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诞节马上来临了。圣诞节是纪念耶稣诞生的日子。早先的圣诞庆祝活动限于基督教徒,只是十九世纪以后,逐渐演变成为更多人群享用的节日。但即使是在已经非常世俗化的今日,圣诞节在西方仍然保持着很浓的宗教意味。因为在这一天,父母们都要对孩子讲解耶酥的来历。
2000年前,上帝的独子耶酥道成肉身,因着圣灵成孕来到世上人间其意义是: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耶酥”这位把人类从罪恶中拯救出來的救世主,为除去世人的罪,最后在十字架上付上了自己的宝血作为赎价。这就是基督耶稣为我们所成就的:他担当了世人的众罪,涂抹了我们的过犯,洗净我们的污秽,医治信徒灵里的疾病。
这是圣诞节的来历和纪念它的意义。但对沉眠于这个节日的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对此几乎一无所知。
中国人是不信上帝的,近些年之所以有那么多人偏爱圣诞节,是因为这个节日镶嵌了更多的西方流行文化符号,而不是别的。没有信仰的中国人的生活是乏味的,单调的,圣诞节让他们找到了情趣,并得以附-庸-风-雅。
虽然中国号称是无神论国家,但下层百姓对各种神或偶像的狂拜却比比皆是。下层的多神论和泛神论与统治阶层的无神论形成鲜明了对比。
道教和佛教是中国信奉的两大宗教。但这两门宗教没有一个独立的人格神作为思想体系的核心。道教自诞生起,就是了一种诅咒邪神的妖术体系;至于佛教,它来到中国后,尤其今日,就由中国人的实用功利的态度而变了形。
在中国人的庙宇里,佛、菩萨、玉皇大帝和其他自封的诸神的排列是暂时性的任意组合,一直在变换顺序,中国人的头脑里,神的权威大小是不固定的。正因为此,让中国人理解信念形式是相互排斥的,是件非常费力的事,中国人不知道什么叫逻辑矛盾,但却本能的知道怎样通过曲解双方,去调和两个不可相容的命题。比如说张飞庙里,既供奉着张飞,却又供奉着菩萨,张飞杀人如麻,而菩萨却有着一棵善良的心肠。
可以说,没有一个文明的民族的宗教观念像中国人这样混乱,也没有一个文明的民族像中国人这样迷信,这样轻信。情况确实是这样,中国人是神三分敬,见神就磕头,进庙就烧香。但中国人把对众神的态度竟是建立在纯粹的假设基础上:信则灵。他们可以随便假设一个神,使之为人服务。至于神对人的要求,他们并不认真。
虽然中国人用跪拜来表明他们的虔诚,但宗教的神圣感似乎于他们毫不相干,中国所有的神灵崇拜不是一系列宗教仪式,就是一桩交易,——多少崇拜可以得到多大好处,如果你问那些磕头烧香的佛教徒为什么拜佛,他一定会答到:因为我从他那里得到了什么什么好处。中国人处理问题中缺少原则、在人际交往中缺乏真诚的秉性,更多体现在了对待宗教的实用主义态度中。
对人生的终极关怀的淡漠和心目中没有一个至高无上的神,使得国人缺少抵御专制权力的精神力量。历史上中国专权统治者正是利用国人的这种秉性,在允诺给人们带来无限好处时,总是不失时机地、巧妙地把自己打扮成拯救人民的神(虽然中国统治阶层经常表明自己是无神论者,他们心目中没有神,是因为他们把自己装扮成了神。)目的是使人民整个精神生活都受到专权者的控制,整个的人生也依赖于专权者。正因为此,在中国人观念中,政府无所不能的,其权力无所不在的,政府永远“伟光正”,没有人会对它本身的合法性提出质疑。
在西方,近代的个人自由和个人权利,是在基督教下得以孕育形成并发育成熟的。在中国这样的世俗政治环境里,很难能培育出个人自由和权利的政治意识。
如果说宗教不仅仅是伦理道德,那可以有理由说中国人没有宗教。一个基督徒在“恺撒的权力”与“上帝的权力”发生冲突时,会义无返顾地选择上帝而不是人,中国人的态度正与此相反,他们多半会屈从于专权者。
如果说,谁是他们心目中的上帝,应该说专权者才是中国人心目中永远的上帝。
2000年前,上帝的独子耶酥道成肉身,因着圣灵成孕来到世上人间其意义是: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耶酥”这位把人类从罪恶中拯救出來的救世主,为除去世人的罪,最后在十字架上付上了自己的宝血作为赎价。这就是基督耶稣为我们所成就的:他担当了世人的众罪,涂抹了我们的过犯,洗净我们的污秽,医治信徒灵里的疾病。
这是圣诞节的来历和纪念它的意义。但对沉眠于这个节日的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对此几乎一无所知。
中国人是不信上帝的,近些年之所以有那么多人偏爱圣诞节,是因为这个节日镶嵌了更多的西方流行文化符号,而不是别的。没有信仰的中国人的生活是乏味的,单调的,圣诞节让他们找到了情趣,并得以附-庸-风-雅。
虽然中国号称是无神论国家,但下层百姓对各种神或偶像的狂拜却比比皆是。下层的多神论和泛神论与统治阶层的无神论形成鲜明了对比。
道教和佛教是中国信奉的两大宗教。但这两门宗教没有一个独立的人格神作为思想体系的核心。道教自诞生起,就是了一种诅咒邪神的妖术体系;至于佛教,它来到中国后,尤其今日,就由中国人的实用功利的态度而变了形。
在中国人的庙宇里,佛、菩萨、玉皇大帝和其他自封的诸神的排列是暂时性的任意组合,一直在变换顺序,中国人的头脑里,神的权威大小是不固定的。正因为此,让中国人理解信念形式是相互排斥的,是件非常费力的事,中国人不知道什么叫逻辑矛盾,但却本能的知道怎样通过曲解双方,去调和两个不可相容的命题。比如说张飞庙里,既供奉着张飞,却又供奉着菩萨,张飞杀人如麻,而菩萨却有着一棵善良的心肠。
可以说,没有一个文明的民族的宗教观念像中国人这样混乱,也没有一个文明的民族像中国人这样迷信,这样轻信。情况确实是这样,中国人是神三分敬,见神就磕头,进庙就烧香。但中国人把对众神的态度竟是建立在纯粹的假设基础上:信则灵。他们可以随便假设一个神,使之为人服务。至于神对人的要求,他们并不认真。
虽然中国人用跪拜来表明他们的虔诚,但宗教的神圣感似乎于他们毫不相干,中国所有的神灵崇拜不是一系列宗教仪式,就是一桩交易,——多少崇拜可以得到多大好处,如果你问那些磕头烧香的佛教徒为什么拜佛,他一定会答到:因为我从他那里得到了什么什么好处。中国人处理问题中缺少原则、在人际交往中缺乏真诚的秉性,更多体现在了对待宗教的实用主义态度中。
对人生的终极关怀的淡漠和心目中没有一个至高无上的神,使得国人缺少抵御专制权力的精神力量。历史上中国专权统治者正是利用国人的这种秉性,在允诺给人们带来无限好处时,总是不失时机地、巧妙地把自己打扮成拯救人民的神(虽然中国统治阶层经常表明自己是无神论者,他们心目中没有神,是因为他们把自己装扮成了神。)目的是使人民整个精神生活都受到专权者的控制,整个的人生也依赖于专权者。正因为此,在中国人观念中,政府无所不能的,其权力无所不在的,政府永远“伟光正”,没有人会对它本身的合法性提出质疑。
在西方,近代的个人自由和个人权利,是在基督教下得以孕育形成并发育成熟的。在中国这样的世俗政治环境里,很难能培育出个人自由和权利的政治意识。
如果说宗教不仅仅是伦理道德,那可以有理由说中国人没有宗教。一个基督徒在“恺撒的权力”与“上帝的权力”发生冲突时,会义无返顾地选择上帝而不是人,中国人的态度正与此相反,他们多半会屈从于专权者。
如果说,谁是他们心目中的上帝,应该说专权者才是中国人心目中永远的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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