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怀疑“乞丐年收入十万”之类的报道，四川曾颖花了三天时间，分别跟随三个乞丐去乞讨，全程记录了他们得来的每一分钱。第三天，曾颖跟随的王某习惯冒充瘫痪病人趴伏在地上乞讨，曾被一家媒体将他从家中出门、骑自行车“上班”、边吃早餐边看报纸，换衣化妆的过程全拍下来曝了光，曾颖是通过他儿子就读的民工学校的老师找到王某的。王某趴伏乞讨时，曾颖躲在暗处窥探，发现从王某身边走过的人连停下来看一眼的都很少，一天下来大小零钞加起来还不足17元。曾颖问他去找个正经工作做，他却憨憨地一笑说：做过，三百元一个月，还兑不了现。（四川曾颖：《“乞丐收入比白领高”是别有用心的谎言》，2006-9-30，“关天茶舍”）
曾颖所跟踪的三个乞丐都是被媒体报道过的“知名乞丐”，这第三个王某还兼有行骗的成分，然而行乞所得也依然这么可怜。看来所谓“乞丐年收入十万”的报道，也跟八十年代中期“摆个小摊，胜过县官；喇叭一响（指个体司机），超过省长；全家做生意，赛过总书记”的顺口溜一样，当不得真。
曾颖的体验是符合我们的生活经验的：当你在天桥上、地铁口遇到乞丐的时候，你有多少次从手提袋里后口袋里找出一、两枚硬币给他们？我们行色匆匆，我们没有相信陌生人的习惯。然而为了这点可怜的收入，他们宁可低三下四，宁可穿着破烂的衣服，甚至宁可长时间趴伏在地上冒充残废！这并不是个让人舒服的动作，不信你趴两个小时试试？这一切曾经让我百思不得其解，然而乞丐王某简单的一句话就给出了全部答案。民工的工资如今在四川也许从王某工作时的三百涨到了五百，但不时上演的“民工跳楼秀”表明，拿到这点微薄的工资有多么困难！就是顺利拿到了工资，再加上“386170部队”（妇女、儿童、老人）种地的收获，也只够吃饭、穿衣和孩子接受“义务教育”，想上大学是没门的，生了病也只能“小病拖，大病磨，看不起医师请神婆”。遍地乞丐的背后是“血汗工厂”和“民工跳楼秀”，“血汗工厂”的背后是更加血汗的农村。
大约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开始，每次回湖南临湘县城我父亲家过年，我都被接踵而至的乞丐烦得不行，尤其是对吃午饭时顽强地敲门的乞丐感到非常的愤怒。我那时觉得这些人又不缺胳膊少腿，却明知人家不高兴还要来骚扰，为了一、两角钱而放弃做人的尊严，十分可鄙。为了避免骚扰，许多家庭的木门用暗锁，外面的铁栅栏防盗门则用明锁，吃饭时从里面把手伸出去将防盗门锁上，给人以主人不在家的假象。一些家庭甚至只有亲友来访或晒太阳时才打开铁门，而湖南冬天有太阳的日子又非常少，整个春节期间全家人几乎都被集体“囚禁”在铁门里。感谢曾颖，感谢王某，今天我总算对那些乞丐多了一份理解，今年春节我将劝说我的父亲不再自我“囚禁”。
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去年9月西南大学文学院大三女生陈易隐瞒其检察官母亲有医疗保险等事实，以“卖身救母”的网名在天涯社区为其母可能要做的二次肝移植募捐，在媒体推波助澜之下，短短一个月就募得捐助约十万元。网友“八分斋”自费赴重庆调查，揭露了陈母有医疗保险、陈易生活奢华等事实，舆论大哗。陈母决定做二次肝移植手术，但尚未进行二次移植就死于血管造影手术，舆论在媒体的推动下迅速逆转，陈易获得了广泛的同情，“八分斋”被许多人谴责为杀人不见血的凶手。
与街头或上门的行乞相比，利用互连网、报刊、电视募捐或行骗产生的问题要严重得多。但国内媒体显然更愿意揭露、抨击普通乞丐，民众似乎也更乐意为这种远程的大规模行乞掏腰包。是我们在生活中上当太多以至于只能依靠远方的陌生人才可信的幻觉生存，还是媒体为掩盖自己的失误在继续欺骗民众？或者，无论是媒体还是其受众，都在根据“上等人”和“下等人”身份的不同而对同样的行为采用不同的评价标准？保姆偷主人十块钱是贼，县长只贪污受贿公款一千块绝对是清官！有时我自己也这么认为。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曾颖所跟踪的三个乞丐都是被媒体报道过的“知名乞丐”，这第三个王某还兼有行骗的成分，然而行乞所得也依然这么可怜。看来所谓“乞丐年收入十万”的报道，也跟八十年代中期“摆个小摊，胜过县官；喇叭一响（指个体司机），超过省长；全家做生意，赛过总书记”的顺口溜一样，当不得真。
曾颖的体验是符合我们的生活经验的：当你在天桥上、地铁口遇到乞丐的时候，你有多少次从手提袋里后口袋里找出一、两枚硬币给他们？我们行色匆匆，我们没有相信陌生人的习惯。然而为了这点可怜的收入，他们宁可低三下四，宁可穿着破烂的衣服，甚至宁可长时间趴伏在地上冒充残废！这并不是个让人舒服的动作，不信你趴两个小时试试？这一切曾经让我百思不得其解，然而乞丐王某简单的一句话就给出了全部答案。民工的工资如今在四川也许从王某工作时的三百涨到了五百，但不时上演的“民工跳楼秀”表明，拿到这点微薄的工资有多么困难！就是顺利拿到了工资，再加上“386170部队”（妇女、儿童、老人）种地的收获，也只够吃饭、穿衣和孩子接受“义务教育”，想上大学是没门的，生了病也只能“小病拖，大病磨，看不起医师请神婆”。遍地乞丐的背后是“血汗工厂”和“民工跳楼秀”，“血汗工厂”的背后是更加血汗的农村。
大约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开始，每次回湖南临湘县城我父亲家过年，我都被接踵而至的乞丐烦得不行，尤其是对吃午饭时顽强地敲门的乞丐感到非常的愤怒。我那时觉得这些人又不缺胳膊少腿，却明知人家不高兴还要来骚扰，为了一、两角钱而放弃做人的尊严，十分可鄙。为了避免骚扰，许多家庭的木门用暗锁，外面的铁栅栏防盗门则用明锁，吃饭时从里面把手伸出去将防盗门锁上，给人以主人不在家的假象。一些家庭甚至只有亲友来访或晒太阳时才打开铁门，而湖南冬天有太阳的日子又非常少，整个春节期间全家人几乎都被集体“囚禁”在铁门里。感谢曾颖，感谢王某，今天我总算对那些乞丐多了一份理解，今年春节我将劝说我的父亲不再自我“囚禁”。
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去年9月西南大学文学院大三女生陈易隐瞒其检察官母亲有医疗保险等事实，以“卖身救母”的网名在天涯社区为其母可能要做的二次肝移植募捐，在媒体推波助澜之下，短短一个月就募得捐助约十万元。网友“八分斋”自费赴重庆调查，揭露了陈母有医疗保险、陈易生活奢华等事实，舆论大哗。陈母决定做二次肝移植手术，但尚未进行二次移植就死于血管造影手术，舆论在媒体的推动下迅速逆转，陈易获得了广泛的同情，“八分斋”被许多人谴责为杀人不见血的凶手。
与街头或上门的行乞相比，利用互连网、报刊、电视募捐或行骗产生的问题要严重得多。但国内媒体显然更愿意揭露、抨击普通乞丐，民众似乎也更乐意为这种远程的大规模行乞掏腰包。是我们在生活中上当太多以至于只能依靠远方的陌生人才可信的幻觉生存，还是媒体为掩盖自己的失误在继续欺骗民众？或者，无论是媒体还是其受众，都在根据“上等人”和“下等人”身份的不同而对同样的行为采用不同的评价标准？保姆偷主人十块钱是贼，县长只贪污受贿公款一千块绝对是清官！有时我自己也这么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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