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表叔曾是后来爬上“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某某(现还健在)直接下属部门负责人,在毛泽东“引蛇出洞”的反右斗争中,他仅仅因为敢于直言的性格而被打成右派,从此成为“地、富、反、坏、右”黑五类的一员。历经了长达二十一年之久非人的苦难岁月。1979年他虽平反恢复了公职,现已离休,但回忆起那令人恐怖胆寒的长长黑夜,仍心有余悸,恶梦连连……
表叔被打成右派后,于1957年11月从机关下放到一个偏远的农村强迫改造,不久表婶也因受牵连相续从机关下放到另一处农村。孩子刚出生不久,嗷嗷待哺,无奈只好请个奶妈。奶妈是自己找上门来的。工价每月二十五元,吃用全包。没多久,上级说请奶妈是地主剥削农民,责令退了奶妈。奶妈走后,他们把孩子送到外婆家,由外婆用米粉喂养。这样一个完整的家被肢解为一家三地。表婶由于思儿心切,常常不顾一天的劳累,摸着黑夜,承受着晚间山野静寂的恐怖,回到外婆处,抱摸一下孩子,享受一阵子残缺不全的天伦之乐后,不待天明,又回到驻地。
由于右派的帽子,表叔和表婶见面也很尴尬,一个怕影响妻子,另一个害怕人家指责没有与丈夫划清界限,因此见一面也是借助黑夜的掩护,有时偶尔碰到夜行人相遇,对方惊叫遇到鬼了。
那一年表叔年仅四十六岁的母亲,拖着沉重的病躯,噙着思儿的泪水,离别了人世。表哥从来人报丧中得悉噩耗,悲痛至级。却不允许异乡坏分子回家送葬,只得强忍悲痛,跪拜卧室,面向东方,洒泪遥祭。
没多久,表叔和近五百名右派分子被集体押送到一个叫田螺围的地方开河。这是一项巨大的水利工程。他们被编成若干大队、中队、小组,白天在工地劳动有民兵看守,晚上睡觉有人放哨,而且规定不准请假外出,不能替换,不能与外人接触,家属亲友来了,接见时必须有管理人员与民兵在场,带来或邮寄的食物药品一律充公,完全与犯人管制无异。
强制劳动大大超出人的承受能力,人均每天挑土必须达七立方米。春夏两季,早晨四点开工,晚上十点收工。冬季早晨五点出工,晚上九点收工。没有午休,有时通宵达旦的干,所使用的簸箕扁担都是特别为为他们准备的“大号”,没有小的可拣。这样每天长达十六小时的超强度劳动,就是身体十分健壮的人在短期内便可拖跨。仅是挑土劳动还不说,还要把它当人整人的法子:工地上架设一个约五米高的三角木架,木架上放一面澡盆大的大鼓,每天安排两个民兵击鼓。挑土的速度以击鼓为号,挑土人的脚步必须岁鼓声的快慢而起落。行進时,成纵队,一个紧挨一个,不能随意跟改位置,更不能中途退出队伍。这个办法,他们管叫“鱼咬尾”。这一来,谁也别想休息,更别想偷懒。装土统一安排专人装,成尖形才够标准,谁也不能少挑。
由于他们原本是干部和教师,没有体力劳动的习惯,更无超能劳动的承受能力,数月后,不少人健康状况急剧恶化,有的病倒,有的累倒甚至累死。表叔原来人高体壮,这时人瘦如枯枝,心力完全憔悴,三十岁不到的他背驮腰弯,就象一个五、六十岁的老叟一般。他至今记得有一个文化局长,得了水肿病,好必须出工。因浑身没劲,一次只能挑三四十斤土。有一次一位大队干部下工地检查,发现他挑土很少,步履缓慢,顿时火起,从地上捡起一根粗大的草绳,套在他的颈上用力往前拉,嘴里骂道:“你反动,抗拒改造,他妈的,你不走,老子拉你走。”还没拉上几步,就倒下了。这位大队干部狰狞着脸骂道:“妈的,装死狗的东西。”
就这样表叔和右派们在那里强迫改造了120个日日夜夜,搬走了一座近十万立方米的山包。由于又要转移工地,直到119天的下午收了个早工。这时他们才看清自己住地房屋的坐落和形貌,因为他们从第一天晚上到达这里,就“两头不见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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