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越南著名法学家、留德法学博士、河内国家大学法律系教授范维义为首的十多位有影响的专家学者联名向越南教育部上书，建议从现在起在全国小学和中学实行必修汉语的制度，并建议教育部制定教育大纲，规定学生于小学中学毕业时必须达到的汉语程度标准。
以上建议并不是由于近年来中国的经济和文化对越南产生越来越重要的影响力的事实而引发，而是越南人基于本民族历史和文化传统的传承这一重大问题的长期反省和抉择。越南拼音文字虽然已问世一百多年，但全面实行拼音化文字的历史并不长，直到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汉字仍然在越南民间适用，作者曾在一家住河内的朋友家中看到1942年用汉字书写的土地和房屋买卖契约。1945年9月2日越南成立民主共和国后，作为民族独立的象征，拼音文字才逐步法定化为“国语”得以全面取代汉字而成为唯一应用的文字。
文字是民族历史文化的载体和表现形式，同时其本身也是民族历史文化不可分割的部分。改变文字将意味着割断历史，意味着毁弃历史和文化。这个道理已经为越来越多的越南人痛切地认识到。范维义教授在他的新著《经济法专论》中，在谈到研究古代法律和乡俗习惯的困难时，有这样的感叹：“自从以拼音文字取代汉字之后，除了人们已经赞美过的那些好处之外，越南人似乎也自我筑起了一道将后人与先辈隔离开来的语言和文化的围墙。一些词汇如律、例、契约、判官等等，现在只在书本上才偶尔见到，现代的越南人大多数已很少能感受到其背后所隐含的文化的哲理的和精神的价值”。
放弃汉字使越南的史学研究陷入困境。修越南历史的学生只能读到那不多的经过历史学家翻译加工的教科书，而大量的汉字历史文献却只有很少的人能读懂，根本没有力量开发整理。整理出来的东西也走了样，试想，拼音文字如何能够承载每个方块字那丰富的文化信息？长期以来越南培养历史学研究人员的模式是学汉语、到中国留学。多年来，中国人民大学接收了大量越南史学研究人员。但由于缺乏汉文字的大众化基础，历史研究的面终将越来越窄。
去到越南旅游的中国人都会注意到，越南的历史文化与中国文化密不可分。所有庙宇、祠堂和村社古迹都有精美的汉字诗词对联相衬托，孔子、关公受到顶礼膜拜。走进政府机关、学校、公司、宾馆，时常可以见到汉字书法的挂匾。走进一家越南人家，时常可以看到汉字书写的祖传对联和牌匾，其书法之精美、对仗之工整、蕴意之深刻每次都令笔者注足流连。笔者曾应邀到河内一阮姓朋友家作客（其女儿在笔者所在的广西民族学院留学），主人有收藏古物的爱好，其堂屋三面柜台摆满数十件中国历代瓷器，正面墙上高高悬挂着书写“江山豪气”的金色雕花横匾，横匾两边有两条长长的黑漆柚木词牌相衬托，上面的唐宋诗词以螺壳釉彩书就，闪动着彩色亮光。最打动我的是那“江山豪气”四字行书横匾，字体洒脱而苍劲，令人顿生指点江山的豪迈之气。横匾为柚木质料，四周为精湛的雕花手工，刻有左凤右猴上雀下鹿，喻公侯爵禄之意，表面为金黄色，主人说那是用金粉覆盖而成，其艺术和文化价值足以作为传家之宝。
经常有越南朋友拿来发黄的家谱或祖辈遗留的文书请笔者翻译给他们听。其中的文字只有极少数笔者看不懂，那是所谓越南独创的“南字”。这样的事情碰到的多了，笔者就把它作为一个问题不断地跟越南人讨论，我问你们看不懂祖先遗留下来的文字记录不感到可惜吗？他们有的面露愧疚尴尬之色，有的于嬉笑之中叹息对不起祖宗。我问那你们想不想恢复使用汉字？他们说那也难，因为汉字太难写了。这是事实，让成年人重新学会一门语言文字是很困难的，但从幼年开始学就不见得难。他们的先辈不就是这样长大的！
日常生活中越南人也离不开汉字。如结婚时必用红双 “喜”字，年画挂历上常见有“福”字，红灯笼上有“安”、“顺”、“泰”等字。冥钱模版要用汉字刻制，上香祭祖或拜佛时也要用汉字。曾有一个中年妇女要笔者写一“心”字给她，说将它放在祖宗灵位上会得到祖宗的保佑，或上庙拜佛时带上将会更灵验。新建寺庙不用汉字装饰就不象，但那汉字写的跟古寺庙里的相比，书法水准就差的远了。随着中国经济和文化对越南的影响力不断加深，越南学汉语的人越来越多。一些外资集中的城市如河内、海防、胡志明、岘港，大大小小的外语培训班多如繁星，其中要数学汉语的人最多。
越南拼音文字存在一些缺陷也显现出它的不足。当年文字改革者在借用拉丁字母时，将其中一些字母加以改造，在其上方或内部稍作添加，然后将声调（越南语有六个声调）标在文字的上方或下方，写起来令人有拖泥带水之不便。越南语言的基础是汉语，百分之七十是汉字的拼音化，即“汉越音”。不同汉字的拼音形式经常是一样的，如越语Thuong字有“受伤”、“疼爱”、“商业”等义，越语Tu字有儿子之“子”义，君子之“子”义，也有死亡之“死”义。截然不同的含义混合在同一个词里，使用起来让人感到别扭。拼音文字以长见“长”，不如汉字结构多样、紧凑、单个字所占空间小但信息量丰富从而节省纸张。一本四百页的越文书籍翻译成中文肯定不超过二百页。
向越南教育部提出上述建议案的各位专家学者全部有留学国外的经历，是当今越南各个领域享有较高声誉的名家，他们的建议既代表了越南官僚阶层的想法，也代表了普通民众的愿望，同时他们本身就是知识分子阶层的权威代表，可以说，他们的建议案具有最广泛的代表性，是越南全民族经过百年拼音文字实践和反思的结果，在政治上目前也想象不出有什么障碍，所以该建议案的最终通过应该是可以预料的。
当然，全面实施上述建议案在目前阶段也存在不少困难，最主要障碍是师资力量不足。可行的方案只能是先从城市开始，逐步向农村和边远地区推行。河内等大城市已有一些以外语为特色的学校于多年前就从小学开设汉语课了。设想，如果上述建议案得以形成制度并得到切实、全面和不间断地实施，经过两代人即四五十年的时间，全体越南人都会写汉字、说汉语，那时，全面实行汉语言文字化也不是没有可能。
以上建议并不是由于近年来中国的经济和文化对越南产生越来越重要的影响力的事实而引发，而是越南人基于本民族历史和文化传统的传承这一重大问题的长期反省和抉择。越南拼音文字虽然已问世一百多年，但全面实行拼音化文字的历史并不长，直到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汉字仍然在越南民间适用，作者曾在一家住河内的朋友家中看到1942年用汉字书写的土地和房屋买卖契约。1945年9月2日越南成立民主共和国后，作为民族独立的象征，拼音文字才逐步法定化为“国语”得以全面取代汉字而成为唯一应用的文字。
文字是民族历史文化的载体和表现形式，同时其本身也是民族历史文化不可分割的部分。改变文字将意味着割断历史，意味着毁弃历史和文化。这个道理已经为越来越多的越南人痛切地认识到。范维义教授在他的新著《经济法专论》中，在谈到研究古代法律和乡俗习惯的困难时，有这样的感叹：“自从以拼音文字取代汉字之后，除了人们已经赞美过的那些好处之外，越南人似乎也自我筑起了一道将后人与先辈隔离开来的语言和文化的围墙。一些词汇如律、例、契约、判官等等，现在只在书本上才偶尔见到，现代的越南人大多数已很少能感受到其背后所隐含的文化的哲理的和精神的价值”。
放弃汉字使越南的史学研究陷入困境。修越南历史的学生只能读到那不多的经过历史学家翻译加工的教科书，而大量的汉字历史文献却只有很少的人能读懂，根本没有力量开发整理。整理出来的东西也走了样，试想，拼音文字如何能够承载每个方块字那丰富的文化信息？长期以来越南培养历史学研究人员的模式是学汉语、到中国留学。多年来，中国人民大学接收了大量越南史学研究人员。但由于缺乏汉文字的大众化基础，历史研究的面终将越来越窄。
去到越南旅游的中国人都会注意到，越南的历史文化与中国文化密不可分。所有庙宇、祠堂和村社古迹都有精美的汉字诗词对联相衬托，孔子、关公受到顶礼膜拜。走进政府机关、学校、公司、宾馆，时常可以见到汉字书法的挂匾。走进一家越南人家，时常可以看到汉字书写的祖传对联和牌匾，其书法之精美、对仗之工整、蕴意之深刻每次都令笔者注足流连。笔者曾应邀到河内一阮姓朋友家作客（其女儿在笔者所在的广西民族学院留学），主人有收藏古物的爱好，其堂屋三面柜台摆满数十件中国历代瓷器，正面墙上高高悬挂着书写“江山豪气”的金色雕花横匾，横匾两边有两条长长的黑漆柚木词牌相衬托，上面的唐宋诗词以螺壳釉彩书就，闪动着彩色亮光。最打动我的是那“江山豪气”四字行书横匾，字体洒脱而苍劲，令人顿生指点江山的豪迈之气。横匾为柚木质料，四周为精湛的雕花手工，刻有左凤右猴上雀下鹿，喻公侯爵禄之意，表面为金黄色，主人说那是用金粉覆盖而成，其艺术和文化价值足以作为传家之宝。
经常有越南朋友拿来发黄的家谱或祖辈遗留的文书请笔者翻译给他们听。其中的文字只有极少数笔者看不懂，那是所谓越南独创的“南字”。这样的事情碰到的多了，笔者就把它作为一个问题不断地跟越南人讨论，我问你们看不懂祖先遗留下来的文字记录不感到可惜吗？他们有的面露愧疚尴尬之色，有的于嬉笑之中叹息对不起祖宗。我问那你们想不想恢复使用汉字？他们说那也难，因为汉字太难写了。这是事实，让成年人重新学会一门语言文字是很困难的，但从幼年开始学就不见得难。他们的先辈不就是这样长大的！
日常生活中越南人也离不开汉字。如结婚时必用红双 “喜”字，年画挂历上常见有“福”字，红灯笼上有“安”、“顺”、“泰”等字。冥钱模版要用汉字刻制，上香祭祖或拜佛时也要用汉字。曾有一个中年妇女要笔者写一“心”字给她，说将它放在祖宗灵位上会得到祖宗的保佑，或上庙拜佛时带上将会更灵验。新建寺庙不用汉字装饰就不象，但那汉字写的跟古寺庙里的相比，书法水准就差的远了。随着中国经济和文化对越南的影响力不断加深，越南学汉语的人越来越多。一些外资集中的城市如河内、海防、胡志明、岘港，大大小小的外语培训班多如繁星，其中要数学汉语的人最多。
越南拼音文字存在一些缺陷也显现出它的不足。当年文字改革者在借用拉丁字母时，将其中一些字母加以改造，在其上方或内部稍作添加，然后将声调（越南语有六个声调）标在文字的上方或下方，写起来令人有拖泥带水之不便。越南语言的基础是汉语，百分之七十是汉字的拼音化，即“汉越音”。不同汉字的拼音形式经常是一样的，如越语Thuong字有“受伤”、“疼爱”、“商业”等义，越语Tu字有儿子之“子”义，君子之“子”义，也有死亡之“死”义。截然不同的含义混合在同一个词里，使用起来让人感到别扭。拼音文字以长见“长”，不如汉字结构多样、紧凑、单个字所占空间小但信息量丰富从而节省纸张。一本四百页的越文书籍翻译成中文肯定不超过二百页。
向越南教育部提出上述建议案的各位专家学者全部有留学国外的经历，是当今越南各个领域享有较高声誉的名家，他们的建议既代表了越南官僚阶层的想法，也代表了普通民众的愿望，同时他们本身就是知识分子阶层的权威代表，可以说，他们的建议案具有最广泛的代表性，是越南全民族经过百年拼音文字实践和反思的结果，在政治上目前也想象不出有什么障碍，所以该建议案的最终通过应该是可以预料的。
当然，全面实施上述建议案在目前阶段也存在不少困难，最主要障碍是师资力量不足。可行的方案只能是先从城市开始，逐步向农村和边远地区推行。河内等大城市已有一些以外语为特色的学校于多年前就从小学开设汉语课了。设想，如果上述建议案得以形成制度并得到切实、全面和不间断地实施，经过两代人即四五十年的时间，全体越南人都会写汉字、说汉语，那时，全面实行汉语言文字化也不是没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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