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权是个坏东西

读俞可平先生的《民主是个好东西》一文，有人得到鼓舞，有人感到受辱，也有人觉得糊涂。笔者愿在此与俞先生和上一阕，希望能给大家找一个共同出发点， 也许还能碰巧说出俞先生想说而不敢说的话， 即 “极-权-是-个-坏-东-西”。

极权是个坏东西。 因为极权制度没有一个对最高权力的约束机制。最高掌权者可能以极不公平的形式掌握极端的权力为所欲为。“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古时不说，只看现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毛让刘死，刘不得不死；毛欲林亡， 林不得不亡；毛叫周病无所医，周不得不乖乖病死在毛之前。

极权是个坏东西，因为在极权社会里，少数有权势的人不但会垄断物质资源，还要独霸精神资源。毛泽东当了政治领袖， 接下来就被捧为导师、诗人、书法家、哲学家等等。毛的共产党政治首领地位，当然是凭真本事取得，可以说是当之无愧。 但他一贯言而无信，陷害同志，淫人妻女， 能为人师表吗？他的诗词、书法、哲学理论等等，能经得起行家推敲鉴定吗？如果不是他当年一意孤行搞大跃进活生生饿死几千万平民，会不会还要自封为伟大的经济学家？

极权是个坏东西，因为极权制度只认强权，不求公义。法院大门八字开，有理无权莫进来。不管是上访难民还是封疆大臣，只要得罪了比他更有权势的人，就会大难临头，投诉无门。据说陈良宇下台前曽在上海市党委会上振振有词：“中央若要来调查上海的经济工作，我可以去打高尔夫球。中央若要来调查我的生活问题，我看政治局常委当中不说一半，至少有三分之一要先查查他们自己。”陈先生说得倒是痛快，却忘了自己是在给极权政府当差。你不 想想这政治局常委里人人都是硬生生比你官大一级，他们的“生活问题”岂容得你陈某人说三道四。不管自己是否已犯案在身，就凭你这一句话，一顶 “严重违反党纪”的老帽，你不戴谁戴？

极权是个坏东西，因为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无孔不入的权力导致无孔不入的腐败。在极权社会里，往往政府没有公信，社会缺少公义，人民丧失公德。工农兵学商，从中央到地方，无论是官是民，只要手中有一丝一毫的权力 都会肆无忌惮地寻租。于是乎，警察勒索邻居，医生敲诈病人，教师调戏学生，男上司霸占女下属等等下流行径，竟大行其道，成为必不可少的社会润滑剂，不如此无法行事为人。至于贪官污吏，更是如过江之鲫，明火执仗地鲸吞公产，强夺民居。难怪几年前有一政治笑话说: 江总书记到民间访贫问苦，遇一乡村野夫。江总问他生活上缺少什么需要党中央关怀照顾。村夫答曰什么都不缺，只缺陈胜吴广！

极权是个坏东西，因为极权社会容不得真理。极权政府往往操纵舆论，扭曲事实，编造历史，指鹿为马，颠倒黑白。国家头号大报，多次头版报道某地粮食亩产若干万斤，至今没有声明更正。六四弹压，“未死一人”。林彪得势，他就成了多年前带部队上井冈山与毛会师之人。刘少奇失势，就硬说他早在几十年以前便是“叛徒、内奸、工贼”，弄得妇孺皆知。至于其它家喻户晓的人物故事，如雷锋、董存瑞、金训华、刘文彩等等，不是凭空捏造张冠李戴，就是捏头去尾添油加醋，没有一个忠于事实原貌。事到如今，经过几十年的与时俱进，官场里假话成套，市场上假货泛滥，生活中假戏连台。假烟假酒假药，假夫假妻，假富翁假乞丐，假书假报，假文凭假钞票等等，时有所遇。要在这样的世道谋生，上级得强迫下级作假，老师得教导学生说谎，父母得带领子女编话。

极权是个坏东西，各个不同的极权国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会有不同的特点，情节会有轻重之分。举一个典型的例子：所谓“中华人民共和国”， 自始至今是一个极权国家，但它的前半期与后半期在形式与程度上有很大的不同。它的前二十七年在毛泽东的淫威之下，集古今中外所有极权制度之大全，倒行逆施，荼毒生灵，饿殍遍野，冤狱遍地，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而在毛死后的三十年，经过邓胡赵、江朱胡温等的技术改良，官员任期得到限制，为数众多的公务员、商人、学者等“精英”分得一杯羹，政敌失势一般不至于丢命，文人因言获罪也基本只坐牢不杀头，等等。这三十年确实可以说是中国至今五千年的专制极权历史上最开明的一段时期。

俞可平先生及其同事们正在建设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质上仍然是一个极权国家。从邓小平的“四个坚持”，到江泽民的“稳定压倒一切”，到胡锦涛的“保鲜”，都是与毛泽东的“以阶级斗争为纲”一脉相承，换汤不换药，不惜代价维护极权制度。如此这般， 中国只能在“一放就乱，一收就死” 、“反腐败亡党，不反腐败亡国” 、“改革是找死，不改革是等死”等死胡同里兜圈子。只有大刀阔斧切除专制极权的肿瘤，才有可能构建一个和谐社会，才有可能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

极权是个坏东西。俞可平先生，你说对不对?(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