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5日，几十位华府侨民在美国国会山举办“天灭中共、诉苦讨共”、“声援一千四百万中国民众三退”的公共集会。
中共邪灵附在中国人体内的恐惧中
公众集会召集人、美国天主教大学聂森教授说：“中国共产党的邪灵是附着在中国人体内的恐惧中、附着在 当代中国人的文化中，人们公开控诉中共，就是突破看不见、摸不着，却实实在在能让人感触到的恐惧，而这恐惧正是中共邪恶的藏身之地，广传九评，更多人公开 控诉中共、咒骂中共，中共必然会自动解体。”
一位来自上海的游客沈女士说，看到这样的场面太好了。出生在70年代的沈女士说，她对以前发生的很多事情都不了解，尤其对中国年轻人来说，这些都是鲜为人知的历史。沈女士说，中共不会告诉你这些的。
沈女士的先生是美国人，他以前经常与沈女士讨论一些中国发生的事件，但是每一次他们俩都很不开心，因为看法完全不同，今年沈女士有机会来到了美国，了解了很多事实，沈女士发现她的先生告诉她的都是真的，她希望所有的中国人都能知道真相。
美 国人类健康关怀协会会长庞玉滨医生说，诉苦讨共是中国人的天赐良药，在中国这个最复杂的环境里，中国人所经历的苦难太深太重。中国人通过诉苦可以得到解 脱。九评道解中共，让中国民衆找到痛苦的根源，看清中共的骗局。民衆认清中共邪恶本质，説出内心的痛苦，是摆脱恐惧、远离中共，远离邪恶的过程。
抗战时期共匪烧杀奸淫
年逾七旬的李玉珍老人讲述了他的家乡湖北长江流域的民众在抗日战争期间的经历。
李玉珍说，抗日 战争，共产党不打日本人，大土匪打小土匪，扩大它的队伍和地盘。日本人实行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而共匪烧、杀、奸、淫一应俱全。上边飞机轰炸，下 边共匪抢劫，百姓非常痛恨共产党。当时当地百姓流行这样的说法“杀人魔王毛泽东，烧杀成性卖祖宗，牵口老猪来起哄，共产共妻钻蛇洞。”
李 玉珍说，他们家被日本人抢占，成了日本兵的司令部，他们被迫流亡。他的父亲只好以卖盐卖棉花为生，有一次，共产党把他父亲的过江证误认为是情报证，他父亲 被共匪往死里整，肚子灌上水，上面压上石头，再压上盐袋，肠子都要压出来了。后来当地农民跪在整人的人面前为他父亲求饶，才把他放过了。
李玉珍说，你说共产党该不该灭呀？丧尽天良，做了很多坏事，天灭共产党是一定的。“上山下乡”毁了一代知识青年
维吉尼亚州会计师谢先生代表中国知青一代讲述了他们所遭受的迫害。
谢先生说，中共在1968年文革开始前，搞起上山下乡运动，中学生不许读书全部被迫下乡，谢先生的两个姐姐都被送到了东北农村。谢先生小时候患有心脏病，但中国的医生在中共的高压政策之下，丧失了医德，开假诊断，谢先生也被送到了东北农村。
谢 先生说，中共为了转嫁危机，解决青年人住房、工作和吃饭的问题，甩掉这个包袱，把这批十几岁的孩子都送到农村，每天干十几个小时的活，吃的却是发霉的食 物。他们的集体户有三名女青年得了癌症，最大的才19岁。还有些青年人不堪肉体和精神的负荷，自杀身亡。五名女孩子，手拉着手跳下悬崖。
谢先生说，当时中国几千万人都经历过这段共同的苦难。
恩爱夫妻被逼离婚
马里兰州居民、退休外科医生陶先生讲述了文革期间，中共逼迫他与他太太离婚的三年遭遇。
陶先生和太太在同一家医院工作，他是外科医生，太太是护士，他们有两个孩子。
陶先生的太太是下乡知识青年，由于出身不好，文化大革命时受到了冲击，被扣上莫须有的罪名，整天挨批斗。最后就变成一味地逼迫陶先生与他太太离婚，划清界限。
陶 先生说，他们用流氓手段，把刚刚从卫校分到医院的两个年轻姑娘介绍给他，让他随便挑。陶先生坚持不肯离婚。夫妻被强行拆散，住在单身宿舍，孩子送走。从早 到晚有人监视，不许他们在一起生活，不许见面，她太太被迫在厨房里干最苦最累的活，陶先生也不允许进手术室，被迫到菜园种菜，不明真相的群众可以随手打他 耳光，夫妇俩完全失去了做人的尊严。
陶先生说，“就是这样，我还是坚持不离婚，因为我觉得做人应该有自己的道德，人家既然没有做坏事， 结婚就应该有责任感，她也不是坏人，她已经受到这么大的苦难，我怎么能再雪上加霜呢？他们威逼我，每天白天大会批我太太，晚上小会批我。他们让我在党票和 老婆之间做出选择，我说这不矛盾，结果他们强行开除了我的党籍，这样的生活持续了三年多。”
陶先生说，四人帮倒台后，他们又要给我恢复党籍，当时我根本不想要这个党籍，我已经看透了共产党的邪恶本质和流氓嘴脸，我不愿意做它的成员，这是一种耻辱，我不愿与他们为伍，但是在他们的淫威之下，不要还不行，只好违心地要了这个党票。
陶先生说，现在来到了美国，好不容易盼到了九评奇书，好不容易盼到了退党大潮，所以我刚刚一听说有退党的事情，立刻就请别人帮我发表了退党声明，坚决与这个邪恶的党一刀两断。关押15载 高级工程师妻离子散
维吉尼亚州居民王女士讲述了她的全家被共产党迫害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王 女士的父亲是国民党高官，在一家铁工厂担任高级工程师，会六国语言。在文革反右斗争时，他被打成右派，抓进监狱，判了十年徒刑。父亲被抓走以后，全家老小 没有了生活来源，他的母亲原来也是高级知识份子，为了生活，只好在环卫局当清洁工，半夜出去扫马路，她的手结了厚厚的一层老茧。由于出身不好，几个子女都 受到了牵连，有的远嫁他乡，有的下放农村。
15年后共产党要释放他的父亲，王女士说，“当我们几个子女见到他时，已经不敢相认，他从一个高大英俊的美男子变成了一个半身不遂、满面苍白的老人。我们上前抱住他，哭声震动了在场的所有人。”
他 的父亲一次在建筑工地挑两土篮砖，上四层楼跳板的时候，一下子昏倒了，从四层楼掉了下去。还有一次在水库干活，在水里泡了三天三夜，他最后支撑不住，一头 载在水里，后来他醒过来了。他的父亲说，他一次次地从死亡中挣扎着活了过来，因为他心中存有一念，要活着出去，见到他深爱的儿女。
王女 士的父亲最不能接受的是，看到儿女不理解他们反而怨他们。几个子女在这个家庭从小到大，没有自我，没有尊严，只能低三下四，看别人眼色，他们一直在埋怨为 什么生在这样的家庭，有这样的父母，却没有想到是中共邪党迫害了他们。他的父亲1976年得脑溢血去世，含恨而死。
王女士说，我不能原谅我当初的自己，现在回想起来觉得对不起父亲。我们不会忘记，这是共产邪党的迫害，造成我们家破人亡，我要告诉世界上所有人，共产党是个魔鬼，我要对父母说声对不起，他们的在天之灵和一切被中共邪党迫害死的好人，让他们安息吧，我们要解体中共。浙大医学博士控诉中共恐怖洗脑术
中国浙江大学医学博士，现在美国从事医学研究的张宇伟女士在集会上回忆了出国前的痛苦经历，一夜之间，她从一个浙江大学的一等奖学金的候选人，一下子成了人人轻视，人人远离，人人批评的对象。原因就是因为她要讲一句真话，“法轮大法好，我还要炼法轮功。”
张 宇伟说，自那时起，我真正知道了什么叫恐惧。我被隔离在一个小房子里，由两个所谓根红苗正的帮教干部24小时跟着，轮番找我谈话，要求我做所谓的作业。而 那个作业题目，就是攻击法轮功的话，还要求你必须抄写下去。我们被强迫看编织的谎言节目，那些节目充斥着杀人，自杀，发狂的血腥场面，让我一闭上眼就是这 些东西。那时伴随着各种精神压力，我胸痛地都喘不过气来，经常是觉得心脏再也跳不下去了，人有一种濒死的感觉。这种感觉，在我洗脑班回来很长时间，还是如 此。只要人家一提到洗脑班，一提到洗脑班的某个“帮教”，或者在晚上重新从洗脑班的那种恶梦中醒来，这种濒临死亡的感觉就出来，包括每次回忆，我都有胸 痛、胸胀、心跳不下去的感觉。
我们经历这样的折磨，还要强迫唱赞歌。我们经常唱的是“党啊，亲爱的妈妈”。我不愿意唱，被帮教骂。我无奈唱，一边流泪，我知道我的心在流血。但就是这样的事，他们也会无耻地拿去做文章。后来有人告诉我说，“他们说，在学习班，她都感动地流泪了。”
张宇伟说，在我精神几乎崩溃时，他们也终于拿到他们所要的三书，是一遍遍地根据他们的要求一遍遍地写出来的。在被迫写了他们的要求的三书后，我余下的一年多，每天都痛哭不已，身心俱损。洗脑班出来以后我出现了强迫症，大小便失禁。
张宇伟说，“当拿到来美签证的时候，泪水从我的脸上流下，湿了衣襟，我的心中只有两个字---‘自由’，我离开了中共的魔掌。
我知道还有很多人还生活在中共的恐惧中，一思一念都不敢跳出中共立的框框，其原因就是多年来中共搞的人斗人，小报告，背靠背汇报，涉及到每个角落。而告别这种恐惧的最好办法，就是唾弃中共，告别中共。”
大纪元专栏作家章天亮说，“中国过去有过很多次表达不满的机会，比如说伤痕文学，实际上也是在诉苦，在89六四的时候实际上也是学生们倾诉对腐败的不满，但是落脚在希望共产党结束腐败。”
章天亮认为，仅仅诉苦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开启一个大家反思自己不满的根源的机会，讲出不满的根源。章天亮建议大家多读九评，广传九评，退出中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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