一个活着的元大都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徐苹芳的眼里,孟端胡同不是一条普通的胡同。它是一条有800年历史的胡同,是活着的元大都。
1964年至1974年的十年间,他做了一项工作,在元大都光熙门到北土城之间进行钻探考古,证实了北京长安街以北的街道都是元大都城的旧街。此发现表明,明清的北京城因袭了元大都的规划设计格局,将北京城的历史延长到800年。
元代房子的式样和风格留下来了,街道和胡同都没有变,它们还是原来的样子。这就是北京的风格、风貌。
2004年的某一天,北京西城孟端胡同里的最后一盏灯灭了。
孟端胡同在北京城成千上万条胡同里是一条普通的胡同,在这个胡同存在的几百年里,住过王侯但也住着寻常的百姓。
2004年12月,是它的最后的日子,以后世上再无孟端胡同的存在了,周边的几十条胡同也随之在北京的地图上永远地失去。
相伴了一生的老邻居散了,长了上百年的古树倒了,古老的灰砖灰瓦的房子拆了,一条胡同消失了。
一组三所大院“孟端45号”正在迁建中。围绕这所建筑曾进行过长达4年的拆除与保留的争论。尽管国家文物局局长称誉说,“我看过北京260多个四合院中,这个院子是上上品”,它最后的命运仍是迁建他处。
2004年12月3日上午11时,天气寒冷,75岁的清华大学建筑学教授陈志华大老远从清华赶来看孟端45号的迁建。
一个工人站在3米高的墙头,手拿十字镐,用力刨下去,往外一别,一大片灰色的方砖夹着尘土从3米高的墙上轰然坠下。
站在围板外的陈老先生大怒,大吼起来:“快停下来!有这么迁建的吗?老砖的边角要碎的!”没有人理会这位白发老人的呼喊,包工头和工人们连认都不认识他。孟端胡同就这样在一个寒冷的冬日寂灭了。
其实这样的结果,孟端胡同里的老居民早就预感到了。
2003年年底,记者走进孟端胡同的一个小院里,一对老夫妻正在忙碌,他们在拆祖传老屋内的老隔扇门。
那门是由一块块木雕花组成的,有葫芦、花篮、变形的福寿纹。他们不知道是什么年代留下来的,只是知道这是个“老东西”,毁了就没有了,想保留下来。妻子把拆下的一组组雕花托在手掌上,让记者看,赞叹着古老的工艺:“整个门没有一根铁钉,雕花全是嵌上去的。”
2004年9月9日,孟端胡同37号的人们搬离了居住了将近70年的老屋。男主人说:“我们是一步三回头走的。”走之前,他们提前打下了院子里核桃树上的果实。
“这是最后的收成了”,他们让果实铺满一地,用照相机照下这一切,还请人给房子前前后后都录了像,全家老小在家门口的石门墩前留了影。
“一个星期后,我回来看我的房子,发现它们已经永远地不在了。”这个60多岁的男人伤感地说。
停泊在梦里的胡同
徐苹芳摊开三张地图———元大都图、明北京图、清北京图,三个朝代里皇家宫阙发生很大变化,但北京的中轴
线没有变,街道依然是元大都定下的九经九纬纵横18条道路,北京的胡同也没有变,在长安街以北它们整齐地排列着,东西两道城门之间,平等布置着22条东西向平行的胡同,胡同之间的距离是相等的,都是79米,靠大街的头一条胡同宽一点,达100米。这条规律就如同音乐的主旋律一样,在长安街以北的旧城内反复出现。
孟端胡同就是这些平行排列的胡同中的一条。元大都被笔直的纵横大街分割出来的胡同方区被称为“坊”。唐长安的坊有坊墙,如一个个城堡,坊门晨开暮关;元大都则用幽静的胡同代替了坊墙。在明代的地图上,南阜城门内大街北到复兴门大街的孟端胡同所属的方区被称作“金成坊”。
孟端胡同没有了,曾经住在那时的老邻居们都四散而去。仅仅过去几个月,当我们试图联络曾经拜访过的人家时,发现很多人再也找不到了。就像一棵大树失落的叶子,很难确定它们漂泊的方向一样,这些出生在这里长大在这里,彼此相伴着几乎度过一生的人瞬时间已是陌路。
经过辗转努力,我们联系到了四家,一家搬去了河北,一家在大兴县城,一家在距大兴县城10公里的农村,只有一家还留在北京城里,住在北京城的南部。
“我们都是一块长大的,上的是广宁伯街小学,我们每天从一条细得只能穿过去一人的斜胡同里穿过去就到学校了,华嘉胡同住着苏老师,她是我们的小学老师,她现在还活着,现在也不知搬到哪里去了。”一位70岁的老人向记者回忆童年。
“我不再想孟端胡同了。”一位60岁的大妈说。“是不想还是不愿意想?”记者追问。“不愿去想。”大妈回答的时候,把“不愿”二字咬得很重。白天不去想,但夜晚孟端胡同就会重回梦里。“孟端胡同长在梦里了,梦里的孟端胡同和小时候一模一样啊!”老人长叹。
“我每回进城(现住在大兴),都会去看看。我沿着武定胡同慢慢地走,(实际上武定胡同已经变成了一条大马路)转到锦什坊街,看看齐白石故居,再转回孟端胡同。什么也看不着了,但不去心里空落得慌。”大妈说这些话的时候反而像梦游一样。
居民的记忆,能够连缀出一条胡同的历史,一座北京城的将近100年历史。因为有人的气息有人的故事,这历史饱满、鲜活而生动。
这是一所由三组平行的四合院组成的大院子,它在整个孟端胡同里显示出特别之处:大门宽大,门口立着两个石制的门墩,门两侧立着拴马柱———房屋旧主人非一般的身份。
一位老太太居住这里已经60年了,在她的记忆里,这所四合院的特别之处是院子里没有树,树都植在院子的四周,而且都是果树,海棠、桃、柿子、枣、白果、核桃……让人时时感觉到安全与丰足。
“拆的时候白果树已经有一人合抱那么粗,应该有上百年了,我们打白果的时候,还在感叹这是最后一年的收成了,记得小时候,白果当药材治过不少人的病。”
24间房位于整套四合院的正中间,一个大家族居住在其中,这是中国人的平生理想,就是“置家”。
在她的记忆里,不少于十个孩子出生在这所院子里,父亲精心经营着他的家,院子的中间是一个大花坛,种着太平花和美人蕉,他们兄妹白天在院子里学骑车,晚上躺在院子里数星星。
1958年到“文革”是北京胡同里的四合院变化巨大的另一个时期,政府号召居民将自己的房子腾出来出租或由政府经租,然后是产权上交,私产变为公产,再后来是四合院里居住的人越来越多,房屋失修迅速朽坏。
1980年代落实政策,她艰难地要回了几间自己的房子,但很快墙上就写上了拆字。
无处安放的胡同文化
谁懂北京的胡同?在现代的高楼面前,一条条胡同看上去都是灰头土脸的样子,但它们却是一个活着的世界上最伟大的800年古都的细胞,是一个从历史深处一直活到现在的都城的印迹。每一条胡同都有一个它自己的文化,每一条街都有它自己的韵味,当一个又一个细胞破灭,一条又一条胡同消失,便是800年古都的死亡。
孟端胡同在元代已经有了,孟端这个名字在明朝的北京地图上就已经标识了。在这个区域里消失的不仅仅是一条孟端胡同,还有大盆胡同、小盆胡同、武定胡同等几十条胡同,是整个坊区的消失。
记者找到了一年前把自己家隔扇门上的雕花收藏起来的那对老夫妇,那五组古老的隔扇门现在安装在他们在大兴农村的新家里。这是他们从北京城的旧居里带出的惟一物件。记者惊叹于它安装在农民的瓦房里竟也那么地妥帖,隔扇门被小心地擦拭过,更显古老风韵。
他们的经济状况甚至买不起大兴县城的房子,他们不愿意拖累子女,就住在乡下农民的房里。
“我喜欢四合院的感觉,乡下可以住院子,你看我特意保留了屋子的高台阶,这和孟端胡同我家的高台阶一样。门口常常也有叫卖声,让人感觉好像是孟端胡同里的叫卖一样。”
在他们记忆里最鲜活的是在胡同里叫卖的带着露水的红草莓,相邻的护城河里游动的小虾,锦什坊街上的热闹。
除了记忆还是记忆,孟端胡同里所承载的几百年历史无处安放。孟端胡同的西头是一座王府,也就是孟端45号三组大院,另一头是热闹的锦什坊街,再往前是齐白石故居,故居往北又是一座王府———顺承王府。“只有我们这一代人还记着孟端胡同的样儿,等我们老了走了,孟端胡同就真的死了”。
希望胡同不仅仅停泊在梦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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