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实世界中，是暴君造成大批的受难者。所谓暴君，是指残酷暴虐的有不受制约的绝对权力的统治者。残暴和绝对权力，这两个因素使得大规模的杀戮和迫害成为可能。
在历史的写作中，因果关系相反：关于大量受难者的故事的记载，才使得杀戮和迫害他们的统治者得到“暴君”的恶名。比如，被纳粹党杀害的数百万犹太人的名字和故事，使得希特勒成为人类历史上残暴和邪恶的代表人物之一。比如，由索尔仁尼琴和其他俄国作者揭示的“古拉格群岛”中千万囚犯遭受的虐待和迫害，使得斯大林成为那些想为其辩护者也难以辩护的共产主义暴君形象。
然而，也正是因为这种关系，在毛泽东时代被迫害、监禁和杀戮的人们的名字和故事，长久以来，一直被压制和禁止发表。道理很是简单：没有了这些受难者的名字和故事，毛泽东就不会成为历史记载中的暴君。
在我写出的数百名文革受难者的故事中，写得相当详细的一个人物，是文革开始阶段被红卫兵学生活活打死的教育工作者，名叫卞仲耘。１９６６年文革开始的时候，她是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的副校长，５０岁，有三个女儿和一个儿子。１９６６年８月５日，她在校中被红卫兵学生殴打折磨数小时后死亡。
我调查并写出了卞仲耘的故事，中国大陆的编辑们告诉我这不会被准许发表。他们说，书籍当然都需要被审查，而关于文革的书籍，还必须特别送到中共中央宣传部审查。于是，我建立了一个电脑网站，放置卞仲耘和像她一样的文革受难者的名单和故事。这个网站被阅读流传一年多以后，在２００２年３月被北京当局封锁了。
卞仲耘这样的一个人，一个５０岁的育有四个孩子的中学副校长，她活着，都不可能对当权者构成任何威胁，何况死后。她已经死亡近４０年了，她的名字和故事在电脑空间里存在，会对谁不利？为什么需要被封锁禁止？
十分明显，她的名字和故事，以及其他文革受难者的名字和故事，在今天唯一可能造成的危害，是对害死他们的作恶者的名声的危害。
把这样一个人，一个女人、母亲、中学副校长，用这样残忍的方式，即一群中学生红卫兵的拳打脚踢棒打，折磨致死，横尸操场，是十分严重的犯罪。而且，这远远不是卞仲耘一个人的遭遇。在１９６６年８月红卫兵运动掀起高潮的时候，在北京和全国，有一大批中学、大学和小学的教师和校长们，遭到了和卞仲耘一样的命运。
这场红卫兵杀戮，是毛泽东发动起来的。毛泽东扶植了红卫兵的建立和发展。１９６６年７月３１日，卞仲耘所在中学建立了红卫兵组织，５天以后，该校红卫兵学生打死了卞仲耘，打伤了其他一批教职员。
卞仲耘被打死四天以后，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其中声称“一大批不出名的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 “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
卞仲耘被打死１３天后，８月１８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盛大集会，会见１００万红卫兵。卞仲耘所在中学的红卫兵领导人宋彬彬给毛泽东戴上了红卫兵袖章。毛泽东对宋的名字发表评论：“要武嘛。”宋彬彬改名为宋要武，该中学改名为“红色要武中学”。
８月１８日红卫兵集会之后，红卫兵暴力迅速升级扩大。在北京各中学甚至小学中，红卫兵学生打死了一大批教职员。这种暴力杀戮严重到难以想象的程度。在我调查过的北京的７所女子中学里面，在8月下旬，有两名教员和三名校长被红卫兵女学生活活打死，还至少有两名教员和一名校工在被“斗争”后自杀身亡。在北京市中心的一所小学“宽街小学”，小学生红卫兵在８月２７日一天里打死了校长郭文玉和教导主任吕贞先，郭文玉的丈夫也被毒打，在两天以后死亡。
除了学校的教职员，红卫兵学生还打死了一大批校外的城市居民。半个月里，在北京有数千居民被打死。同时，有十万人口被扫地出门驱逐出北京。
北京是有三千年历史的古城。由最高统治者发动和组织青少年殴打折磨杀戮教员以及城市居民，把数千人活活打死，在三千年历史上堪数最为残暴的事件之一。对这一事件绝对负有责任的人该当何罪，应该很清楚。
事实上，被红卫兵杀戮的受难者长期不被记载和报告，不是因为暴力程度不严重而不被注意，实际上恰恰相反，是因为太残酷也太邪恶，是因为文革最高领导人的作用太明显，才被长期隐瞒遮盖。
在苏联，斯大林恐怖的丑闻被揭发以后，有人替斯大林辩护说是下面的人做了这些坏事，斯大林本人并不知道。但是，毛泽东显然了解下面正在发生的红卫兵杀人事件。
在卞仲耘被杀害之前，１９６６年８月３日，南京师范学院的学生在暴力性“斗争会”上杀害了教务长李敬仪和她的丈夫吴天石，当时的中共江苏省委书记江渭清很快就当面把此事报告给毛泽东和周恩来。
卞仲耘被打死的当天晚上，该校红卫兵负责人就当面向中共北京市委负责人报告了此事。周恩来办公室当晚就派人到该中学了解了情况。
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２日，北京第三女子中学的校长沙坪被打死，副校长董光苔也同时被关在学校中遭毒打。董光苔的母亲通过特殊关系递信给毛泽东请求保护女儿生命。毛泽东接信后批示释放了董光苔一个人。其他一大批教育工作者仍然被关在学校的“劳改队”里继续遭到红卫兵的殴打折磨，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被打死。
那时，北京市公安局和其他“内部”情报系统也逐日向上书面报告当天北京市内有多少人被打死。
这场红卫兵对教师的杀戮，是文革的重要一部分。其理论来源，是毛泽东在１９６６年５月７日给林彪的信中所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随后发出的文革纲领性文件中共中央5月16日“通知”里，制定了对文化教育界的攻击部署。就这样，在１９６６年夏天，教育工作者被指定成为文革的攻击对象，就像１９５０年代的“地主”和“资本家”，作为一个群体遭到暴力攻击。
在文革时代，１９６６年８月的红卫兵杀戮被当作“伟大革命”的一部分，被视为红卫兵的革命功劳。１９６６年１０月９日，毛泽东在北京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中共各省各部的负责人出席会议。会议印发了表彰红卫兵“功绩”的材料《把旧世界打得落花流水》，其中一项，是红卫兵在８月下旬到９月上旬在北京打死了１，７７２人。在那样的文件上，受难者只有数字没有名单，不会是因为要隐瞒他们的被害，而是显示了对他们的生命的轻蔑。
在红卫兵杀戮发生之后，毛泽东自己也对此作过描述。１９７０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被请到北京参加１０月１日的国庆典礼，然后住在北京近两个月等待毛泽东的接见。毛泽东在１９７０年１２月１８日和他谈话５个小时。在中国官方正式印发的谈话记录中，毛说：对于大学教授、中学教员、小学教员，“文化大革命就是从他们开刀”。
斯诺在１９３６年曾经访问延安并对外界对中共作了正面报道，因此被视为中共的朋友。他也许没有懂毛泽东说的拿教员“开刀”是什么意思，他的英文著述里没有写到文革杀人。但是毛泽东是知道的，中国的文革经历者也是知道的。这不是比喻性的说法。真的就是“开刀”，就是杀人见血。
人类的历史上有过各种暴君。毛泽东所作，有的只是沿袭以前的暴君的做法。比如，希特勒杀害了几百万犹太人，一位学者发明一个新词，genocide，来描述这种对一个群体的迫害和杀戮。在这种迫害和杀戮中，惩罚或杀害一个人，不是由于这一个人做了什么，而是由于这个人属于一个种类或者群组。文革中，卞仲耘之死和千千万万教育工作者被毒打被折磨甚至被杀害的故事，就属于同样一种迫害和杀戮，而且非常典型。笔者十多年来查访了全中国几百所学校，没有发现一个学校在文革中没有殴打侮辱折磨老师，也没有发现一个校长没有遭到野蛮“斗争”。他们被殴打，被剃“阴阳头”，被“劳改”，被关“牛棚”，被迫写“交待”和“检讨”，甚至被活活打死，就是因为毛泽东把他们归入“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个类别，并对这个类别进行整体性的迫害和杀戮。
现在从电视纪录片上可以看到，１９３０年代斯大林“肃清反革命”时，预先就制定了各地区要逮捕和枪毙的两类人的名额数字，并打字印刷出来。在纪录片上，还可以看到斯大林的亲笔字条，内容是要俄罗斯的一个州增加枪毙６千６百人。这种随心所欲写出的杀人数字，不能不令人震动。只有暴君，才既有这样的残暴心肠又有执行落实残暴理念的巨大权力。这些显然都是罪恶的证据。我们现在还看不到中国的这一类内部材料，但是，这种预先制定数字进行迫害或者杀戮的做法，仔细阅读大量印行的《毛泽东选集》和其他公开发表物也就可以看出。和斯大林稍有不同的是毛泽东喜欢使用百分比。在文革中，是所谓“团结百分之九十五”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在１９５７年，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划出的“右派分子”的人数，和《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中有关文章提到的百分比是一致的。在１９５１年的“镇压反革命”中，毛泽东写了“各地杀反革命的数字，必须控制在一定比例以内：在农村中，一般应不超过人口的１‰；在城市中以０.５‰为宜”。这段话的后一半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出版的时候（１９７７年）被删去了，显然是因为这个比例背离法律太远和残忍得太露骨，但是杀人数量通过“比例”来控制的做法却仍然保留了下来，不被认为有何不妥。
在迫害和杀戮方面，毛泽东最有特色和原创性的，应该是他的“群众专政”思想。文革中这一短语因为被频繁使用，一度被缩略为“群专”。毛泽东在使用军队、警察和监狱这些“专政机器”之外，他发动和领导普通人大量参与对“专政对象”的虐待和杀戮。红卫兵和类似的“群众组织”，在文革头三年的杀戮和迫害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１９６６年８月在北京的杀戮，主要就是由中学生红卫兵来执行的，警察和法院起了辅助作用。卞仲耘等一系列教育工作者，完全是被他们昔日的学生，那时的红卫兵，打死打残打伤的。这种利用青少年杀人的做法，后来被“红色高棉”所继承。
“群众专政”的方式，在１９６６年红卫兵运动兴起高潮之时，主要是暴力性“斗争会”。“斗争”是一个意思不明的动词，文革中这不但意味着遭到不经任何法律程序遭到指控和判决，而且可以是侮辱，体罚，毒打，直到当众打死。 “坐喷气式飞机”（即把被“斗争”的人按倒头部，反扭双臂，成喷气式飞机形状），胸前挂写有侮辱性罪名的大牌子，戴“高帽子”，剃去半边头发成所谓“阴阳头”，游街，无处不见。红卫兵装束中的铜头军用皮带，也是抽打被“斗争”的人的方便而富于杀伤力的工具。
在１９６８年，“群众专政”的主要形式是“牛棚”的普遍建立。在该年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全中国每一个工作单位都建立了自己的监狱，关押监禁本单位的工作人员。这种监狱后来被俗称为“牛棚”。从最高学府北京大学到远离北京的乡村小学，都建立了这种监狱。这些监狱的狱卒就是那个单位的人。在学校，学生成为狱卒的主要成员。共产党高级干部在１９６７年以后也大批遭到“罢官”和监禁，他们被监禁在特种监狱像“秦城”这样的地方，由专业的警察看守。而一般老百姓中被“揪出来”的所谓“牛鬼蛇神”们，就监禁在遍布全国的无数大大小小的“牛棚”之中。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在卞仲耘的中学有四名教员受迫害而自杀，北京二七机车车辆厂６２％的１９４９年前入厂的老职工被“审查”，１４名老职工被迫害致死。在北京市，“揪出的各类阶级敌人”有８０，１００人，其中有３，５１２人自杀，２１９人被打死。
希特勒和斯大林没有试图或者也做不到在每一个工作单位或者居住社区建立这种“牛棚”，使得每一个人，如果不是被“斗争”和被监禁，就必须成为“斗争”别人的助手和帮凶，至少也得在“斗争会”上跟着众人挥拳头喊口号。文革不给人充当旁观者的空间。毛泽东这样做的结果，一方面使得迫害深入到全国的每一个角落，一方面腐蚀了无数人的灵魂和摧毁了他们的道德底线。尤其那些充当主要打手的人们，甚至在文革之后甚至在今天，很多这样的人在毛泽东精神遗产的庇护下，并没有忏悔和内疚的感觉。
希特勒和斯大林并没有留下很多具体指导如何进行迫害和虐待的文字，但是，毛泽东留下了一系列指导施行迫害的文字记录。比如，在１９６８年５月，中共中央，中央文革转发毛泽东关于“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的批示。在这份毛泽东称赞的“经验”中，详细介绍了召开“斗争会”和整人的各种细节。在其他场合，毛泽东也写下一些“批示”，显示出他对迫害人的具体手段方面的关注和兴趣。他甚至相当自我欣赏地发明了一个专门名词，叫做“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这个说法给一个人数巨大的青少年群体带来了长期的歧视和磨难。
如果贴近去看文革迫害和文革受难者的遭遇，会使得人们看清毛泽东的文革理论，文革部署和策略，也看清他个人心理的阴暗和狠毒。他的最后十年，毫不留情地清洗和害死了两名最高权力圈子中仅次于他的第二号人物，也杀死和迫害了无数的普通人，如中小学教员，还有被迫害的人的年幼子女。毛泽东的名字，和太多的受难者连在一起。
文革中，北京大学有63人被害死，清华大学有52人被害死，北京农业大学有30人被害死，西安交通大学有36人被害死。北京女三中有四人被害死。北京第四中学有三人被害死。上海育才中学有四人被害死。北京宽街小学有三人被害死。四川省井研县马踏乡公社是只有30名教职员的乡村初中，有两名教员被害死。还有更多的人虽然活了下来，但是遭到各种折磨和侮辱。迫害和杀戮，遍及全国。
毛泽东在１９７６年死去。他死去两年之后，新的领导人小心谨慎地开始给文革中被戴上各种罪名以及被害死的人“平反昭雪”。举行了一系列的“骨灰安放仪式”，虽然仪式上的大量骨灰盒子都是空的，因为受难者根本没有被准许留下骨灰。大批当年给教职员定罪用的档案材料被烧掉。北京第八中学烧掉了整整两大麻袋纸片，别的学校也类似。此外，一千多万被送往农村“再教育”的城市青年终于被准许回到父母身边。
这场“平反”还一直延伸进１９５７年甚至更早的时期的迫害。上百万“右派分子”得到了“改正”。大批的人从监狱和劳改农场回到家中。一些在１９５０年代初就被枪毙了的人的家属，也收到了给他们死去多年的亲人“平反”的通知书。这个情况，很像在斯大林死亡后，赫鲁晓夫对大批劳改营中的囚犯所作的。如果斯大林或者毛泽东不死，这种“平反”是怎么都不可能发生的。
在１９７９年前后发生的，应该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平反”活动。有数千万人得到了各种平反。应该指出，邓小平和胡耀邦，在这场“平反”中有非常大的功绩。也应该指出，这场“平反”的人道主义功绩之所以那么大，首先是因为在此之前发生的一场场迫害和虐杀的规模太大太大。
但是，邓小平和胡耀邦在给千千万万受害者“平反”的实际行动的同时，也立即制造了一套关于迫害和虐杀的“理论”，也就是一套“解释”。他们的理论主要有两点。
一点是，文革的罪责被归结给林彪和“四人帮”。在所有的文革后发出的正式“平反”文书中，千篇一律地写有“受林彪、四人帮迫害”。林彪和四人帮当然对文革中千万人的悲惨遭遇负有极大罪责。但是，他们在文革中的角色只是毛泽东的副手即帮凶。这是每个中国人都知道的事实，但是却从来没有人能公开谴责这一点。多年来人们一直只有听任这样的说法。这种说法的实际意义，是分割开了毛泽东和受难者的关系，摆脱了他的罪责。
另一点是，他们把文革对人的大规模的迫害称之为“冤假错案”而予以“平反”。“冤假错案”是正常司法制度中可能发生的问题，是大系统中的失误的个别例子。文革受难者的死亡却不是偶然的意外事故。文革中发生的是有理论有设计有组织的迫害，受迫害者是一些很大的被预先指定的群体，迫害者则是掌握了最高权力的政党、政府和军队的统治者。例如，1966年8月打杀大批教育工作者的红卫兵暴行，能用“冤假错案”的说法来诠释吗？这种说法的作用时可以缩减整体文革的罪恶，同时涂白文革发动者和领导者的罪责，首先就是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罪责。
实际上，邓小平和胡耀邦在“平反”中并没有真的把那些案件当作“冤假错案”来改正，他们也当然不会相信文革只是林彪和“四人帮”的罪恶。他们只是从他们的政治计划的需要出发这样说，并利用他们掌握的宣传工具反复这样的两个理论。至于中国的普通人，长期生活在食品匮乏、服装破旧、住房缺乏的贫困之中，生活在害怕被当成“反革命”“阶级敌人”被“揪出来”“斗争”的恐惧之中，生活在一千多万青年人被迫离开父母远去农村的无助绝望之中，总算等来了毛泽东的死亡以及因此发生的生活转机，不能不用阿Ｑ精神来看待这样两个新谎言：只要能改变文革的做法就好了，对怎么解释文革何必费心呢。再说，老百姓也绝无权利在报刊上发表不同意见。
由于看到斯大林虽死但是其影响犹在，苏联诗人叶甫图申科写过一首诗说，要检查检查斯大林的坟墓里是否有一架电话，半夜里他还在那儿发号施令。中国的情况不同。毛泽东不需要暗连的电话。毛泽东的尸体供奉在天安门广场上，他的巨幅画像高悬在天安门城楼上。他的威力直接使得受难者们的名字成为禁区，不能印刷在报纸杂志上，也不准展示在电脑网络空间中。
一个难以回避的问题是：当暴君不予受难者安息之地的时候，应该让他安息吗？
所谓“暴君”，是一种老式的说法。在现代的司法正义体系中，这种人应该是罪犯的一种，是“群体灭绝罪”的罪犯之中的主犯，一种因其有大权力而犯下大罪恶的特种罪犯。在千万受难者和一个暴君的对立中，虽然现在仍然是暴君占据了权力的上风地位，但是在历史和道德的法庭上，罪犯终将被审判。
在历史的写作中，因果关系相反：关于大量受难者的故事的记载，才使得杀戮和迫害他们的统治者得到“暴君”的恶名。比如，被纳粹党杀害的数百万犹太人的名字和故事，使得希特勒成为人类历史上残暴和邪恶的代表人物之一。比如，由索尔仁尼琴和其他俄国作者揭示的“古拉格群岛”中千万囚犯遭受的虐待和迫害，使得斯大林成为那些想为其辩护者也难以辩护的共产主义暴君形象。
然而，也正是因为这种关系，在毛泽东时代被迫害、监禁和杀戮的人们的名字和故事，长久以来，一直被压制和禁止发表。道理很是简单：没有了这些受难者的名字和故事，毛泽东就不会成为历史记载中的暴君。
在我写出的数百名文革受难者的故事中，写得相当详细的一个人物，是文革开始阶段被红卫兵学生活活打死的教育工作者，名叫卞仲耘。１９６６年文革开始的时候，她是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的副校长，５０岁，有三个女儿和一个儿子。１９６６年８月５日，她在校中被红卫兵学生殴打折磨数小时后死亡。
我调查并写出了卞仲耘的故事，中国大陆的编辑们告诉我这不会被准许发表。他们说，书籍当然都需要被审查，而关于文革的书籍，还必须特别送到中共中央宣传部审查。于是，我建立了一个电脑网站，放置卞仲耘和像她一样的文革受难者的名单和故事。这个网站被阅读流传一年多以后，在２００２年３月被北京当局封锁了。
卞仲耘这样的一个人，一个５０岁的育有四个孩子的中学副校长，她活着，都不可能对当权者构成任何威胁，何况死后。她已经死亡近４０年了，她的名字和故事在电脑空间里存在，会对谁不利？为什么需要被封锁禁止？
十分明显，她的名字和故事，以及其他文革受难者的名字和故事，在今天唯一可能造成的危害，是对害死他们的作恶者的名声的危害。
把这样一个人，一个女人、母亲、中学副校长，用这样残忍的方式，即一群中学生红卫兵的拳打脚踢棒打，折磨致死，横尸操场，是十分严重的犯罪。而且，这远远不是卞仲耘一个人的遭遇。在１９６６年８月红卫兵运动掀起高潮的时候，在北京和全国，有一大批中学、大学和小学的教师和校长们，遭到了和卞仲耘一样的命运。
这场红卫兵杀戮，是毛泽东发动起来的。毛泽东扶植了红卫兵的建立和发展。１９６６年７月３１日，卞仲耘所在中学建立了红卫兵组织，５天以后，该校红卫兵学生打死了卞仲耘，打伤了其他一批教职员。
卞仲耘被打死四天以后，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其中声称“一大批不出名的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 “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
卞仲耘被打死１３天后，８月１８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盛大集会，会见１００万红卫兵。卞仲耘所在中学的红卫兵领导人宋彬彬给毛泽东戴上了红卫兵袖章。毛泽东对宋的名字发表评论：“要武嘛。”宋彬彬改名为宋要武，该中学改名为“红色要武中学”。
８月１８日红卫兵集会之后，红卫兵暴力迅速升级扩大。在北京各中学甚至小学中，红卫兵学生打死了一大批教职员。这种暴力杀戮严重到难以想象的程度。在我调查过的北京的７所女子中学里面，在8月下旬，有两名教员和三名校长被红卫兵女学生活活打死，还至少有两名教员和一名校工在被“斗争”后自杀身亡。在北京市中心的一所小学“宽街小学”，小学生红卫兵在８月２７日一天里打死了校长郭文玉和教导主任吕贞先，郭文玉的丈夫也被毒打，在两天以后死亡。
除了学校的教职员，红卫兵学生还打死了一大批校外的城市居民。半个月里，在北京有数千居民被打死。同时，有十万人口被扫地出门驱逐出北京。
北京是有三千年历史的古城。由最高统治者发动和组织青少年殴打折磨杀戮教员以及城市居民，把数千人活活打死，在三千年历史上堪数最为残暴的事件之一。对这一事件绝对负有责任的人该当何罪，应该很清楚。
事实上，被红卫兵杀戮的受难者长期不被记载和报告，不是因为暴力程度不严重而不被注意，实际上恰恰相反，是因为太残酷也太邪恶，是因为文革最高领导人的作用太明显，才被长期隐瞒遮盖。
在苏联，斯大林恐怖的丑闻被揭发以后，有人替斯大林辩护说是下面的人做了这些坏事，斯大林本人并不知道。但是，毛泽东显然了解下面正在发生的红卫兵杀人事件。
在卞仲耘被杀害之前，１９６６年８月３日，南京师范学院的学生在暴力性“斗争会”上杀害了教务长李敬仪和她的丈夫吴天石，当时的中共江苏省委书记江渭清很快就当面把此事报告给毛泽东和周恩来。
卞仲耘被打死的当天晚上，该校红卫兵负责人就当面向中共北京市委负责人报告了此事。周恩来办公室当晚就派人到该中学了解了情况。
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２日，北京第三女子中学的校长沙坪被打死，副校长董光苔也同时被关在学校中遭毒打。董光苔的母亲通过特殊关系递信给毛泽东请求保护女儿生命。毛泽东接信后批示释放了董光苔一个人。其他一大批教育工作者仍然被关在学校的“劳改队”里继续遭到红卫兵的殴打折磨，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被打死。
那时，北京市公安局和其他“内部”情报系统也逐日向上书面报告当天北京市内有多少人被打死。
这场红卫兵对教师的杀戮，是文革的重要一部分。其理论来源，是毛泽东在１９６６年５月７日给林彪的信中所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随后发出的文革纲领性文件中共中央5月16日“通知”里，制定了对文化教育界的攻击部署。就这样，在１９６６年夏天，教育工作者被指定成为文革的攻击对象，就像１９５０年代的“地主”和“资本家”，作为一个群体遭到暴力攻击。
在文革时代，１９６６年８月的红卫兵杀戮被当作“伟大革命”的一部分，被视为红卫兵的革命功劳。１９６６年１０月９日，毛泽东在北京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中共各省各部的负责人出席会议。会议印发了表彰红卫兵“功绩”的材料《把旧世界打得落花流水》，其中一项，是红卫兵在８月下旬到９月上旬在北京打死了１，７７２人。在那样的文件上，受难者只有数字没有名单，不会是因为要隐瞒他们的被害，而是显示了对他们的生命的轻蔑。
在红卫兵杀戮发生之后，毛泽东自己也对此作过描述。１９７０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被请到北京参加１０月１日的国庆典礼，然后住在北京近两个月等待毛泽东的接见。毛泽东在１９７０年１２月１８日和他谈话５个小时。在中国官方正式印发的谈话记录中，毛说：对于大学教授、中学教员、小学教员，“文化大革命就是从他们开刀”。
斯诺在１９３６年曾经访问延安并对外界对中共作了正面报道，因此被视为中共的朋友。他也许没有懂毛泽东说的拿教员“开刀”是什么意思，他的英文著述里没有写到文革杀人。但是毛泽东是知道的，中国的文革经历者也是知道的。这不是比喻性的说法。真的就是“开刀”，就是杀人见血。
人类的历史上有过各种暴君。毛泽东所作，有的只是沿袭以前的暴君的做法。比如，希特勒杀害了几百万犹太人，一位学者发明一个新词，genocide，来描述这种对一个群体的迫害和杀戮。在这种迫害和杀戮中，惩罚或杀害一个人，不是由于这一个人做了什么，而是由于这个人属于一个种类或者群组。文革中，卞仲耘之死和千千万万教育工作者被毒打被折磨甚至被杀害的故事，就属于同样一种迫害和杀戮，而且非常典型。笔者十多年来查访了全中国几百所学校，没有发现一个学校在文革中没有殴打侮辱折磨老师，也没有发现一个校长没有遭到野蛮“斗争”。他们被殴打，被剃“阴阳头”，被“劳改”，被关“牛棚”，被迫写“交待”和“检讨”，甚至被活活打死，就是因为毛泽东把他们归入“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个类别，并对这个类别进行整体性的迫害和杀戮。
现在从电视纪录片上可以看到，１９３０年代斯大林“肃清反革命”时，预先就制定了各地区要逮捕和枪毙的两类人的名额数字，并打字印刷出来。在纪录片上，还可以看到斯大林的亲笔字条，内容是要俄罗斯的一个州增加枪毙６千６百人。这种随心所欲写出的杀人数字，不能不令人震动。只有暴君，才既有这样的残暴心肠又有执行落实残暴理念的巨大权力。这些显然都是罪恶的证据。我们现在还看不到中国的这一类内部材料，但是，这种预先制定数字进行迫害或者杀戮的做法，仔细阅读大量印行的《毛泽东选集》和其他公开发表物也就可以看出。和斯大林稍有不同的是毛泽东喜欢使用百分比。在文革中，是所谓“团结百分之九十五”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在１９５７年，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划出的“右派分子”的人数，和《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中有关文章提到的百分比是一致的。在１９５１年的“镇压反革命”中，毛泽东写了“各地杀反革命的数字，必须控制在一定比例以内：在农村中，一般应不超过人口的１‰；在城市中以０.５‰为宜”。这段话的后一半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出版的时候（１９７７年）被删去了，显然是因为这个比例背离法律太远和残忍得太露骨，但是杀人数量通过“比例”来控制的做法却仍然保留了下来，不被认为有何不妥。
在迫害和杀戮方面，毛泽东最有特色和原创性的，应该是他的“群众专政”思想。文革中这一短语因为被频繁使用，一度被缩略为“群专”。毛泽东在使用军队、警察和监狱这些“专政机器”之外，他发动和领导普通人大量参与对“专政对象”的虐待和杀戮。红卫兵和类似的“群众组织”，在文革头三年的杀戮和迫害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１９６６年８月在北京的杀戮，主要就是由中学生红卫兵来执行的，警察和法院起了辅助作用。卞仲耘等一系列教育工作者，完全是被他们昔日的学生，那时的红卫兵，打死打残打伤的。这种利用青少年杀人的做法，后来被“红色高棉”所继承。
“群众专政”的方式，在１９６６年红卫兵运动兴起高潮之时，主要是暴力性“斗争会”。“斗争”是一个意思不明的动词，文革中这不但意味着遭到不经任何法律程序遭到指控和判决，而且可以是侮辱，体罚，毒打，直到当众打死。 “坐喷气式飞机”（即把被“斗争”的人按倒头部，反扭双臂，成喷气式飞机形状），胸前挂写有侮辱性罪名的大牌子，戴“高帽子”，剃去半边头发成所谓“阴阳头”，游街，无处不见。红卫兵装束中的铜头军用皮带，也是抽打被“斗争”的人的方便而富于杀伤力的工具。
在１９６８年，“群众专政”的主要形式是“牛棚”的普遍建立。在该年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全中国每一个工作单位都建立了自己的监狱，关押监禁本单位的工作人员。这种监狱后来被俗称为“牛棚”。从最高学府北京大学到远离北京的乡村小学，都建立了这种监狱。这些监狱的狱卒就是那个单位的人。在学校，学生成为狱卒的主要成员。共产党高级干部在１９６７年以后也大批遭到“罢官”和监禁，他们被监禁在特种监狱像“秦城”这样的地方，由专业的警察看守。而一般老百姓中被“揪出来”的所谓“牛鬼蛇神”们，就监禁在遍布全国的无数大大小小的“牛棚”之中。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在卞仲耘的中学有四名教员受迫害而自杀，北京二七机车车辆厂６２％的１９４９年前入厂的老职工被“审查”，１４名老职工被迫害致死。在北京市，“揪出的各类阶级敌人”有８０，１００人，其中有３，５１２人自杀，２１９人被打死。
希特勒和斯大林没有试图或者也做不到在每一个工作单位或者居住社区建立这种“牛棚”，使得每一个人，如果不是被“斗争”和被监禁，就必须成为“斗争”别人的助手和帮凶，至少也得在“斗争会”上跟着众人挥拳头喊口号。文革不给人充当旁观者的空间。毛泽东这样做的结果，一方面使得迫害深入到全国的每一个角落，一方面腐蚀了无数人的灵魂和摧毁了他们的道德底线。尤其那些充当主要打手的人们，甚至在文革之后甚至在今天，很多这样的人在毛泽东精神遗产的庇护下，并没有忏悔和内疚的感觉。
希特勒和斯大林并没有留下很多具体指导如何进行迫害和虐待的文字，但是，毛泽东留下了一系列指导施行迫害的文字记录。比如，在１９６８年５月，中共中央，中央文革转发毛泽东关于“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的批示。在这份毛泽东称赞的“经验”中，详细介绍了召开“斗争会”和整人的各种细节。在其他场合，毛泽东也写下一些“批示”，显示出他对迫害人的具体手段方面的关注和兴趣。他甚至相当自我欣赏地发明了一个专门名词，叫做“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这个说法给一个人数巨大的青少年群体带来了长期的歧视和磨难。
如果贴近去看文革迫害和文革受难者的遭遇，会使得人们看清毛泽东的文革理论，文革部署和策略，也看清他个人心理的阴暗和狠毒。他的最后十年，毫不留情地清洗和害死了两名最高权力圈子中仅次于他的第二号人物，也杀死和迫害了无数的普通人，如中小学教员，还有被迫害的人的年幼子女。毛泽东的名字，和太多的受难者连在一起。
文革中，北京大学有63人被害死，清华大学有52人被害死，北京农业大学有30人被害死，西安交通大学有36人被害死。北京女三中有四人被害死。北京第四中学有三人被害死。上海育才中学有四人被害死。北京宽街小学有三人被害死。四川省井研县马踏乡公社是只有30名教职员的乡村初中，有两名教员被害死。还有更多的人虽然活了下来，但是遭到各种折磨和侮辱。迫害和杀戮，遍及全国。
毛泽东在１９７６年死去。他死去两年之后，新的领导人小心谨慎地开始给文革中被戴上各种罪名以及被害死的人“平反昭雪”。举行了一系列的“骨灰安放仪式”，虽然仪式上的大量骨灰盒子都是空的，因为受难者根本没有被准许留下骨灰。大批当年给教职员定罪用的档案材料被烧掉。北京第八中学烧掉了整整两大麻袋纸片，别的学校也类似。此外，一千多万被送往农村“再教育”的城市青年终于被准许回到父母身边。
这场“平反”还一直延伸进１９５７年甚至更早的时期的迫害。上百万“右派分子”得到了“改正”。大批的人从监狱和劳改农场回到家中。一些在１９５０年代初就被枪毙了的人的家属，也收到了给他们死去多年的亲人“平反”的通知书。这个情况，很像在斯大林死亡后，赫鲁晓夫对大批劳改营中的囚犯所作的。如果斯大林或者毛泽东不死，这种“平反”是怎么都不可能发生的。
在１９７９年前后发生的，应该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平反”活动。有数千万人得到了各种平反。应该指出，邓小平和胡耀邦，在这场“平反”中有非常大的功绩。也应该指出，这场“平反”的人道主义功绩之所以那么大，首先是因为在此之前发生的一场场迫害和虐杀的规模太大太大。
但是，邓小平和胡耀邦在给千千万万受害者“平反”的实际行动的同时，也立即制造了一套关于迫害和虐杀的“理论”，也就是一套“解释”。他们的理论主要有两点。
一点是，文革的罪责被归结给林彪和“四人帮”。在所有的文革后发出的正式“平反”文书中，千篇一律地写有“受林彪、四人帮迫害”。林彪和四人帮当然对文革中千万人的悲惨遭遇负有极大罪责。但是，他们在文革中的角色只是毛泽东的副手即帮凶。这是每个中国人都知道的事实，但是却从来没有人能公开谴责这一点。多年来人们一直只有听任这样的说法。这种说法的实际意义，是分割开了毛泽东和受难者的关系，摆脱了他的罪责。
另一点是，他们把文革对人的大规模的迫害称之为“冤假错案”而予以“平反”。“冤假错案”是正常司法制度中可能发生的问题，是大系统中的失误的个别例子。文革受难者的死亡却不是偶然的意外事故。文革中发生的是有理论有设计有组织的迫害，受迫害者是一些很大的被预先指定的群体，迫害者则是掌握了最高权力的政党、政府和军队的统治者。例如，1966年8月打杀大批教育工作者的红卫兵暴行，能用“冤假错案”的说法来诠释吗？这种说法的作用时可以缩减整体文革的罪恶，同时涂白文革发动者和领导者的罪责，首先就是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罪责。
实际上，邓小平和胡耀邦在“平反”中并没有真的把那些案件当作“冤假错案”来改正，他们也当然不会相信文革只是林彪和“四人帮”的罪恶。他们只是从他们的政治计划的需要出发这样说，并利用他们掌握的宣传工具反复这样的两个理论。至于中国的普通人，长期生活在食品匮乏、服装破旧、住房缺乏的贫困之中，生活在害怕被当成“反革命”“阶级敌人”被“揪出来”“斗争”的恐惧之中，生活在一千多万青年人被迫离开父母远去农村的无助绝望之中，总算等来了毛泽东的死亡以及因此发生的生活转机，不能不用阿Ｑ精神来看待这样两个新谎言：只要能改变文革的做法就好了，对怎么解释文革何必费心呢。再说，老百姓也绝无权利在报刊上发表不同意见。
由于看到斯大林虽死但是其影响犹在，苏联诗人叶甫图申科写过一首诗说，要检查检查斯大林的坟墓里是否有一架电话，半夜里他还在那儿发号施令。中国的情况不同。毛泽东不需要暗连的电话。毛泽东的尸体供奉在天安门广场上，他的巨幅画像高悬在天安门城楼上。他的威力直接使得受难者们的名字成为禁区，不能印刷在报纸杂志上，也不准展示在电脑网络空间中。
一个难以回避的问题是：当暴君不予受难者安息之地的时候，应该让他安息吗？
所谓“暴君”，是一种老式的说法。在现代的司法正义体系中，这种人应该是罪犯的一种，是“群体灭绝罪”的罪犯之中的主犯，一种因其有大权力而犯下大罪恶的特种罪犯。在千万受难者和一个暴君的对立中，虽然现在仍然是暴君占据了权力的上风地位，但是在历史和道德的法庭上，罪犯终将被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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