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中国现在大讲爱国主义,爱国为时尚风气,不讲中国如何伟大,中国人如何了不起不足于谈爱国。余蜇居德国十几年,怀乡之情不时涌起,被这爱国热情所感动,亦想投入这个爱国主义新浪潮。
然,感动归感动,深究起来,人家如今讲爱国主义是在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爱国必须爱政府,爱党。你虽然是黄皮肤,流着华夏人的血,但你既在狄夷之邦居住,你有资格谈论爱国主义吗?你只不过是我中华民族的败类。
想当年,那个将华夏文明定于一尊的孔老夫子,说仁丶说克己丶说复礼,还有礼义廉耻丶诚心及天下都说了。就是没有说爱国主义,一点都不给我们现代中国人留面子,还告戒我们什麽“危邦不入,乱邦不居”。他居然还做鲁国的“汉奸”,明明他是鲁国人,既不爱国,跑到其他国家去说三道四,提倡什麽“克己复礼为仁”,搞出个天下文化来。这不是明摆着与我们现代爱国愤青过不去嘛?你是那家子“圣人”?根本就没有先见之明,早年你若发表一二篇爱国主义文章,就不会浪得虚名了,包你现在火红得不得了。文革时批你孔夫子是复辟狂,是开历史倒车的反革命分子也怪不得我们了,你太不懂得爱国了嘛。
孔夫子何之不幸?他生不逢时,或说脑袋太过于僵化,为什麽偏偏…?太不懂得与时俱进了。
那些後来的所谓鸿儒俊杰,包括那些曾子丶子思丶孟子丶旬子什麽的,大谈什麽天下文化,就是不把爱国主义放在眼里,宋朝还有个范仲奄,提出什麽“先天下之忧而忧,後天下之乐而乐”,一副己人忧天的样子,真是气刹我了。你就不能谈谈爱我中国什麽的,给我们後代留下点爱国主义遗产?
其实上,儒家文化是把“天下”放在首位的。〈孟子〉一书说“人有恒言,皆曰:【天下丶国丶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君子之守其身而天下平。”〈大学〉一书亦言“修身丶齐家丶治国丶平天下”。“平天下”是儒家君子的最高理想:“是故君子动而世为天下道,行而世为天下法,言而世为天下则,远之则有望,近之则不魇”(〈中庸。三重章〉)。孔子虽为鲁国人,但其不仅不讲如何爱鲁国丶爱乡爱党,还对此持批判的态度,他告戒人们乱邦不入,危邦不居,不要为无道的国君做事,要退隐其身;对乡愿,诉之为德之贼,对结党的人诉之为小人。从儒家的创始人孔子的言行我们可以看出,爱国主义丶民族主义决不是儒家文化。
儒家文化传承五千年,其是有一套系统的理论运作的。孔子是儒家文化的创始人,而孔子说他“述而不作”,又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这个儒家文化可以肯定是从周文王创立的礼教文化而来。孔子继承丶发扬光大了周朝时代的文化遗产。我们要了解儒文化,当然得从〈周易〉入手。〈周易〉据说是周文王所作,表面上看它是一本算卜的书,但其〈系辞传〉(据说为孔子所作)既是讲人生对宇宙世界最一般的看法,也就是我们讲的人生哲学观。儒家是如何看待这个宇宙世界的呢?以我的理解,儒家文化讲最根本的东西就是“天道”。〈周易。系辞传〉认为整个宇宙世界有一个天道存在,我们人类的生存,必须遵循天道而生活,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人是不能违背天道而行的。〈系辞传〉认为,宇宙世界的形成从“乾元”开始(“大始乾元”),然後有“坤”,乾代表天,坤代表地,形成一阴一阳,刚柔互相摩擦,形成八挂相荡,然後有风雨雷电交加,有四时运转,然後生出我们人类男女及万物,这个世界就这样形成了。故〈系辞传〉开章就说:“天尊地俾,乾坤定矣。俾高以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刚柔断矣。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易〉卜就是根据这个天道运转的规律而给人定凶吉的。所谓的“乾坤,其〈易〉之蕴耶?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毁,则无以见〈易〉。〈易〉道不可见,则乾坤或几乎息矣”(〈易。系辞传上〉)。故说儒家文化非常注重这个“天道”(一阴一阳谓之道),可以说这个“天道”是我们人类来源的根本,没有它,就没有我们人类世界的一切。孔子说仁,孟子说君子深造之学问,及後来的〈中庸〉讲“率性之谓道”,说“诚”,又定出“亲亲杀”丶“尊尊等”的人伦关系,都是根据〈易〉的天道而来。故後人说〈易经〉为群经之首是有道理的。所以儒家是讲“敬天丶畏天”的天道文化。“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孟子语),人在做,天在看,中国民间说的“举头三尺有神灵”是也。
所以,儒家的天下文化,其实质上就是天道文化。即天道下的文化。其视天下怆生万物由天道而来,吾人对天下万物,特别是人类要有“恻隐之心”(孟子语),即孔子讲的仁义道德,仁人之心。故孔子讲“忠恕”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丶“反诸求己‘等自我修身哲学,都以“仁”为标准。儒文化最大的特点是从自我修身做起,自我修为好了,才能以己达人,以己立人。个人的道德品质修养不好,别说治国平天下,敬养父母丶妻女都有问题。故儒家讲的天下文化,最终还是落实到个人身上,即从自我做起。这个自我修为,不是为人民服务,也不是为了党的事业,而是为了自己。孔子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就表明儒者是为了造就自我,是为自己而活,不是为别人而活。用现代流行的话说,儒主张的就是“洁身自爱”。孟子亦说,“君子之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源,故君子欲其自得也。”(〈孟子。离娄下〉)“自得”是儒家的内核文化。这个“自得”,以得天道成圣为儒家最高理想。
至以这个爱国主义遗产,发源于何时?大概可以追溯到当年楚国的屈原,楚王不用他,感到怀才不遇,唱了很多热爱楚国的悲歌,他可能就是爱国主义的祖师爷。不过屈原爱的楚国只是周王朝的一个小国,未免太狭隘了。以今爱国主义者来看,屈原不仅称不上爱国诗人的颔头,还有阻碍中国统一之嫌。到了明王朝末期後,那些明朝的遗老,声称不做亡国奴,要反清复明。到了清末,此议越演越烈,不过不是反清复明,而是西方列强,那个民国初的“五四运动”,不仅要打倒卖国贼,连孔家店也拔了。这就是我们最伟大的爱国主义运动。中国的现代知识分子,把爱天下转变为爱国,实乃精神文化的墯落,也是对儒文化的莫大讽刺。
清人王夫之说,“亡国乃朝廷之更迭;亡天下乃礼教之消亡”。他还说,国之兴亡,匹夫有责,天下兴亡,则是士大夫的责任了。换句话来说,亡国,只不过是改朝换代而已,并没有什麽大不了的事,这个国家兴亡的责任,是匹夫走卒的事;而天下兴亡就不同了,它关系到文化礼教能否传承的事,是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天下大事,这个责任,要由知识分子(士大夫)来担当。我虽不才,自认也读过两三本书,虽不敢自称为知识分子,但亦不会将自己贬为“匹夫”。我很不理解,国内一些自称为“知识分子”的人,那些官员士大夫们,口口声声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将自己放在匹夫走卒的行例,高举着爱国主义的旗帜,乐此不疲,实是有违祖宗孔老夫子的教导。他们不问天下兴亡之事,任凭礼教之消亡,打着匹夫的旗帜,高喊着爱国,中国将何在耳?况且以今当权者对国家定义“国家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爆力的工具”来看,这个国家有何可爱之处?形而下之器而已,离形而上之道远矣。这个国有儒文化的存在吗?有君临天下的气度吗?清末学者王国维以身殉天下之亡而投水自杀,其情也哀,其性也烈,可见中国天下之亡也久矣!
在国外,我时常看到不少一些匪夷所思的爱国主义事例:在香港97回归前几天,一帮在英国居住的香港人对着凤凰卫视说,“香港回归祖国了,我们要回去参加庆祝,香港被英国霸占一百多年,今天终于回归祖国,我们太高兴了。”天呀,这是什麽爱国主义?这个事我能做,他能做,就是你不能做,为什麽?你那麽爱国,何不搬回香港住,还赖在人家英国干嘛?而且还要庆祝这块土地离开这个国家呢。这就如吃人家,拿人家,还要掴人家一巴掌,这在我们儒家的“三纲五常”中能找到的伦理吗?于常伦不符呀。我经常在电视看到,在美国丶加拿大丶澳洲等国,两帮爱国和反爱国华人,在街头游行冲突打起来,这些爱国英雄和汉奸卖国贼,都到国外来表演了。实际上,你英雄,回国去效劳吧;他卖国,他在国外,能把中国卖了吗?一切都如唐诘呵德战风车一样荒唐。最近还听说国内拒买日本货,还火烧日本汽车。这种爱国行为,真能打倒日本鬼子了吗?阿拉伯中东某些国家的蒙面人,拿着自动步枪在街上朝天乱放,烧掉美国国旗,跺了几脚,这样就打倒美帝国主义了。我们别笑人家,只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
爱国丶爱乡并非坏事。但上升到一个图腾,一个政治图腾,人活得真够累了。你不能活得自在点,轻松点吗?据说有一个中国旅游团在瑞士一家酒店住,店的服务员为了好安排,问导游明天几点用早餐,导游应承8点,第二天该团有些人起得早,不到8点就要进餐厅,服务员不让进。那些爱国志士们首先想到的是他歧视我们中国人,为什麽给那些黄毛白脸人进去,就是不给我们中国人进?打,一拳就过去…
说实在的,如今的爱国主义者真不敢恭维,除了讲我拳头硬了,钱多了,还有什麽呢?随地吐痰,乱丢垃圾,假话连篇,道德败坏。孔孟讲的天下之礼教还残存多少呢?一个让人崇敬丶钦服的大国,不是说我有几条大炮,有几个钱就可以称为强国的。我们自称是孔孟的後代,既在丢失了“礼丶义丶廉丶耻”的精神文明。代之而起的,只是那个龙腾式的爱国主义。儒家文化是不讲爱国主义的,治国也只是儒家做人的一环。〈大学〉里讲“修身丶齐家丶治国丶平天下”,治国要在修好自身,养活家人的情况下才能讲治国,而治国,也不是什麽了不起的事,在儒家来讲,平天下才是君子的抱负。
想当年民国有一个叫蒋介石的人,为了搞独裁极权,将国民党和国家捆梆在一起,党国不分,爱党即爱国。但国越治越烂,最後败退到台湾岛。其不闭门思过,还搞“白色恐怖”,将〈自由中国〉杂志主编雷震寇上“共匪”的冒子抓起来,把爱党爱国运动推向新高潮。殷海光教授忍无可忍,站出来说:“我们所处的时代,正是需要说真话的时代,然而今日我们偏偏最不能说真话…官方据以制言论自由的王牌有如後的几张-“国家利益”,“基本国策”,“非常时期”,“紧急事态”,“非国即共”。藏在这一套说法背後的,有一些更深沈的想法,就是以为“政党即政府”,而“政府即国家”,不幸之至。这些想法是根本错误的,而且是近几十年来祸乱之一源。一个国家以内,只可有一个政党的说法,是现在独裁极权统治的说法,在现代民主国家,一个国家以内,在同一时期可以有几个政党,但是在同一时期,只能有一个政府。所以,除非我们承认独裁极权政治,否则我们不能承认“政党即是政府”丶“政府便是国家”。国家是永久的,不可更换的,政府不是永久的,而且是可以更换的。“(〈台湾民主运动40年〉李筱峰着,自立晚报出版,58页)殷海光教授乃大名鼎鼎李敖的老师,其说“国家是永久的”不敢苟同外,其言可说是一针见血,此仅供爱国专业户参考。(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然,感动归感动,深究起来,人家如今讲爱国主义是在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爱国必须爱政府,爱党。你虽然是黄皮肤,流着华夏人的血,但你既在狄夷之邦居住,你有资格谈论爱国主义吗?你只不过是我中华民族的败类。
想当年,那个将华夏文明定于一尊的孔老夫子,说仁丶说克己丶说复礼,还有礼义廉耻丶诚心及天下都说了。就是没有说爱国主义,一点都不给我们现代中国人留面子,还告戒我们什麽“危邦不入,乱邦不居”。他居然还做鲁国的“汉奸”,明明他是鲁国人,既不爱国,跑到其他国家去说三道四,提倡什麽“克己复礼为仁”,搞出个天下文化来。这不是明摆着与我们现代爱国愤青过不去嘛?你是那家子“圣人”?根本就没有先见之明,早年你若发表一二篇爱国主义文章,就不会浪得虚名了,包你现在火红得不得了。文革时批你孔夫子是复辟狂,是开历史倒车的反革命分子也怪不得我们了,你太不懂得爱国了嘛。
孔夫子何之不幸?他生不逢时,或说脑袋太过于僵化,为什麽偏偏…?太不懂得与时俱进了。
那些後来的所谓鸿儒俊杰,包括那些曾子丶子思丶孟子丶旬子什麽的,大谈什麽天下文化,就是不把爱国主义放在眼里,宋朝还有个范仲奄,提出什麽“先天下之忧而忧,後天下之乐而乐”,一副己人忧天的样子,真是气刹我了。你就不能谈谈爱我中国什麽的,给我们後代留下点爱国主义遗产?
其实上,儒家文化是把“天下”放在首位的。〈孟子〉一书说“人有恒言,皆曰:【天下丶国丶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君子之守其身而天下平。”〈大学〉一书亦言“修身丶齐家丶治国丶平天下”。“平天下”是儒家君子的最高理想:“是故君子动而世为天下道,行而世为天下法,言而世为天下则,远之则有望,近之则不魇”(〈中庸。三重章〉)。孔子虽为鲁国人,但其不仅不讲如何爱鲁国丶爱乡爱党,还对此持批判的态度,他告戒人们乱邦不入,危邦不居,不要为无道的国君做事,要退隐其身;对乡愿,诉之为德之贼,对结党的人诉之为小人。从儒家的创始人孔子的言行我们可以看出,爱国主义丶民族主义决不是儒家文化。
儒家文化传承五千年,其是有一套系统的理论运作的。孔子是儒家文化的创始人,而孔子说他“述而不作”,又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这个儒家文化可以肯定是从周文王创立的礼教文化而来。孔子继承丶发扬光大了周朝时代的文化遗产。我们要了解儒文化,当然得从〈周易〉入手。〈周易〉据说是周文王所作,表面上看它是一本算卜的书,但其〈系辞传〉(据说为孔子所作)既是讲人生对宇宙世界最一般的看法,也就是我们讲的人生哲学观。儒家是如何看待这个宇宙世界的呢?以我的理解,儒家文化讲最根本的东西就是“天道”。〈周易。系辞传〉认为整个宇宙世界有一个天道存在,我们人类的生存,必须遵循天道而生活,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人是不能违背天道而行的。〈系辞传〉认为,宇宙世界的形成从“乾元”开始(“大始乾元”),然後有“坤”,乾代表天,坤代表地,形成一阴一阳,刚柔互相摩擦,形成八挂相荡,然後有风雨雷电交加,有四时运转,然後生出我们人类男女及万物,这个世界就这样形成了。故〈系辞传〉开章就说:“天尊地俾,乾坤定矣。俾高以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刚柔断矣。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易〉卜就是根据这个天道运转的规律而给人定凶吉的。所谓的“乾坤,其〈易〉之蕴耶?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毁,则无以见〈易〉。〈易〉道不可见,则乾坤或几乎息矣”(〈易。系辞传上〉)。故说儒家文化非常注重这个“天道”(一阴一阳谓之道),可以说这个“天道”是我们人类来源的根本,没有它,就没有我们人类世界的一切。孔子说仁,孟子说君子深造之学问,及後来的〈中庸〉讲“率性之谓道”,说“诚”,又定出“亲亲杀”丶“尊尊等”的人伦关系,都是根据〈易〉的天道而来。故後人说〈易经〉为群经之首是有道理的。所以儒家是讲“敬天丶畏天”的天道文化。“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孟子语),人在做,天在看,中国民间说的“举头三尺有神灵”是也。
所以,儒家的天下文化,其实质上就是天道文化。即天道下的文化。其视天下怆生万物由天道而来,吾人对天下万物,特别是人类要有“恻隐之心”(孟子语),即孔子讲的仁义道德,仁人之心。故孔子讲“忠恕”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丶“反诸求己‘等自我修身哲学,都以“仁”为标准。儒文化最大的特点是从自我修身做起,自我修为好了,才能以己达人,以己立人。个人的道德品质修养不好,别说治国平天下,敬养父母丶妻女都有问题。故儒家讲的天下文化,最终还是落实到个人身上,即从自我做起。这个自我修为,不是为人民服务,也不是为了党的事业,而是为了自己。孔子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就表明儒者是为了造就自我,是为自己而活,不是为别人而活。用现代流行的话说,儒主张的就是“洁身自爱”。孟子亦说,“君子之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源,故君子欲其自得也。”(〈孟子。离娄下〉)“自得”是儒家的内核文化。这个“自得”,以得天道成圣为儒家最高理想。
至以这个爱国主义遗产,发源于何时?大概可以追溯到当年楚国的屈原,楚王不用他,感到怀才不遇,唱了很多热爱楚国的悲歌,他可能就是爱国主义的祖师爷。不过屈原爱的楚国只是周王朝的一个小国,未免太狭隘了。以今爱国主义者来看,屈原不仅称不上爱国诗人的颔头,还有阻碍中国统一之嫌。到了明王朝末期後,那些明朝的遗老,声称不做亡国奴,要反清复明。到了清末,此议越演越烈,不过不是反清复明,而是西方列强,那个民国初的“五四运动”,不仅要打倒卖国贼,连孔家店也拔了。这就是我们最伟大的爱国主义运动。中国的现代知识分子,把爱天下转变为爱国,实乃精神文化的墯落,也是对儒文化的莫大讽刺。
清人王夫之说,“亡国乃朝廷之更迭;亡天下乃礼教之消亡”。他还说,国之兴亡,匹夫有责,天下兴亡,则是士大夫的责任了。换句话来说,亡国,只不过是改朝换代而已,并没有什麽大不了的事,这个国家兴亡的责任,是匹夫走卒的事;而天下兴亡就不同了,它关系到文化礼教能否传承的事,是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天下大事,这个责任,要由知识分子(士大夫)来担当。我虽不才,自认也读过两三本书,虽不敢自称为知识分子,但亦不会将自己贬为“匹夫”。我很不理解,国内一些自称为“知识分子”的人,那些官员士大夫们,口口声声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将自己放在匹夫走卒的行例,高举着爱国主义的旗帜,乐此不疲,实是有违祖宗孔老夫子的教导。他们不问天下兴亡之事,任凭礼教之消亡,打着匹夫的旗帜,高喊着爱国,中国将何在耳?况且以今当权者对国家定义“国家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爆力的工具”来看,这个国家有何可爱之处?形而下之器而已,离形而上之道远矣。这个国有儒文化的存在吗?有君临天下的气度吗?清末学者王国维以身殉天下之亡而投水自杀,其情也哀,其性也烈,可见中国天下之亡也久矣!
在国外,我时常看到不少一些匪夷所思的爱国主义事例:在香港97回归前几天,一帮在英国居住的香港人对着凤凰卫视说,“香港回归祖国了,我们要回去参加庆祝,香港被英国霸占一百多年,今天终于回归祖国,我们太高兴了。”天呀,这是什麽爱国主义?这个事我能做,他能做,就是你不能做,为什麽?你那麽爱国,何不搬回香港住,还赖在人家英国干嘛?而且还要庆祝这块土地离开这个国家呢。这就如吃人家,拿人家,还要掴人家一巴掌,这在我们儒家的“三纲五常”中能找到的伦理吗?于常伦不符呀。我经常在电视看到,在美国丶加拿大丶澳洲等国,两帮爱国和反爱国华人,在街头游行冲突打起来,这些爱国英雄和汉奸卖国贼,都到国外来表演了。实际上,你英雄,回国去效劳吧;他卖国,他在国外,能把中国卖了吗?一切都如唐诘呵德战风车一样荒唐。最近还听说国内拒买日本货,还火烧日本汽车。这种爱国行为,真能打倒日本鬼子了吗?阿拉伯中东某些国家的蒙面人,拿着自动步枪在街上朝天乱放,烧掉美国国旗,跺了几脚,这样就打倒美帝国主义了。我们别笑人家,只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
爱国丶爱乡并非坏事。但上升到一个图腾,一个政治图腾,人活得真够累了。你不能活得自在点,轻松点吗?据说有一个中国旅游团在瑞士一家酒店住,店的服务员为了好安排,问导游明天几点用早餐,导游应承8点,第二天该团有些人起得早,不到8点就要进餐厅,服务员不让进。那些爱国志士们首先想到的是他歧视我们中国人,为什麽给那些黄毛白脸人进去,就是不给我们中国人进?打,一拳就过去…
说实在的,如今的爱国主义者真不敢恭维,除了讲我拳头硬了,钱多了,还有什麽呢?随地吐痰,乱丢垃圾,假话连篇,道德败坏。孔孟讲的天下之礼教还残存多少呢?一个让人崇敬丶钦服的大国,不是说我有几条大炮,有几个钱就可以称为强国的。我们自称是孔孟的後代,既在丢失了“礼丶义丶廉丶耻”的精神文明。代之而起的,只是那个龙腾式的爱国主义。儒家文化是不讲爱国主义的,治国也只是儒家做人的一环。〈大学〉里讲“修身丶齐家丶治国丶平天下”,治国要在修好自身,养活家人的情况下才能讲治国,而治国,也不是什麽了不起的事,在儒家来讲,平天下才是君子的抱负。
想当年民国有一个叫蒋介石的人,为了搞独裁极权,将国民党和国家捆梆在一起,党国不分,爱党即爱国。但国越治越烂,最後败退到台湾岛。其不闭门思过,还搞“白色恐怖”,将〈自由中国〉杂志主编雷震寇上“共匪”的冒子抓起来,把爱党爱国运动推向新高潮。殷海光教授忍无可忍,站出来说:“我们所处的时代,正是需要说真话的时代,然而今日我们偏偏最不能说真话…官方据以制言论自由的王牌有如後的几张-“国家利益”,“基本国策”,“非常时期”,“紧急事态”,“非国即共”。藏在这一套说法背後的,有一些更深沈的想法,就是以为“政党即政府”,而“政府即国家”,不幸之至。这些想法是根本错误的,而且是近几十年来祸乱之一源。一个国家以内,只可有一个政党的说法,是现在独裁极权统治的说法,在现代民主国家,一个国家以内,在同一时期可以有几个政党,但是在同一时期,只能有一个政府。所以,除非我们承认独裁极权政治,否则我们不能承认“政党即是政府”丶“政府便是国家”。国家是永久的,不可更换的,政府不是永久的,而且是可以更换的。“(〈台湾民主运动40年〉李筱峰着,自立晚报出版,58页)殷海光教授乃大名鼎鼎李敖的老师,其说“国家是永久的”不敢苟同外,其言可说是一针见血,此仅供爱国专业户参考。(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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